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敌人的敌人是你的什么人？你会如何回答？通常世人都会回答是朋友，非左即右好象是每个人的宿命。只要少数人是个例外，他们不盲从这个道理，他们评价一个人决不会以其所处的位置来说事，何况，在他们的思想中除了左与右，还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中庸之道。
胡适就属于这种人，共产党把胡适当敌人来对待，但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却依然还是胡适的敌人，胡适只认同思想而决不会为其所站的位置而妥协之人。也正因于此，十分狂傲不羁的李敖瞧不起很多人，却对胡适情有独钟，不但以胡适弟子自居，还高度评价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
但人世间有人喜欢你就同样会有人讨厌你，鲁迅就是一个极度讨厌胡适之人，在鲁迅短暂的一生中，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胡适，其主要原因就是俩者杂文上的差异。
对文人来说，小说、散文、诗歌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争议，因为这些都是以描写为主，着重的是生活底子和雄厚的文学基本功，区别只在于个人风格上的展现。而杂文却不同，他代表了一个文人其思想、信仰、入世态度等等，而就在杂文这一点上，胡适与鲁迅相互不待见，都瞧不起对方，认为对方是没资格写杂文的文人。
假如说鲁迅是杂文编辑，那么胡适的文章基本上最多只是通过，连推荐都没有；如果说胡适是杂文编辑，那么鲁迅的文章最多也仅是推荐，想要精华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那一个时代，谁的文字能得到精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与鲁迅和胡适相比或与大众文人相比的确是有所不同的，鲁迅与胡适等是搞小文学，而毛泽东则是搞大文学，他对中国文化钻研之深，其文学角度之广，论说点之大都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毛泽东的文字不但得到共产党内部的夸赞，也深受蒋介石夫妇的好评，国民党四大家族可以不喜欢毛泽东这个人，却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文章的厉害是无人能及的，可以这样说，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还没统一中国之前，毛泽东就靠他的文章已经一统江湖了，足让当时中国无论执政党还是各大在野党的大佬们都叹为观止。这一点鲁迅做不到、胡适同样也做不到，搞小文学的文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这俩位搞小文学的大师为何会如此这样瞧不上对方，就是因为他们在杂文上的态度不同。杂文如古诗歌，一直是属于中国民族文化最宝贵的遗产，自古就有之。但在鲁迅时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家开创了新的杂文体，那就是艺术体杂文，鲁迅尤其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会在这样的杂文中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说你病了，但却从不说如何医治，好比鲁迅只是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病，而不负责医治的医生。而中国古式杂文却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实用性很强的论述文，如《曹刿论战》，不但论述了一个国家如何从战略上建造打胜的基石，也从战术上谋划打胜的技能，既要诊断出毛病出在哪，也要开出药方来医治。因此，胡适认为鲁迅的杂文毫无意义，是光有战斗的勇气和态度，却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他劝鲁迅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一个杂文家要力求去解决问题，为国家为世人开出良方，而不要一味的责骂，一个真正的杂文家不仅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且也要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那么，鲁胡之争到底是谁对谁错？恐到现在也仍是很难说的清楚。时代在发展，在以前，文章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触碰的，而领略杂文者更是凤毛麟角。在当时杂文是智者的经略，是重臣的谏书，是皇帝的诏文，是秀才成为天子门生的敲门砖，是政治集团行业内部的高级文凭，正是因为玩杂文者都是此道的行家里手，孰高孰低不难分辨，因此，以一篇杂文而从布衣直接进入庙堂者世代相出，如商鞅、李斯、诸葛亮等。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纸业的迅速发展，玩起文章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选拔官员制度从面试改成了笔试，造就了文人竞争相当激烈，图捷径、早成名的想法遍布天下，一生成一文的心态越来过时。而更重要的是五千年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中，今日之问题几乎还和千年前一样。《曹刿论战》的思想，同样完美地适用当下，而且今之情况还要比鲁庄公更恶劣，今日之“曹刿”，恐更难找出中国可有一战之基石，这也是日本人怕天怕地，独不怕中国人的主要原因。
因此，五千年下来的中国，不是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是老问题不断地去重复再重复，不断地在取笑古人的同时，继续古人的荒唐。总总因素的累积，才造就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艺术体杂文，这样的杂文其作者不求能改变什么，只是一种无奈下的彷徨，阿Q式地自嘲，悲观主义地泄愤，对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来说，他还需要药方吗？还不如利用还有一口气的时间，尖酸刻薄地调侃开心一下。正是因为有这种心态，成就了鲁迅的杂文，造就了鲁迅的思想，1919年的“五四学潮”事件，鲁迅根本不关心，他在忙什么？找新房子，忙搬家，小家远比国家要重要的多！