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攻防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非常盛行的一种理论。它以攻防平衡为基点来解读和预测国际政治中的战争行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战争的新角度。本文跟踪近年来攻防理论的最新发展,试图概括出攻防理论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及其框架结构,并试图对它进行一番扼要的评述。
[关键词] 攻防理论;攻防平衡;战争
战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千百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它进行探讨。自从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战争更加激发了那些视它为“核心问题”〔1〕的国际关系学家们的兴趣,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战争理论。攻防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以攻防平衡(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为基点来解读和预测国际政治中的战争行为,认为当攻防平衡朝有利于进攻方向发展的时候,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加,而当攻防平衡朝有利于防御方向发展的时候,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减少。攻防理论是如何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观点是否经得起严谨的检验?如何评价攻防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呢?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攻防理论的历史演进
攻防平衡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德国大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模糊地认识到了攻防平衡对战争的影响,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形式强,因此谁要是给自己提出较少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2〕20世纪20、30年代,信奉“质量原则”(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学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攻防平衡对战争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进攻性武器能够与防御性武器区别开来,是前者而非后者诱导战争,应该销毁。〔3〕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试图系统地分析攻防平衡对战争的影响,成果显著。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昆西·赖特(ＱｕｉｎｃｙＷｒｉｇｈｔ),在其经典著作《战争研究》中,赖特详细地论述了在进攻占优的情况下一般会出现的结果:战争的可能性增加;政治扩张、统一和帝国的建立;国际体系中国家数目减少以及战争持续时间短、成本低廉。另一方面,他也解释了在防御占优势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局部地区的加强和反叛的出现;帝国解体;国家力量分散;国家数目增加;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和战争的决定性锐减。〔4〕安德列斯奇(Ａｎ ｄｒｅｓｋｉ)尾随其后,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进攻比防御更有优势时,就会导致特定区域内独立政府数目的减少,扩大他们的领土控制范围,为他们已经统治的地区加强控制提供方便,而在防御占优势时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5〕
20世纪70、80年代,攻防理论研究迎来了一个春天。在那个时期,不仅对攻防平衡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多,而且攻防理论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在奎斯特(Ｑｕｅｓｔｅｒ)的著作《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中,我们可以找到攻防理论的论点,如“进攻产生战争和帝国,防御支持独立与和平”。〔6〕还有罗伯特·吉尔平,他也注意到了攻防平衡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有利于进攻而不是防御的军事技术的革新会刺激体系中大国或帝国的扩张,加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7〕同时他认识到了攻防平衡影响到现状改变的代价,代价越高,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少。〔8〕吉尔平的观点暗示着如果防御占优势,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位对攻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他就是罗伯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由于他是最为系统地分析攻防平衡的里程碑式人物,因而被学界尊称为攻防理论的创始人。