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典型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要经历问题产生、矛盾升级、心理共鸣、立场汇聚、思想综合、纲领形成这样几个环节。研究社会思潮的形成途径，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社会学又称思想社会学，是以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可以看成是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但知识社会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卡尔曼海姆，曼海姆对社会思潮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它对社会思潮进行全方位的思想跟踪，阐述“导致思想模式产生的各种立场的存在起源问题”，[1]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向社会思潮渗透的机制，值得我们去挖掘和研究。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广泛传播的思想潮流，是一定社会集团愿望的反映，代表一定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是社会变动的晴雨表。社会思潮有没有自己的形成途径?它要经历几个大的阶段或环节?这些都还是有待研究和深化的问题。虽然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对社会思潮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但它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思潮的形成途径问题。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紧扣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借鉴曼海姆等人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思潮的形成途径作一探讨。笔者认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要经历下列几个大的阶段：
一、从问题产生到矛盾升级
任何社会思潮都产生于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对社会问题或任务的一种回应。马克思指出：任务不是凭空提出的，提出任务是需要社会条件的。反过来说，任务的提出说明相关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一种真正的社会思潮不仅包含着任务，而且包含着对任务的理论解决。因此，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说明解决相关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
任务的提出说明社会已经产生了相关的社会需要。因此，考察社会思潮就不能不对需要进行分析。马克思对需要的分析为我们的研究树立了榜样。需要这一看似主观的东西，其客观性和重要性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因此我们要看到，虽然社会需要内化在在人们的心理之中，但它同时又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对所有人类活动的产品，我们不仅应当立足于实践来理解，而且应当借助于需要来理解。社会思潮作为人的精神生产的产品，作为人类思想史中的现象，同样要借助需要才能加以理解。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思潮都反映着或者说渗透着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需要。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脱离了社会需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必然走向衰落。反过来说，一种社会思潮能够成型，正是说明它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需要方面的根基。
任何社会思潮都还是一定社会矛盾的反映。中国近代的维新思潮反映的是国家危亡同民族振兴的矛盾，新文化思潮反映的是新观念与旧价值的矛盾，个人主义思潮反映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婚姻自由思潮反映的是新型婚姻观念与旧的婚姻制度的矛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生态主义思潮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民族主义思潮反映的是民族与民族在利益上的矛盾，无政府主义思潮反映的是认同权威与否定权威的矛盾，民粹主义思潮思潮反映的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但并非所有社会思潮都是对社会矛盾的正确反映，有些社会思潮只是社会矛盾的歪曲甚至颠倒的反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并非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能成为培育社会思潮的土壤。许多潜在的矛盾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只有那些升级了的矛盾才会成为培育社会思潮的土壤。
二、从矛盾升级到心理共鸣
虽然矛盾升级培育了社会思潮的土壤，但社会思潮的真正产生还需要群众心理上的呼应，因为社会心理是社会思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普列汉诺夫早就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3]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历史唯心主义，把心理因素当成社会历史的终极决定因素才是历史唯心主义。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把人的心理因素尤其是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看成纯粹主观的东西。实际上，人的心理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但它决不是历史宿命论，决不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决不否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原理。要解释人的主观能动性怎样介入历史，就不能不看到人的心理因素的作用。注重心理分析，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贬低人的思想动机的重要性。恩格斯告诫人们：“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4]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心理动机的客观社会基础。但是，群体心理动机趋向一致，产生心理共鸣，这是社会思潮形成的重要环节。
