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6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共九十余人。《新华月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试图从法律与文化的视角解读民初政治，并以史为鉴，分析大国崛起与文化复兴的关联与意义。

袁世凯走的是一条“借壳上市”的道路

《新》：今年是清帝逊位百年，您怎么理解清王朝这个“旧邦”的政治结构的？

章永乐：清朝与之前的各个王朝一样，都是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从国家形态上来看，清朝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并不在于清朝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结合，也不在于朝贡体制，而在于这样一点：整个国家的统治基础其实是一个满、蒙、藏精英联盟。清朝皇帝是满人的族长、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里的文殊菩萨化身，皇帝和这3个族群之间的法理关系不是同质的。当然，皇帝这一身份首先是从中原王朝继承过来的，而他的统治权是从蒙古人手中拿到的。满、蒙、藏联盟结构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联盟之外，还有一个宗教上的纽带，即藏传佛教。现在北京城里很多建筑物，都能看到藏传佛教打下的烙印。这种通过宗教文化的政治整合，是世俗的共和制没法做到的。

即便我们不谈边疆，只谈内地，也有必要充分认识到皇帝倒台所带来的冲击。帝制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结构，它还是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皇帝是天子，帝制的稳定性关系到亿万百姓日常生活的稳定感。一旦皇帝倒台，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真空，同时还会产生一个文化真空。共和国需要创造一种替代品，来替代皇帝原先承担的文化功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制度还是缺乏文化上的支撑，漂浮在中国社会之上，缺乏根基，也比较脆弱。

《新》：您怎么看之后的南方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章永乐：革命派对南方政府的合法性有一套说法，在我看来是对卢梭人民主权理论与美国建国模式的一种糅合。戴季陶在他的政论《民国政治论》中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是出于人民的公意，南方革命军是代表人民的。革命军起来之后，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更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戴季陶谈“公意”，用的就是卢梭的理论资源。而孙文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则将民国的建立过程描绘为各地方先脱离清廷，又重新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说法背后隐藏着一个美国革命的模板。但立宪派和北洋集团对南方政府的合法性就很怀疑。康有为曾嘲讽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十几个省都督指派的代表建立的，这些代表根本不是选的，也根本没法代表全国那么多地方。但在我看来，一个政权在选举程序上的瑕疵并不是致命的问题，这种瑕疵在以后都是可以修补的，关键是它能否生存下去并获得人心。

《新》：当时南北双方争议很大，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北方政府是正统？

章永乐：谁是正统，不能光看各方自己的宣称，而是要看接下来哪个政权立住了。而在我看来，民初真正活下来的就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清帝逊位诏书》里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如果袁世凯真的是自己召集一个议会，选出一个政府，那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法统。但袁世凯并没有这么做，他走了“借壳上市”的道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统。这样北方政府就被南方法统吸收了。袁世凯当然从内心里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有着不同的法理基础，但光这么想没用。因为你就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再怎么样，也就是个“二”。

《新》：假如当时袁世凯自己搞了一个议会又怎样？

章永乐：这就相当于他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法统，但其代价就会是南北两个共和政府对立，都宣布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样内战就难以避免。南北双方在清帝逊位这个事情上能谈成，所做的幕后交易本来就是由袁世凯执掌南京临时政府。这对袁世凯来说，是用很小的成本迅速获得实际的权力。当然，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南方的法统后来会变成他的“紧箍咒”。南京方面为了约束他，“因人设法”，专门把原来的总统制政体改成了一个议会制色彩很强的政体，为袁世凯的行政设置了很多障碍。袁世凯只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僚，对官僚政治非常在行，对宪政毕竟不是那么在行。

忙于争地盘的军阀们看不到新文化运动的意涵

《新》：经过1913年的国民党与北洋新军的二次革命以后，您怎么看待当时民国所发生的转变？

章永乐：二次革命是1912年“大妥协”形成的政治结构生长出来的悲剧。当时国民党掌握南方若干省的实权，但在中央只掌握立法机关，北洋集团掌握中央行政和北方各省实权，处于强势。就当时情况来说，辛亥革命使得晚清以来的军省格局进一步恶化，各省日益变成独立王国，中央财政极度窘迫。对执掌中央政权的人来说，重建中央集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对国民党来说，如果中央集权实现，在政治实力层面会消灭他们的地方力量，在理念层面意味着他们的民权主张变成泡影。1913年，袁世凯在推进中央集权上稳扎稳打，不断攻坚克锐，引起南方很大的恐慌，如果没什么动作，就要被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灭掉。但一旦起兵，不仅实力不济，也无法赢得当时思定的人心。所以二次革命发生后，国民党不仅是在军事上输了，政治上也输掉了。袁世凯搞中央集权的阻力就小了很多，对各省人事控制加强了，在财政上，也增加了各省向中央上交的份额。