1978年杰维斯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安全困境下的合作》的文章,在该文中,他以安全困境作为工具,首先在进攻优势与战争之间建立了相关的联系:第一,发动战争会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有利可图,所以对于那些贪婪国家来说,战争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第二,遵循安全困境的逻辑,国家感觉到自身的危机,从而发现扩张红利非常巨大,因此对于那些寻求安全的国家来说,战争十分诱人;第三,首先发动进攻的优势随着进攻优势的增长而增长,这就会引起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突发事件的增多,从而使得危机逐步升级;第四,在战争爆发可能性非常大的情况下,军备竞赛十分激烈,从而增加战争的危险。〔9〕进攻优势与战争之间这种因果联系的建立使得攻防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自此以后,攻防平衡的原因和结果的争论成为安全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攻防理论研究大大扩展。第一,对攻防理论进行细化与完善,其代表人物是埃弗拉(ＳｔｅｐｈｅｎＶａｎＥｖｅｒａ)。1998年他在《国际安全》杂志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进攻、防御和战争原因》的文章,在该文中,埃弗拉细述了在进攻占优势的情况下,有十大原因会促使战争作为结果出现。〔10〕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将防御性扩张与战争联系起来,从而对杰维斯的攻防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
第二,对攻防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对攻防平衡的批判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4年,李维(ＪａｃｋＳ.Ｌｅｖｙ)就曾经撰文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攻防平衡进行分析,认为攻防平衡的概念过于模糊,并且其中包含太多有用的因素,使得在经验分析中很难确定哪些因素对于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进入90年代后,莱恩 琼斯(ＳｅａｎＭ.Ｌｙｎｎ Ｊｏｎｅｓ)传承了这种批判精神,在他看来攻防理论本身包含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战争的结果无法确定,使得攻防平衡难以测定。〔12〕凯尔·莱伯(ＫｅｉｒＬｉｅｂｅｒ)继续深化对攻防理论的批判,将它扩展到攻防平衡的原因之上,在他看来学术界流行的技术决定论显然高估了技术对攻防平衡的影响,在分析技术对于战争影响的基础上,莱伯继而得出“增强机动性的武器技术并不意味着有利于进攻,而增强火力的武器技术并不意味着有利于防御”〔13〕的结论。
针对学界这些尖锐的批评,攻防理论的支持者进行了回应。其中最为积极的是格拉泽(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Ｇｌａ ｓｅｒ)和考夫曼(ＣｈａｉｍＫａｕｆｍａｎｎ),他们认为攻防平衡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概念,并主张使用实价评估(ｎｅｔ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的方法,从进攻方获得领土所需要的成本与防御方所部署的防御的成本比率来测量;〔14〕比德尔·史蒂芬(ＢｉｄｄｌｅＳｔｅｐｈｅｎ)则另辟蹊跷,重构了攻防理论的基础,主张从具体的军事行动来判断攻防平衡;〔15〕卡伦·卢斯·亚当斯(ＫａｒｅｎＲｕｔｈＡｄａｍｓ)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进攻-防御-威慑平衡”(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 ｆｅｎｓ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ｂａｌａｎｃｅ),并且探求了1800年到1997年大国和核国家之间的进攻和征服的历史趋势对它的影响。〔16〕
二、攻防理论的变量
攻防理论是探讨攻防平衡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一种理论,不言而喻,其中心变量是攻防平衡。然而在学术界,攻防平衡本身是一个争论比较多的概念。因此在介绍攻防平衡之前,有必要对其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进攻”和“防御”进行说明。进攻和防御指的是真正的军事行动,而不是以军事行动为动机的政治意图、目标或目的,其基础是领土征服和破坏敌方军事力量。具体来说,所谓的进攻意味着使用武力进行攻击、夺取或控制敌方一部分或者全部领土;所谓的防御意味着使用武力防止进攻者夺取自身的领土,其本质是“御敌于领土之外”。〔17〕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澄清有助于攻防平衡的理解。笼统的讲,攻防平衡意味着“进攻与防御孰难孰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ａｓｅ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也就是进攻和防御谁占优势的问题。然而具体来说,学界对进攻优势和防御优势的理解是不同的,以进攻占有优势为例,对杰维斯来说就是“打败敌人军队、占领他的领土比防御自己的领土更加容易”;〔18〕对于吉尔平而言意味着“夺取领土的成本要比所夺取领土的本身价值要小”;〔19〕对埃弗拉来说意味着“征服相当容易”。〔20〕最近有学者试图提出一些更加精确的方法来理解攻防平衡,其中最为人接受的是由李维首先提出,最终由格拉泽和考夫曼完善的比率方法,即为获得胜利所需要投资或者成本的比率,也就是进攻方占领领土所需要的成本与防御方所部署的防御的成本比率。假设防御方在军事资产上的投资为Ｘ,那么进攻方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Ｙ才能获得夺取领土所需要的力量?攻防平衡就是Ｙ与Ｘ的比率,如果比率越大,那么越有利于防御,反之,越有利于进攻。〔21〕