心理共鸣的产生是诸多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利益、需要、愿望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共同的需要，共同的需要培育出共同的愿望，共同的愿望汇聚在一起并沿一个方向涌动，于是产生心理共鸣。当然心理共鸣的具体产生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真正弄清这一机制还有待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长期深入的研究。
三、从心理共鸣到立场汇聚
心理共鸣是社会思潮形成的重要环节，心理共鸣说明人们心理愿望上存在共同点，但共同点毕竟还不是结合点，而社会思潮的形成显然还需要精神上的一种结合，尤其是人们立场、观点上的一种结合或汇聚。只有人们的立场结合或汇聚在一起，才会形成社会思潮。
立场的汇聚显然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事，而是涉及到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场的汇聚本质上不是思想家的事，而是现实生活中有着相同或相近思想倾向的人在政治上的一种结合。曼海姆说：“这些立场汇聚并非是由思辩主体实现的(如果将思辩主体和行动主体相区分是正确是话)，而是由行动的、最终是政治的主体而实现的——如果旨在改变世界的活动最终是政治的话。”[5]从理论层面上说，立场汇聚也不仅包括知识的相加，而且也包括价值观、需要和动机等非理性因素的结合。“立场的结合从来不是思想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基本意志动机、解释模式和现实概念相交汇的结果。”[6]
立场汇聚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说：“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7]
立场汇聚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说人们越来越认可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有不同的思想这一观念，但是社会思潮同阶级或阶层之间却并非总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社会群体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既有一个阶层内部的社会群体，也有跨阶层的社会群体，更有众多由不同群体的不同部分组合而成的新群体。这些社会群体的组合是建立在社会立场相同或相近这一基础上的，而相同或相近的立场的汇合是社会思潮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
四、从立场汇聚到思想综合
在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中，立场汇聚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思想上的综合。综合是分化的反面。实际上，社会思潮的演进经常伴随着分和合的过程。一方面，新的思潮不断地被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各种思想在相互作用中又被整合起来。
思想综合并不是无根基的随意性结合，而是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目的、意志的基础上的。曼海姆说：“如果人们仅仅关注能在表面观察到的主题的起源，而不是在群体意志的水平上关注整合和分化这一基本决定性过程的话——这种基本决定性过程赋与了构成主题起源历史的其他次要过程以意义——那么是不可能理解思潮领域的现代集中过程的。”[8]在这里，作为合的过程，不同群体的立场的汇聚是社会思潮形成的重要基础。
因此，并非任意的思想内容都可以被综合到一种社会思潮中来。综合是有选择的综合。“综合意味着选择。”[9]选择是思想综合过程中的一个机制。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被选择呢?曼海姆认为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实用性的标准。“从长远来看，历史之流倾向于筛选出那些具有最大实用价值的经验的内容、模式和结构。”[10]另一个是可信度标准。“在思想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即使是对立双方最终也会不得不采用那些最适合于既定世界秩序取向的思想范畴和形式。”[11]
十九世纪前期的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思潮就综合了启蒙思想和历史保守主义。启蒙思想认为“有可能通过纯粹推理来推断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任何与此假定的正确方法相悖的事物都被视为一种障碍，一种绝对的错误。”而历史保守主义却认为“不可能通过纯粹推理就能从事物自身得出解决办法。”[12]启蒙思想极端推崇理性，历史保守主义极端怀疑理性。而黑格尔的思想则通过综合克服二者的对立。曼海姆认为，黑格尔“试图发现这样一种立场，从这一立场来看，两种思想都能表现出其部分的正确性，同时这两种思想又都从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13]
五、从思想综合到纲领形成
思想综合的不断进行，往往会带来社会思潮在理论层面上的最重要成果，即思想纲领，思想纲领是思想综合的产物。曼海姆说：“我们已在派别的层次看到纲领也只有通过综合才能产生，需要用综合来将个别群体和派别团结进党派的计划中去，这种计划将会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来使一种宽泛的‘潮流’得以产生。”[14]纲领是社会思潮的核心，有无明确的纲领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是否成熟的标志。
那么是什么方法将众多特殊的意志汇聚为一个综合的纲领?曼海姆认为：是竞争这一方法。竞争这一过程不但使有共同立场的人融合起来，而且是纲领产生的重要机制。“竞争是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协同决定因素。”[15]
思想纲领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成熟的社会思潮的正式形成。但是社会思潮的正式形成并不意味着它停止发展。一种社会思潮产生后，既可能向理论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实践方面推进。曼海姆认为：如果一种社会思潮在实践方面的发展受阻，它往往会转向理论方面进行发展，使自身的理论更加精细化。
不同的社会思潮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方面各有自己的方法，但其中也存在共同的一面。梁启超也认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后，在发展理论方面必有几种现象相伴随：
