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举世关注，成为不争的事实。崛起的中国会不会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会不会称雄于亚洲，进而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惊人速度，特别是外贸和外资的膨胀，加上似乎取之不尽的低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会不会抢了别人的饭碗？这些“大问号”，使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引人注目。

对于中国人来说，国际事务和本国外交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关注焦点。2003年早春，围绕伊拉克的外交危机发展为美国的军事征服，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每日直播。朝鲜核危机引发了公众关于会不会进行“第二次抗美援朝”的议论。日本人对六七十年前侵略战争越来越“淡忘”，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中发生许多不愉快的大小事件，使“中日关系是否需要新思维”大大超越了专家学者讨论的范围。

不过，同国内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相比，外交终究是公众关注的“次重点”，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距离遥远。大多数中国人谨慎欢迎或者平静接受了政府在伊拉克、朝鲜和对日关系等问题上的务实政策，也接受了政府对“台独”行为的“后发制人”的克制态度。同时政府也十分注意引导舆论，既坚持传统的爱国教育，又避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全球化时代，在开放的中国，内政同外交日益相互影响，密不可分。例如，非典蔓延期间，外交工作也要全力以赴处理非典引起的国际问题。非典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何时能够解除国内外的旅行限制，不能由中国政府一家说了算，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更为权威。在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传统的主权观念必须转变。又如，朝鲜的核问题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边境难民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东北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政治稳定。还有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后产生的外贸摩擦，都进入了国际峰会的议程，无所谓内政外交的区分。

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安全，需要用新观念来增进。中国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惟有改革开放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人们还逐渐认识到，也惟有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其实是有局限性的。请看：卢旺达、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都是落后国家，哪个国家愿意去打它们？反倒是它们自己的内部纷争，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之所以挨打，不是因为力量的弱小，而首先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先进，没有能够挽救它在冷战中的失败；朝鲜发展核武器，给自己带来的恐怕是更多的安全压力而不是安全保障。种种事例说明，不单落后可能“挨打”，违反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更可能“挨打”。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增强了实力和国防，还使中国增加了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沟通能力。中国遵守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等等国际机构的规则，履行了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国际承诺，就使自己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面貌立于国际社会之林，取得了他国信任。开展少树敌、多交友的外交，对于改善国家安全环境的意义，绝不小于增强军事实力。

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强权国家的嫉妒、猜疑以至防范。中国同其他大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更容易使这种防范激化为冲突。因此，坚持在国内埋头苦干，在国外不挑头、不争霸，也就是“内聚实力，外修形象”，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是绝对必要的。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参加反恐的国际协调行动；在伊拉克问题上既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又没有挑头反对美国，而后又为伊拉克战后重建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在北京主持朝核问题的三方和六方会谈；坚持通过睦邻外交解决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这一系列的外交姿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这个安全“夙敌”的敌意和误解。

中国外交向着更加稳健务实的方向调整，是同国内政策相吻合、相协调的。因此，只要中共十六大确定的大政方针不变，外交战略就不会有大的调整，而是将沿着巩固睦邻友好、促进大国合作的基本方向继续拓展，显示出更为积极进取的姿态。

当然，展望2004年和未来的国际环境，仍然有不少外交难题需要处理。

首先是朝核问题。中国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更为积极地在朝美之间进行斡旋，得到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的交口称赞。可以说，这种居中调停，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上是史无前例的，需要逐步积累经验。同时，中国的斡旋首先是从自身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出发的，而不是像北欧国家调解巴以冲突那样超脱，因此难度很大，调解失败也会有一定风险。

通过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把朝鲜和美国同时请进了北京六方会谈的机制，但这只是缓解冲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可能更加艰难。由于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进程已经开始，中、韩、俄等国坚决反对动武；美国明年要大选，在伊拉克又搞得焦头烂额，对朝鲜动武在国内将不得人心，因此，2004年在朝鲜半岛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是否真的愿意将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核武装计划，换取美国单方面给它的一纸安全保证和某种国际经济援助？即使美朝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朝鲜答应停止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必然要求在朝鲜境内进行彻底核查，朝鲜能否接受？美国的目标仅仅是消除朝鲜的核威胁，还是把谈判作为缓兵之计，不实现朝鲜的“政权更迭”誓不罢休？考虑到双方立场的巨大差距和敌对心态，朝核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

