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不久的林毅夫，回到了他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连续推出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在世界银行工作这四年，有哪些感受？近日，围绕相关话题，林毅夫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专访。
“我在世行两年间”，是文汇报两年前拟定的采访林毅夫的题目，当时，身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来沪参加学术论坛，其间原本答应了文汇报的采访要求，后来因为其行程临时有变，才使采访搁置下来。
这一搁，就是又一个两年。两年后的今天，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不久，回到了他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推出了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再度为学界所关注。
在世界银行四年期间的工作感受，是许多人希望回国后的林毅夫回答的最主要问题；今年国庆短暂来沪期间，在接受文汇报记者访谈时，林毅夫谈论的所有话题，也几乎都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他还是那么谦逊，认为自己能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机会；他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了新期待，在他看来，“从全球经济板块大调整看，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理直气壮，尤其需要理论创新，否则仅能按人家的音乐跳舞，处处被动。”为此，他特别强调国际人才储备的重要。
依据林毅夫的分析，“国际经济板块的变化会加速，发达国家会陷入比较长时期的经济疲软，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潜力，避免自身体制的弊病，其经济权重会快速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他依然感叹“能够在国际舞台参与治理的人才在我国还是太少，国际治理的主导权现在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上”。适应国际规则，然后逐步来改变它，是他所认可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要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事实上，他坚持自己多年前所形成的一个判断，认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转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所发生的经济现象是全球的大现象。世行工作四年，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在林毅夫身上显得更为强烈。
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
文汇报：到世行工作后，很多人想了解您在世行工作的感受；从世行归来，您近期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等多部新著，《从西潮到东风》一书，副题就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所以，还是请您向我们的读者先说说您在世行四年的感受吧。
林毅夫：我到世行四年，首先一个感受，可谓“水涨船高”，因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应该就是对世行工作四年所做的一个理论总结吧？
林毅夫：我到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和经济运行规律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像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理论创新因此显得非常紧迫。
文汇报：《从西潮到东风》的书名背后，有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预测和分析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上“看走眼”，除了原有理论工具箱里的工具不够完备外，是否还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林毅夫：出现这样的局面，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是在“瞎子摸象”。事实上，如果2003年后经济学界能透过相关现象找到更根本原因，也许可以化解或缓解全球金融危机了。当然，舆论界的“鹦鹉学舌”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汇报：从方法论上讲，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否受西方原有主流理论浸染更深，因而“别开生面”更显其难？
林毅夫：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长期有“西天取经”的想法不奇怪。现在来看，经济理论的创新是必然趋势。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写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提出，中国学者用规范的方法对本土问题深入研究，将来的成果必然是国际化的，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可能会转到中国来，经济学大师未来可能有很多来自中国，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或者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文汇报：在中国经济学界，矢志致力于方法论和理论创新，是否成了众多学者的共识？
林毅夫：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中国，这一进程可能会快，也可能会慢，关键取决于是否有意识加以倡导和推动。当然目前也存在一些障碍。比如，要运用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但是对中国现象了解的人，其研究不见得符合国际普遍接受的研究规范，而符合国际规范的学者，因为评价体系的关系，往往更多地为了升等和晋级，倾向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此作为激励，其中更多是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并比拼研究技巧。可以说，目前的激励结构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需要更多的人来倡导研究本土问题，并且采取与本土问题的研究相匹配的方法，如此，才可能使经济学研究中心更早转移到中国来。无论如何，这种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问题现在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的金矿，为此，既需要学界的倡导，也需要培养相应能力。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出一两代人的努力。
强调结构内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与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明确意识而为经济学界关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林毅夫：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认为结构是内生的。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在18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1400年；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70年；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只需要35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一国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其产业必须符合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也不同，使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都不一样。因此，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同，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就不同，相应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同实体经济的特质相匹配，超前或落后都不好。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以及政府的作用，这样的见解肯定同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有关。
林毅夫：理论总是来自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关于政府和市场，1993年世行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在总结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时，认为一是出口导向，一是对市场友善的政府干预，这里，既有市场又有政府。2008年，以迈克尔•斯宾塞为首的经济增长委员会发布的经济增长报告，总结了二战后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取得年均7%以上增长的全球13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五点：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以市场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的有能力的政府。这个报告同时强调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所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文汇报：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边界范围？如何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过多这两个极端？
林毅夫：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19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其实，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追赶荷兰的进程中，政府对毛纺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后，德国、法国、美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专利保护、对基础科研加以有选择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规定（比如目前美国对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规定）等方式发挥着因势利导的作用，以诱导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否则就是自废武功。当然，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对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不是要保护那些竞争能力不足的企业。这里面存在着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新马歇尔计划”为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文汇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逐渐达成的共识。为此，您的新著提出了以超主权的完全信用货币“纸黄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构想。提出这一构想的新意何在？
林毅夫：“纸黄金”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的。以单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有着内在必然的矛盾，也就是一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发展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美国经济能支撑巨大的外贸逆差，在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来源。长远看，如果仍然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内在矛盾永远没法解决。
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处于上升势头，总量占全球经济的50%以上，因此，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方便又稳定。应当看到，多元储备货币的国家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会造成短期投机资本在国际市场间大量流动，导致储备货币汇率急剧波动，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给储备货币国带来大量问题。这样，大家都是受害者。为克服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冲突，推出“纸黄金”这一构想可谓适逢其时。
文汇报：为振兴全球经济，您特别提出“新马歇尔计划”，也就是大规模投资于全球的基础设施。这样的构想如何能够在各主权国家得到普遍认同？
林毅夫：各国经济发展固然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是，任何发展政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相对更加严重。大家最关注的是欧债危机。就欧债危机而言，如果债务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短期援助计划都只是止痛药而已。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欧洲国家不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短期而言是收缩性的，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短期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继续攀升，从而加剧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传统上，一旦出现危机，总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中长期竞争力，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此抵消因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经济收缩。但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很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提升竞争力。美欧目前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应对危机，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我提出“新马歇尔计划”，就是给发达国家提供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货币储备权和印钞权的现实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其通过大量印钞购买政府国债以刺激消费需求，还不如通过印钞来投入全球基础设施以增加就业。与前者相比，后一种投资长远来看更有利。
文汇报：问题在于，“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主体又该寄托在谁的身上？
林毅夫：首先，G20国家要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应充当这一计划的实施主体，包括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其项目选择、设计和执行的能力非常强，以这些国际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可以使“新马歇尔计划”顺利推行。
文汇报：全球步调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复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各国失业率高导致的社会抗议压力以及政党政治选举的实情，许多货币或财政政策可能因此出现变形。这样的情形是否更使人担忧？
林毅夫：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才更需要我们提出新的倡议。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更要主动倡议，以争取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文汇报 记者 季桂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