《新》：1914年袁世凯的宪法在加强中央集权这点上是否有成功的方面？

章永乐：当然有成功的方面。在1914至1915年，民国算是有了一个能大致控制地方局面的中央政府。袁世凯的手下虽然有不听号令、凭借地方实力和他讨价还价的时候，但袁世凯的威望毕竟比他们所有人都高一大截。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国民党政府，恐怕都没有达到这一阶段的控制力。蒋介石是到了台湾之后才在党内确立了类似袁世凯的威望。1914年的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袁世凯参照的实际上还是德国与日本的君主制，试图通过强势总统及其行政权来对中国进行政治整合。但更有意思的是1914年宪法的理论基础，将袁世凯的领导权直接追溯到清帝逊位诏书对袁世凯的委任，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这体现在许多细节上，比如说优待清室的条件都写进了民国宪法的附则里，恢复爵位制度，在总统选举制度上学习清朝的立嗣制度等等。但在搞这个宪法之前，袁世凯解散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这相当于打掉了晚清新政以来的一系列成果。这是不得士绅人心的。我的判断是，袁世凯是官僚政治的高手，但并不善于在一个新旧交错、青黄不接的时代搞政治整合。

《新》：1914年宪法是否与袁世凯后来称帝有直接联系？

章永乐：从内容上说，1914年宪法用了很多君主制的资源；从时间顺序上说，一年后袁世凯就称帝了，这会让人觉得1914年宪法只是个称帝的预备。但我们如果停留在这里，除了谴责一下袁世凯的野心，进而反思一下为啥这些政治强人都有这种野心，恐怕也没法从这段历史中获得进一步的启示。我认为1914年宪法不仅仅是个跳板，它有自己的意义。它是1912年“大妥协”形成的政治结构破裂之后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在共和革命之后的国家整合困境。袁世凯要重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对此我们不妨加以同情和理解。只是袁世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试图以传统资源为基础来重建国家，这就面临着许多内在的困境。他无法团结新派人士。等到他自己试图称帝，就连北洋集团内部的下属都笼络不住了。因为他一旦自己搞世袭，就断掉了下属升到最高领导人的路，有野心的下属自然不干。

《新》：1917年之后，整个国家权力和军事都碎片化了。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了一些思想上的整合，随后就变成了实践。为什么袁世凯死后，其法统效率却越来越低？

章永乐：这里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北洋集团的分裂和民国法统的分裂。首先是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内部就没有同样重量级的权威人物了，于是分裂成了若干派系，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在这几个派系之间不断易手。其次，从1917年开始，甚至民国法统也彻底分裂了。其实法统分裂问题在1916年袁世凯死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因为袁世凯搞的1914年宪法已经不同于1912年的法统。袁世凯死后，其后继者就面临着回到1912年法统、1914年法统，还是《清帝逊位诏书》的问题。但黎元洪最终还是恢复了1912年的法统算是暂时平息了争论。1917年“府院之争”引发张勋进京、溥仪复辟。复辟被镇压下去之后，民国回到哪个法统的问题重新浮现。梁启超主张不回到1912年法统，大家从头开始，选举新的国会。但国会中的老国民党人就不干了，于是一拨坚持1912年法统的人跑广州去另立中央，搞“护法运动”。当然孙文搞“护法运动”搞了几年后，发现没太大意思，最后连“护法”的口号也不喊了，决定从头再来，再造一个法统。但当时政治上搞出这么多乱象，让一部分共和派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彻底失望了，他们不再愿意出来跟你玩宪政游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假的，你们这拨人也都靠不住。要搞真正的共和，得另起炉灶，创造新的社会基础。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谈文化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看似与现实的军阀政治、议会政治毫无关系，但蕴含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而忙于争地盘和玩宪政游戏的军阀们根本看不到“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意涵。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就和新政党、新军队结合起来，北洋军阀即便明白过来也来不及了。对此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从治国者的角度来看，这段政治史给人的启示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上层政治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新》：在中国历史上，军阀从来就没有过合法性，除非他完成统一。您觉得文化对政体的建构有什么影响？

章永乐：我觉得“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两个概念，都很有意思。当时军阀弱的时候割据自保，甚至喊“联省自治”的口号，但一旦强大，就会去打别人。之所以有军阀混战，恰恰是因为有人有统一的政治抱负。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央政府长期非常孱弱，对边疆民族分离主义鞭长莫及，这时候起作用的往往是地方军阀势力。国民党内部有许多军阀平时都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但在抗日的时候却很卖命，这是因为他们确实觉得守土有责。这是近代孱弱的中国能奇迹般地保持一定政治凝聚力的文化基础。当然有人批判这个文化传统，认为从欧洲的经验看，分裂的局面更能产生宪政民主，所以中国人不应该太在乎统一。但康有为当年就批驳过这种论调。他说，现在已经是大国“外竞”的时代，你以为分裂了就能搞成西方那样吗？不，其结果更可能是分裂的各省分别成了不同列强的殖民地。对此康有为很爱举印度因分裂而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例子。当然，如果有人认为做殖民地也挺好，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新》：文化的因素似乎还起了更多的作用，比如说，不少清朝遗民最终也接受了民国。