对于越来越深地卷入朝核问题的中国来说，长久的难题是如何既避免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近期的难题，则在于如果六方会谈不能较快取得进展，美朝双方或其中一方不耐烦而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中国应当怎么办？中国坚决反对动武，也反对制裁朝鲜，但假如朝鲜通过核试验或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确实已经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可能提出对朝鲜进行多边国际制裁，并且要求中国参加。美国现在需要中国，是因为中国提供了它同朝鲜讨价还价的外交舞台。而它一旦认定外交手段无效，中国又不肯同它站在一起对朝鲜施加高压，就有可能加深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以为中国想同朝鲜甚至韩国联手，挤压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朝核问题是把中美关系拉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疑虑依然很深，可见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困难之大。

不过，对中美关系能否继续改善的最大考验还不是朝核问题，而是台湾问题。在2004年的外交议程上，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十分可能升温。3月台湾选举前后，各派候选人都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提出“公投”、“修宪”等刺激大陆的主张，逼迫大陆做出激烈的反应。台湾各派政治人物也会更为积极地寻求美国的政治支持。

布什政府虽然对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比过去更为明确的“反对台独”的承诺，也确实在私下警告过台湾当局不得在两岸关系上轻举妄动，但在美国的选举年，在美国国内的亲台反华势力仍然活跃时，华盛顿很难拉紧对台北的缰绳。美台军事关系日益密切，也是“台独”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如果大陆对台施加明显的军事压力，美方的反弹是可以预见的，这时中美关系就会由晴转阴。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在2004年也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收紧，就业形势没有明显好转。伊拉克战争搅动了国际安全格局和地缘经济格局，战后国际恐怖活动变本加厉，使国际投资活动愈加谨慎。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一系列挫折。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本来是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改善国际形象的主要环节，但在上述形势下，对外经济摩擦可能加剧，尤其是中美经贸纠纷可能引发政治摩擦。

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人对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颇多訾议。人民币币值过低、出口补贴太多造成产品倾销、违反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不够、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等等，都是经常听到的责难。经济学家大都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4年的汇率会不会有所调整，不仅是经济政策问题，也涉及外交上的全局考虑。

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没有明显改善，在2004年也不大可能有新的突破。日本朝野对中国崛起怀有相当大的疑虑。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人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后几代人对战争难得有负罪感，不能期待他们对历史有什么深刻认识。日本青年一代的眼光仍然朝向西方，对中国的好感不多。在中国方面，民间对日本的反感情绪也在上升，甚至可能超过了反美情绪。中国传统的做法是“内外有别”，无论是对日不满情绪的强烈发泄，还是对日关系中应出现“新思维”的呼吁，政府都会加以控制，以免干扰官方外交，进而让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影响国内稳定。

在政策层面，日本继续在国际战略上追随美国，在东亚经济合作等方面同中国形成竞争之势，在军事上警惕中国。因此，中国对日政策重新活跃起来的余地很小，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春暖花开。也许当中国进一步改善同其他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之后，中日双方才会同时感到清除障碍、握手言欢的迫切需要。在此之前，能够防止敌意增加、关系恶化，就可以基本满意了。

最后，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权益，是外交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出国经商、留学、工作、旅游、探亲的中国人成倍增加，在海外的民事纠纷、法律案件、移民事务、意外伤亡、传染病等等，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处理。国际恐怖主义也直接危及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命安全。“群众利益无小事”，中国驻外使领馆保护侨民的任务十分繁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外交已经不再局限于政府官员的神秘使命，而越来越同千家万户中国人的利益紧密相连了。“不干涉他国内政”仍然是国际法准则，但我们需要关注他国的内政，扩大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以维护本国利益，则是扩大开放以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