攻防理论将攻防平衡作为一个结构变量,研究在这一结构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从战争的角度来考察攻防平衡,那么攻防理论的立足点就是战争的战略层面,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说明基于对战略层面上平衡的认识,什么样的战争预期使得领导人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
攻防平衡有主观的(想象中的)平衡与客观的(真正的)平衡之分。对于攻防理论来说,两者的作用是不同的,主观的平衡主要用来解释特定时间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比如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主要受想象中的进攻占有优势的鼓励;再比如一年前爆发的美伊战争,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执意发动对伊战争,很显然是受想象中进攻优势的鼓励。而客观的平衡主要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广泛的行为模式、作为错觉理论的基础以及外交政策的指导基础,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一战,在那个年代各国的决策者都认为进攻占优势,因此都希望首先动员,从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22〕
攻防区别(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是攻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攻防区别指的是国家防御性武器和政策是否也提供了进攻能力。〔23〕进攻和防御能够区别开来对于缓解安全困境,摆脱战争的阴影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进攻可以完全区别于防御,一国完全可以只部署用于保护他的领土的武力,而没有削弱对手的防御能力;而且,攻防区别使一个国家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类型,传递自己防御立场的信息,这样有利于加强沟通,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的目的。
如何测量攻防区别呢?大多数学者从国家所部署武器的技术特点来判断攻防区别,认为增强机动性的武器技术有利于进攻,而增强火力的武器技术有利于防御。〔24〕后来这种观点被格拉泽修正,在他看来攻防的可区别性并不依赖于进攻者和防御者所部署的武器,而要通过相对的实价评估,也就是要将双方都部署了这种武器的攻防平衡和双方都没有部署这种武器的攻防平衡进行比较。如果部署的武器使平衡朝有利于进攻方向发展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应该被认为是进攻性武器,反之这种武器应该被认为是防御性武器。〔25〕
三、攻防平衡的内在逻辑
攻防理论体现了两大因果关系:一种是作为原因的平衡(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ｓ ｃａｕｓｅ);另一种是作为结果的平衡(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26〕作为原因的平衡主要探讨的是攻防平衡与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关注较多,许多学者使用攻防理论的逻辑来解读一些理论和政策的问题,如联盟行为、比较大战略、军事原则、军事竞争与合作、核战略与政策以及军控。这种逻辑也被用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种族战争和内战的爆发原因以及解决方法、革命国家的外交政策,同时还被用来批判美国的大战略和预测冷战后欧洲将来的政治关系和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大小与数目等等问题。〔27〕
作为结果的平衡主要探讨的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攻防平衡。虽然它对作为原因的攻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在学术界所受到的关注远远少于后者,直到最近有些学者才将注意力转向于作为结果的攻防理论。在学术界,作为结果的平衡又被分为两个派别:狭隘的方法(ｎａｒｒｏｗｖｉｅｗ)和宽泛的方法(ｂｒｏａｄｖｉｅｗ)。〔28〕狭隘的方法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技术上,认为流行的技术是决定平衡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他们看来,虽然没有一种武器是专门用来进攻或者防御的,但是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所有的技术要么是有利于进攻的,要么是有利于防御的。具体说来,武器的机动性和装甲保护越强,那么它对进攻能力的贡献越大;而武器的火力越强或者机动性和装甲保护越小,那么它对防御能力的贡献越大。举例来说,坦克,它的机动性和装甲保护使得它在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之后能够生存下来,因此被认为是有利于进攻的;步兵由于没有以上的能力,被认为是有利于防御的,而炮兵具有强大的火力足以阻挡对方进攻的机动性,被认为是有利于防御的;核武器被认为是最有利于防御的武器,因为它拥有无限的火力使得进攻性的征服在一些情况下变得既不可能也无意义。
