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何正确分析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确判断社会形势，科学推进社会管理，构建一个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对此谈几点认识。
一、主要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从各类信访事由以及群体性事件来看，当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劳动纠纷、环境保护、涉法涉诉、社会保障等方面。除此之外，军转干部、水库移民、民办教师、五七工、家属工等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较多。这些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政策原因也有领导方法原因，既有合理的诉求也有过高甚至非分的要求。总体来看，有6个方面的特点：
1.从数量来看，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仍然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频发期，而且不是短期内能够很快解决的，可能要持续较长一个时期。
2.从趋势来看，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当前的社会问题表现为由生存性向公平性转变、社会矛盾由个体性向群体性转变的趋势。
3.从性质来看，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暴力化倾向有所增加，有些事件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例如，在群体性事件中高喊 “反对腐败、惩治贪官”、“要民主、要人权”等。
4.从地域来看，一是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在城市，但是难点在农村。城乡二元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城乡矛盾与劳资矛盾、贫富矛盾、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相互交织。二是经济越发展的地方，问题和矛盾可能越多。这些年来，西部地区社会稳定的压力远大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当然，2011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本地群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加之传统的管理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东部地区社会冲突有所增加。
5.从根源来看，社会问题和矛盾表现在基层，实际根源在上层，也就是说体制和政策的不完善是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尽管有基层干部宗旨意识不强、素质能力不高、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一个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恐怕不是个人素质能力不强等个体性原因所能解释的，一定是体制、制度和政策存在问题。
6.从本质来看，当前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主要还是利益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为主要方式，不要夸大问题中的政治化倾向，不能简单地用强制的手段解决问题。
二、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产生的宏观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会一方面成就巨大、另一方面问题很多呢？主要是由于我国近几十年快速现代化发展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新的技术条件下进行的。具体来说，这种特殊的宏观因素有以下5个方面：
1.“五化两转”快速推进。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同时，经历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两个转变”。如果说“五化”是世界普遍发展的规律，那么“两转”就带有中国特色，特别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前所未有，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难度。
2.30多年与100多年的时空差异。我国真正的现代化发展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至今也就30多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以“五化”为动力和表现形式的现代化之路则走了100多年甚至200年。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中渐次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我国“时空压缩”的环境下集中表现出来。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然表现为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期。
3.社会需要结构深刻变化。人们的需求由过去的简单、低级向复杂多样、高级化方向转变，具体表现为基本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吃饭穿衣等不再是头号难题，但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标准却越来越高，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发展性、享受性、权利性的需求，表现为新的民生问题突出。不同群体和不同代际之间社会需求差异较大。传统的服务和管理方式已不能很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一些地方的群众不再简单地满足于民生改善，开始追求民主权利，要求实现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广东乌坎村事件就是一例。
4.既得利益格局开始形成。当前，群体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干群关系、劳资关系、贫富关系、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不够和谐。究其原因，在于不同群体在改革发展中受益程度不同，有些群体受益程度多，有些群体受益程度少，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群体是早期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在进一步的改革发展中，搞不好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因此，有人指出，深化改革首先需要破除既得利益格局。
5.网络虚拟社会迅速发展。我国当前拥有网民5.3亿人，手机用户10多亿，微博客用户2.8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获取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和传送信息，可以更加便捷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网络虚拟社会迅速发展，对现实社会和传统的社会管理构成了极大挑战。
三、观察社会和谐稳定的视角
不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不同，有些影响大一些、有些影响小一些，这不仅取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性质，更取决于社会稳定的本质。社会稳定的本质是政治稳定，即政权稳定，而政权稳定取决于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态度，也即对政党和政府的认可度。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有三种群体关系的状态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的程度。
1.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强势群体中包括官员群体、企业家和商界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优势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具有较高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对公共政策制定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相对而言，普通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就是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关系中至少有三种类型：一是干群关系，包括官民关系、党群干部、警民关系等；二是劳资关系；三是贫富关系。
2.强势群体之间的关系。由于强势群体掌握着优势的资源，如果不加以防范和限制，强势群体之间很容易结成联盟，拿各自的优势资源进行交换，互通有无，搞权钱交易、钱学交易、权学交易，表现为官商勾结、官学一家、商学一家。有学者把强势群体结盟称之为精英联盟，他们会妨碍公平正义，垄断社会资源，堵塞普通百姓向上层社会流动和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长期以往，极易形成上层寡头化，行为张扬专横霸道，造成社会群体上下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
3.失意精英群体与普通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有些过去比较能干而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预期的和现实的利益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或者保护，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成为失意精英。退休老干部、退休知识分子特别是退休教师、退伍转业军人以及失业大学毕业生，即所谓“三退一失”人员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成为失意精英。失意精英们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如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向普通弱势群体蔓延，利用普通弱势群体对于自身处境的不满情绪，双方结合起来，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有失意精英的参与和指点。除此之外，在一些现职干部、老板和知识分子中，也会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失意，产生“精英失意”现象。2004年四川省汉源瀑布沟水库移民事件、2005年湖北黄石撤市改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008年甘肃陇南群体性事件以及2012年发生的重庆万盛和綦江合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究其根本原因是“精英失意”带来的后果。
上述三种主要类型的群体关系状况是观察社会和谐稳定的风向标，其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所谓“强弱关系”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重要的因素，而其中的干群关系（包括党群关系）则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劳资关系。在一些经济发达地方，劳资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占到当地社会矛盾的一半以上。
当前，我国党群干群关系总体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不少不容乐观的问题，越往基层问题越严重。从党群干群关系状况看，我国社会稳定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潜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
四、推进社会管理的总体思路