一是注解。因为思潮的思想内容丰富，思潮内部的人们便会加以解释。
二是分裂。一种社会思潮在思想上自然也成为一大学派，它的内容既然丰富，解释也就各不相同，有几种解释，就可能发生几种派别。
三是修正。梁启超认为，有一种主张，就有一种反抗。既然有反抗学说发生，本派的人，想维持发展固有学说，就要做出新的努力。这其中就会有人因受他派的影响对本派学说进行补充或修正。
梁启超认为：“地不论中外，时不论古今，所有各种学派，都由这几种现象，发动出来。”[16]
从历史上社会思潮的演变发展来看，梁启超的上述见解是不无道理的。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思潮，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它有助于我们借鉴知识社会学关于社会思潮的有价值的观点。知识社会学关于立场的汇聚、思想的综合、内容的选择、不同意志的竞争等环节在社会思潮形成和演变中的作用的看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能够使人们掌握各种社会思潮的社会基础，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使人们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更加理性地对待各种社会思潮，对各种社会思潮予以合理的定位。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还有助于我们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
第二，它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思潮演变机制的复杂性。应当看到：社会思潮不一定都是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潮，它可以是跨阶级或跨阶层的。因为社会问题和心理共鸣是社会思潮产生的两个重要条件，而社会问题同阶级或阶层并非总是具有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心理共鸣也不是仅限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内部，一种社会思潮的理论表达同它所代表的群体愿望之间并非都是精确对应的关系，因为社会思潮的理论表达有可能受表达者个人思想特征和表述风格的影响。此外，有些社会思潮的群体愿望并没有十分严格和统一的理论表达。从传播途径上说，我们也要看到政治思潮更多地通过社会心理到理论形态的路径，学术思潮则更多的通过从理论形态到社会心理的路径。
第三，它有助于我们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要加强自身建设，就要做到与时俱进，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内容应有所不同。要确定一个时期的侧重点，就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分析社会需要。同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还要高度关注社会舆论。在社会舆论中，尤其是要高度关注民怨。要弄清民怨产生的具体原因，如哪些是由于主流话语方式同民间话语方式不一致，哪些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失误，哪些是由于政策不完善，哪些是由于改革发展造成了利益冲突，等等。
第四，它有助于我们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分类把握。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看，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可分为同向型社会思潮、差异型社会思潮和敌对型社会思潮三类。同向型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相同，方向一致，对主流意识形态有巩固作用，我国现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就属此类。差异型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不同，方向各异，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消解作用，我国现时期的利己主义思潮、拜金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都属此类。敌对型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在立场上根本对立，对主流意识形态有严重的危害作用，我国现时期的经济私有化思潮、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等就属此类。对社会思潮的分类把握是我们进行合理引导的前提。
第五，它有助于我们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引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处理社会思潮的原则之一。对社会思潮应区别对待，不可“一刀切”。要区分可引领的社会思潮和不可引领的社会思潮。不仅对不同的社会思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处理，而且对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状况也要进行区分。此外，在对待“引领”的问题上，我们应正确理解，避免走入误区：首先，“引领”不等于不要批判;其次，“引领”不等于不加限制;再次，“引领”不等于平起平坐;最后，“引领”并不是漫无目标。总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社会思潮各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制定应对方案和具体的措施，从而使引领的方式更加合理化。
注释：
[1] [5][6] [8] [9] [10] [11] [12] [13] [14] [15]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142，142，139，155，156，151，151，152，155，1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3]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C].北京：三联书店，1974(3)：1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49.
[7][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7，128.
作者简介：林建成(1957-)，男，福建福州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知识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