宽泛的方法包含着更加多的因素,除了前面所说的技术外,他们又加进了其他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地理,它是决定攻防平衡的另一大因素。〔29〕首先,自然地理对攻防平衡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使得该国远离征服和厮杀,那么征服是非常困难的。具体说来,当一个国家的边界与能够阻止进攻和提供防御的高山、湖泊、海洋、密林、荒漠或者其他的一些自然障碍一致时,则易守难攻;而当一国的粮食、水、能源和重要的原材料在供应上能自给自足时,征服会受到阻碍。当然自然地理相对于其他的因素来说,更加的具有不对称性,一国所拥有的地理特征对本国来说可能是有利于防御的,而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有利于进攻的。〔30〕其次表现在人为地理上,鉴于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能够提供很好的防御条件,有的国家曾试图模拟自然地理,它们通过缔结条约,在双方边界制造非军事化区这样的障碍来阻碍进攻。比如二战前,苏联试图通过与法西斯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芬兰制造一个非军事化区来延缓德国的进攻。
除了技术和地理外,具体还要加入哪些因素进来,学者们观点并不一致。如埃弗拉就认为应该将社会与政治秩序以及外交因素包含进去;〔31〕格拉泽和考夫曼认为应该将民族主义、武力大小以及资源的积聚(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包含进去,但是他们反对加入联盟行为和首先发动进攻因素,因为联盟行为取决于单元层次上的因素,而非结构层次上的因素,如果将其包含进来,则超出了攻防理论的结构的界限,使之不能成为结构理论。〔32〕比德尔认为解释攻防平衡的独立变量除了技术以外应该是武力部署和武力的大小。〔33〕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用一个图表大致描绘出攻防平衡内在逻辑(如下):
四、攻防理论的评估
攻防理论自从诞生以来就引起了安全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因为攻防理论在国际安全学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其逻辑连贯性和实证有效性值得人们进行严谨的评估。”〔34〕然而就攻防理论本身来说,攻防平衡的原因、攻防平衡的概念、攻防理论的逻辑及其攻防区别自从被提出就受到怀疑者的挑战。
首先,影响攻防平衡的原因不确定。不论是狭隘的方法还是宽泛的方法,其共同点在于承认技术对于攻防平衡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塑造平衡最为重要的因素。这种技术决定论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最为基本的标准来判断技术是如何影响攻防平衡及其军事后果的:提高机动性的革新一般有利于进攻,从而导致进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提高火力的革新主要加强防御,从而导致战争的非决定性。然而技术真的就有这么大的魅力吗?莱伯考察了现代军事史上最有利于进攻或防御的革新如铁路、坦克、核武器对于战争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攻防理论过高估计了技术对军事行为影响的本质。〔35〕比如核武器,一般的观点基于对其强大火力的认识,认为核武器是有利于防御的,但是在冷战时期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美苏之间军备竞赛逐步升级、尖锐对立,这本身与攻防理论所倡导的防御占优势时的情况相悖。因此,技术决定论的过高估计本身与狭隘的方法缺乏说服力相联系。
而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以技术这一单个变量来考察攻防平衡的狭隘的方法,比起宽泛的方法优势明显。然而在技术的作用被高估的情况下,许多学者对之进行扬弃,使用宽泛的方法,他们引进了许多其他诸如地理、外交以及武力部署的变量来解释攻防平衡。姑且不论他们的逻辑是否合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理论的变量太多就会导致检测的困难。〔36〕更何况其中有些因素对于攻防平衡影响的有效性不足:比如外交,将它包含到攻防平衡中去,一方面会导致“用国家的行为解释国家的行为”的结果,使得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37〕另一方面使人们无法断定到底是军事因素还是外交因素,以及它们通过什么样的互动方式影响战争、和平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38〕再比如从武力部署角度探讨的攻防平衡,当然在解释权力相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用它来解释国际体系中大国与非大国之间的战争时,它的解释力却不复存在,然而不幸的是,后者是国际体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因此,攻防理论是一个基础十分脆弱的理论,经不起严谨的推敲。
其次,攻防平衡是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攻防理论不严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中心变量攻防平衡的概念不清晰。正如李维所言,攻防平衡的概念是通过不同而常常又是自相矛盾的方法来定义的,这使得概念的本身受到了人们的质疑。〔39〕即使如格拉泽和考夫曼那样,以战争结果作为分析单元对攻防平衡进行实价评估,试图给出的相对精确的定义,说服力也十分有限。因为实价评估这一方法的基础过于广泛,并且非常主观地分析了非军事以及军事因素。〔40〕因此,攻防平衡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定型的概念。〔41〕然而正是攻防平衡概念的模糊性,使得攻防理论其他论点变得缺乏说服力,特别是作为原因的攻防平衡。
再次,攻防理论的逻辑不严密。攻防理论最终的服务目标是解释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而且在进攻优势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然而这种逻辑上的演绎是有问题的。