章永乐：在这方面，《清帝逊位诏书》建构的连续性就很有意思，它把共和制的建立解释为天命之下君主对统治权的自愿让与，这就承接上了“禅让”的古典传统。很多清朝臣子都是这么来理解这场变革的，“禅让”免除了他们“殉清”的义务，使得他们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接受民国。此外，革命派也将共和制与《礼记》里讲的“天下为公”联系起来，这对儒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合法性论证。当然一切还是太仓促了，共和势力根本无法填补君主逊位之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与信仰真空，很快就出现新旧派人士都对共和政治不满的情况。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新》：您在美国待很久，在文化方面，美国是怎么完成整合过程的？

章永乐：观察这个问题有一个原理：单独无援的个人比相互扶助的共同体更容易被一种主流文化所同化。美国刚建国时，社会主体是英裔的白人新教徒，在文化上是比较同质的，他们奠定了一个主流文化的基调。后来疆土扩展了，移民就族裔和文化来说更多元了。但大家都是后来的，一个一个来的，和北美的土地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同时又面对美国已经形成的强大的主流文化，这样就比较容易融合进去了。在我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冲突不是因为族裔差异而造成的，而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造成的。美国南北内战，交战的双方都是白人，但一边是搞工业，因恐惧欧洲的工业竞争而反对自由贸易；一边是搞奴隶种植园经济，和欧洲形成很好的产业互补，所以力主自由贸易。北方拿南方的奴隶制说事，南方则斥责北方沉迷于物质文明，远离土地，没有精神。这是集团与集团的对立，所以也最为棘手。这种对立，我们知道最后是用枪杆子来解决的。美国打了19世纪西方内部规模最大也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方式也被消灭了，这种集团对集团的文化冲突也就结束了。后来的黑人与白人种族矛盾问题在我看来还不如这个白人内部的矛盾问题更大，前者可以转化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权问题来处理，后者则是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问题，排除了集团性的政治文化对抗，美国的优越物质生活、宪政制度，加上帝国霸权，处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是绰绰有余的。但如果它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帝国霸权衰退，“美国梦”破灭，它的宪政制度本身是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文化整合力的。

《新》：20世纪初，美国整体凝聚力比较糟糕，整个社会团结性也很差。到了30年代以后，凝聚力就上来了。

章永乐：在工业化、城市化急剧推进的阶段，各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原有的生活共同体崩溃、道德失范的问题，亲历者都会觉得社会比较乱。但我觉得，在美国历史上，即便是在19世纪“镀金时代”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美国的精英也没有中国精英现在这样对自己的社会体制这么不自信。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国际对比的因素。大西洋隔开了美国与欧洲，那时候的信息传播手段也差，欧洲霸权国家即使再强大，美国人看不到听不到，也就不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但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在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下面，这个霸权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是全方位的。美国人天天说中国人这样活是错的，这话又通过非常便利的通讯手段传到中国人耳朵里。听久了，弄得中国人自己都怀疑自己了。中国想给美国霸权的影响“消毒”，但长期埋头搞GDP，已经不太会做思想工作了。

《新》：您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章永乐：文化有问题，但不可能通过“谈”文化来解决文化问题。中国要形成一个让大家比较有安全感、有意义感的社会空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比较重视两点：第一是需要创造条件让现在像候鸟一样流动的几亿人扎下根来，有自己真正的而不是想象中的家乡，不能老是惶惑茫然地“在路上”——这种惶惑茫然可能会哺育出一些不错的“北漂文学”，但不可能带来礼乐的隆盛。第二是要有真正的、配得上中国当下经济体量和扩张态势的原则政治。它必须超越和稀泥、无原则的官僚利益政治。这样的原则应当能直接回应中国人均资源少、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多元等一系列基本国情，它不可能与当下西方提供的原则完全一样。一旦它能够将中国重新团结起来，就必然产生辐射世界的普遍性能量。

《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章永乐：在当下的确是要讲文化崛起了，即便仅仅是为了维持我们已经达到的硬实力，也需要在文化上有所作为。我们现在的经济边疆已经遍及全球了。中国在非洲搞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在非洲搞的建设总和都还多。但非洲人看中国有一个非常强的感受，他觉得你确实帮我修了很多路，帮我干了很多事，我也卖给你资源，你比西方国家还是好多了，但我还是不知道你下一步想干嘛，想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如果不解决这种困惑，就无法赢得长期的朋友，没有长期的朋友，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而且我们整个社会内部对我们自己究竟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共识。这30年变迁太大了，古代中国的礼乐，社会主义中国的礼乐，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新的礼乐秩序还没有形成。物质生活上去了，但社会的安全感、生活的意义感反而弱化了。大家都认为要“改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改革共识”，但它反映的只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而已。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仍然是众说纷纭。因此，文化建设的核心，还是要回答我们到底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到底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的问题。至于文化产业创造了多少GDP，要不要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都是次要的。

（本文刊载于《新华月报》，作者章永乐，常用笔名海裔，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近代中国宪政史、中国行政法等，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