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风险，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坚持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坚持依法管理、综合施策；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社会管理的这些原则和理念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从社会管理的内在规律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突破现有的思维定势，在更大范围内谋划，加快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在社会建设中推进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生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建设公民社会、建设城乡社区、建设社会规范。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两者相辅相承、不可分割。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建设比社会管理，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更加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意义。因此，必须把社会管理纳入到社会建设中去谋划和推进，不能简单地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否则很容易走向社会管控的老路。在社会建设中需要突出抓好改善民生，重点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收入分配、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为社会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防范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2.在“五位一体”中推进社会管理。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对于这样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不能仅仅局限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领域，还需要把它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布局中整体谋划和推进。也就是说，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有人指出，过去30多年，我国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改革的重心应该转向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艰巨性，当前应该重点抓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在更大范围改革社会体制，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高潮打好基础、做好准备。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是，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不可能单兵独进，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才能找到根本的出路。
3.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重心在基层。近年来，各地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主要围绕强化公共服务、创新工作方法、改革街居体制、整合社区资源、发展各类组织、使用专门人才、重视思想文化、推进基层民主等8个方面，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当前各地基层社会管理探索缺乏整体规划和设计，方式方法创新多，体制机制改革少。社会管理方法创新的效果取决于社会管理的体制，如果没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创新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也难以持续发展。中央应该组织专门人员研究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领导和工作机构，研究城市化背景下党委和政府社会管理的机构设置，构建一个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紧密结合，既体现源头治理，又体现动态协调，还能实现应急处置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4.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改革。2010年10月，中央政法委在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试点城市；2012年中央政法委进一步确定4个直辖市和9 个市（县）作为新一轮的社会管理试点地区，重点探索如何推进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城乡不同区域、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社会管理。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城乡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差异较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的乡镇街道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有的镇街常住人口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有的县、乡镇户籍人口本来就不多，加上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常驻人口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有的上万平方公里县域面积里常住人口只有十多万人。因此，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改革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资源配置，找准社会管理的切入点和工作抓手，尊重地方历史文化差异、社会结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社会心理差异，政策、制度和机构不搞一刀切，鼓励各地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速度，正确处理好民生与民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力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五、社会管理的关键和重点
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管好政府，重点在于建好社会。
政府和社会有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空间，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处于合作互补的关系，实现善治。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政府是政权的重要体现。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是全能型政府，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无处不在，政府或者说是国家吞没社会，国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强大而社会弱小。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经济领域的改革力度最大、成效最明显。但是，政府和社会方面改革发展的力度相对较小，成效不够明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国家与社会不分的情况有所转变，社会组织、自治组织有一定的发展，社会空间在不断增大，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也在不断增多，但是，总体上看，政府掌握的资源还是过于庞大，而社会发育程度仍然较低。政府权力过大、掌握资源过多，履行职能中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时有发生，社会自我服务管理的能力薄弱。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在社会群体、利益格局、需要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需求，迫切需要培育社会空间、增加社会资源，增强社会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提高政府和社会的合作共治能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管好政府”，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建好社会”。
社会管理创新，关键在于管好政府。管好政府就意味着社会管理不是先要“管理社会”，而是先要管好自己。只有政府管好了自己，才能正确履行职能，服务和管理好社会。
管好政府首先要“管住”政府，不要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大权独揽的手”和“闲不住的手”。这就需要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理顺政府间关系，规范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建立层级适当、结构合理、关系顺畅、定位准确、运转高效、既相互衔接又相互制约的行政权力结构，要建立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让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上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政府要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能，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好，不该做的事要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去做；暂时交不出去的事，要积极创造条件交出去。管住政府并不意味着削弱政府，有些政府职能应该强化，而有些政府职能则应该弱化，做到有进有退、有增有减。
管好政府还意味着要“用好”政府，加强对政府社会管理规律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政府社会管理方法的创新，更要进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不仅要进行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实践探索，更要进行高层政府社会管理顶层设计；不仅要进行行政系统的“狭义”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更要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包括党委、立法、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社会管理要真正做到民生优先、服务为先，体现以人为本和依法管理的理念，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建好社会。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事务、社会需求，政府是无法包打天下的。建好社会，首先要加强民生事业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社会福祉。其次，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让“原子化”的社会成员在市场化过程中重新自愿组织起来，满足其成员物质追求、社会服务、情感交流、兴趣满足、利益表达、权利保护等方面特定的、个性化的需要。这就需要政府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条件，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和指导。第三，要加强和改进城乡社区建设，不仅要加强基层社区的硬件建设，更要搭建社区居民交往、交流的公共平台，建设社区公共空间，增加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积累社会资本。第四，要建设社会规范，包括法律、法规、道德、价值观等社会规范体系。特别要加大立法、司法和普法的力度，重点是要建设法治政府；特别要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体系建设。第五，要调整利益格局，协调利益关系，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优化社会结构，让社会底层看到希望，激发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既有秩序更有活力。
社会建设需要政府推动，需要政府让出空间，创造条件，进行引导和规范。管理政府与建设社会是相辅相承的，没有社会的发育和壮大，管好政府也是难以想象和实现的。管理政府、建设社会与服务管理社会应该同步进行，管好政府是关键，建好社会是重点，为推进良政善治、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