最后,辨别攻防区别的困难非常大。攻防理论是建立在攻防可以区别之上,如果攻防难以区别的话,那么攻防理论的基础就不复存在。那种认为增强机动性的武器技术有利于进攻,而增强火力的武器技术是有利于防御的观点显然是高估技术的解释力,即使抛开技术解释力的问题,这个论点也是有待完善的。因为一国的军事战略或者武器系统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本身难以界定,只有通过双方的互动才能够看得出来。若是这样,那么攻防理论对战争可能性的预测不是建立在战争爆发之前,而是战争爆发之后,因此在这种解释下,因果路径被颠倒过来,即从效果来解释原因,也就是从已经发生的事物来解释事物发生的可能性。〔42〕同样,格拉泽的定义的攻防区别在方法上与他定义的攻防平衡一样,其基础并不牢固:一是实价评估包含了太多的主观因素,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基础;二是如格拉泽自己承认的那样,实价评估可操作性不强。
虽然攻防理论存在着上述种种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根本事实是:攻防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中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攻防理论包括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在进攻占优的情况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增加,后半部分是在防御占优势的情况下,战争的可能性减少。通过对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攻防理论的前半部分试图阐述的是战争爆发的原因,这与时下流行的进攻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后半部分试图要说明的是如何减少战争,却和防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非常接近。同时攻防理论对安全困境的研究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在攻防论者看来,在进攻和防御能够区分的前提下,如果防御占优势,那么安全困境即使不能消除,也是可以缓解或“逃避”(ｅｓｃａｐｅ)的,这说明了国际政治并不必然是一幅悲观的历史画面。而且这一论点也为冷战结束后一度盛行的“乐观现实主义(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所接受,成为其中心观点。〔43〕
在现实中,攻防理论对于军控具有很强的政策实用性。实质上,上个世纪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非进攻型防御(ｎｏｎ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ｆｅｎｓｅ)政策,其思想就源于攻防理论。〔44〕同样攻防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日益倾向使用武力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与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所拥有的军事优势地位分不开的。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本身说明了攻防平衡严重朝美国方面倾斜,因而导致了“美国的霸权在进攻”的局面,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便是最好的明证。
总的来说,以战争为研究目标的攻防理论,撇开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视角,主张从攻防平衡(即军事能力)的角度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审视战争的新方法。虽然它的概念、逻辑、解释力在学术界遭到了质疑,然而就其开拓性而言,无疑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上留下亮丽的一笔。
[注释]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Ｍ〕,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77—479页。
〔3〕ＪａｃｋＳ.Ｌｅｖｙ,“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38,Ｎｏ.2(Ｊｕｎｅ1984),ｐ.220.
〔4〕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ｉｂｉｄ.,原文请见ＱｕｉｎｃｙＷｒｉｇｈｔ,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ａ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65.
〔5〕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Ａｎｄｒｅｓｋｉ,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1968,ｐｐ.75 76.〔6〕ＧｅｏｒｇｅＨ.Ｑｕｅｓｔｅｒ,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1977,ｐ.208.
〔7〕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1,ｐ.61.
〔8〕Ｉｂｉｄ.,ｐｐ.62 63.
〔9〕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30,Ｎｏ.2(Ｊａｎ1978),ｐｐ.186 194.
〔10〕ＳｔｅｐｈｅｎＶａｎＥｖｅｒａ,“Ｏｆｆｅｎｓ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2,Ｎｏ.4(Ｓｐｒｉｎｇ1998),ｐｐ.5 6.
〔11〕ＪａｃｋＳ.Ｌｅｖｙ,“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234.
〔12〕ＳｅａｎＭ.Ｌｙｎｎ Ｊｏｎｅｓ,“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4,Ｎｏ.4(Ｓｕｍｍｅｒ1995),ｐｐ.660 691.
〔13〕ＫｅｉｒＬｉｅｂｅｒ,“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ａ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5,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2000),ｐｐ.71 104.
〔14〕Ｇ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2,Ｎｏ.4(Ｓｐｒｉｎｇ98),ｐｐ.44 82.
〔15〕Ｂｉｄｄｌ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ｕｇ2001,Ｖｏｌ.63,Ｉｓｓｕｅ.3,ｐｐ.741 774.
〔16〕ＫａｒｅｎＲｕｔｈＡｄａｍｓ,“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ｄＣｏｎｑｕ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8,Ｎｏ.3(Ｗｉｎｔｅｒ2003 04),ｐｐ.45 83.
〔17〕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ｐ.203.
〔18〕Ｉｂｉｄ.,ｐ.187.
〔19〕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63.
〔20〕ＶａｎＥｖｅｒａ,“Ｏｆｆｅｎｓ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Ｗａｒ”,ｐ.5.
〔21〕Ｇ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ｔ?”,ｐｐ.46 50.
〔22〕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ｐｐ.190 191.〔23〕Ｉｂｉｄ.,ｐ.199.
〔24〕ＫｅｉｒＬｉｅｂｅｒ,“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ａｃｅ”,ｐ.78.
〔25〕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Ｗｏｒｄ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Ｖｏｌ.50(Ｏｃｔ1997),ｐ.199.
〔26〕Ｂｉｄｄｌ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ｐ.744.
〔27〕比德尔、格拉泽与考夫曼都作过相类似的总结,参见Ｉｂｉｄ.,ｐｐ.741 742;Ｇ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 ｆｅｎ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ｔ?”,ｐｐ.44 45.
〔28〕Ｂｉｄｄｌ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ｐ.745.
〔29〕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ｐ.194.
〔30〕Ｇ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ｔ?”,ｐ.66.
〔31〕ＶａｎＥｖｅｒａ,“Ｏｆｆｅｎｓ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Ｗａｒ”,ｐｐ.19 21.
〔32〕Ｇ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ｔ?”,ｐ.69.〔33〕Ｂｉｄｄｌ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ｐ.749.
〔34〕ＫｅｉｒＬｉｅｂｅｒ,“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ａｃｅ”,ｐ.102.
〔35〕Ｉｂｉｄ.,ｐ.103.
〔36〕ＲｉｃｈａｒｄＫ.Ｂｅｔｔｓ,“ＭｕｓｔＷａｒｆｉｎｄａｗａ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Ｅｓｓａ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4,Ｎｏ.2(Ｆａｌｌ1999),ｐｐ.185 190.
〔37〕ＳｔａｃｉｅＥ.Ｇｏｄｄａｒｄ,“Ｔａｋｉｎｇ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ｔ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 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3,Ｎｏ.3(Ｗｉｎｔｅｒ1998 99),ｐ.191.
〔38〕ＪａｍｅｓＷ.Ｄａｖｉｓ,Ｊｒ.,“Ｔａｋｉｎｇ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ｔ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 ｒｙ”,ｐ.180.
〔39〕ＪａｃｋＳ.Ｌｅｖｙ,“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21.
〔40〕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Ｆｉｎｅｌ,“Ｔａｋｉｎｇ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ｔ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ｐ.183.
〔41〕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Ｍ〕,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71页。
〔42〕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的合作与纷争》〔Ｍ〕,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97 98页。
〔43〕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ｌａｓ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ａｓ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19,Ｎｏ.3(Ｗｉｎｔｅｒ1994 95),ｐｐ.50 90.
〔44〕韦宗友:《攻防理论浅析》〔Ｊ〕,《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