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发生的学生运动在近代中国一直赋予他神奇的色彩，标榜他杰出的历史意义，认为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在这场由群众自发性组织起来的运动规模是空前的，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的转折点，他让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必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上层建筑则显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但就在这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一些中国的大师、精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选择了以旁观者的心态看待国事，而不愿率先投入，因此不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仅只有鲁迅兄弟，还有其他。周家兄弟是忙于买房、搬家，胡适同样以个人要务的原因，去了上海，和他那导师杜威聊天去了。而陈独秀这位中共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当然，在那一段日子，陈独秀的日子混地相当难堪，嫖妓门事件轰动全国，上上下下都发声要给予严惩，仕途严重受挫，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明天在何方，北大校长蔡元培则整天思索着如何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而毛泽东这位建立新中国的伟人，在当时则响应比大他二岁的胡适之号召，少谈主义，到湖南研究问题去了，整天想的是如何让湖南独立于中国，建立湖南共和国。
因此，在这场学潮风暴中，每个人都放大且演绎了自己的个性，所谓地鲁胡之争，也更能从这件事上，得到完美地体现。中国对于鲁迅来说，已是不可救药，他认为什么方式都已无可挽回的能去拯救中国，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因此他反对自由反对民主，反对在当时世界颇为流行并代表着先进思想的代议制度，那么鲁迅要什么？他的思想中处处展示出“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之类地要把一切通通都推倒，从新再来的精神，不能说鲁迅这种思想就是狭义的、激进的，但这实是绝望、悲观主义的体现。而胡适的态度则是要冷静，要能任重道远，要乐观地去思考问题，因此他本人并不主张学生搞罢课游行地大运动。５月７日，人在上海的胡适收到了陈独秀有关五四运动的报告信，胡适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希望学生们回去上课，要他们少谈主义，多潜心研究问题。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胡适这两位大师在性格上的差异，但却又有共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两个人都搞小文学的，对这样的运动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者们的敏感和认知，他们忽略了群众的力量，而把眼光一直盯在上层建筑及国家精英上。但同样都搞小文学，两者的小却又有不同，鲁迅之小看上去有如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祥林嫂”，小家子气十足，不但对事物的看法悲观绝望，而且还十分固执己见。而胡适之小则是另一种味道，他就如江南的小家碧玉，温文尔雅，不激愤，不冒进，力求事事用道理说话，反对任何的暴力，哪怕是用暴力来对抗暴力。
正是由于双方存在性格上的差异，导致会有鲁胡之争，更导致两位大师在其文学之路上所选取的目标也并不相同。鲁迅由于其性格因素，他知他玩不了政治，因此他对任何党派都不感兴趣，潜心创文，坚定的走文学道路。而胡适也因其性格上豁达大度的成分，更愿意采取在思想上包容兼并，成为博采众长的思想家，并希望通过自己思想上的认识，对问题的研究，从而能改变执政者的思想观，达到振兴国家之命运的做法。
而胡适的观点，在当时的主流精英中，又是广泛得到认同的，胡适的这种想法影响了许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等，还有在当时一直称胡适为老师的毛泽东。这让鲁迅十分恼火，鲁迅敏锐地指出这种观点就是异想天开，是与权贵们玩与虎谋皮的游戏，是一种萌发走政治捷径地幼稚行为。
因此，鲁迅不时地挖苦讽刺胡适，说其是体制下的奴性代表人物，也造就了鲁迅的文章不断抨击所谓地奴化现象，决绝地高喊“真的猛士，敢于直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两者的人生态度是如此的相悖，一个是要不惜代价与旧体制划清界限，一个是豁达宽容的研究问题，用自己的思想向体制内的当权者启蒙和献策，从而达到改革的目的。
所以，相比鲁迅，胡适就如其名，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也正如前文所说的那种区别，胡适虽不认同鲁迅的决绝，但还是很开明地做到不争不压，只是不给精华；而鲁迅则完全否定胡适这种体制内的妥协式改革，不看其也是大师的面子，恐胡适的文章鲁迅全都要枪毙掉的。
何谓知识分子？抛开现代社会不谈，在古代和近代社会中，能称之为是知识分子的必是文人，而所谓真正的文人，必是掌握文、哲、史的人，象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的人才人们往往称之为术士而不是文人。但一个文人其历史责任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李白还是苏东坡，他们的人生理想决不仅限于写一首《静夜诗》或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这等千古绝句，而是要成为类似诸葛亮、王安石等如此的人物，走进政坛，以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对文人来说，吟诗作赋是有其必然的局限性，受益面不大，而走入政坛则不同，不但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谋福人民，也能更完美地展现自己的理想。何况从自身角度来说，对一个文人来说，仅限于吟诗作赋者必是小文人，而作为人类来说，不管其人生取向是如何，都要成为行业优秀者，都要做大。对文人来说，小文人不管其作品再出色，必受制于人，成为如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混社会；而如能晋升为大文人，必是走入政坛之人，必是入相成为人上之人的人，这样的人必不是混社会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玩社会的人，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才华，利用自己内心多年描写的蓝图，玩好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益。
因此，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社会中，一名优秀的文人不但是吟诗作赋的高手，也是杂文大家，他会牢牢地掌控这个社会的点点滴滴，把其当作自己手掌中的纹路，一旦有机会能进入政坛开始玩起社会来，必能熟练自如地对待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处角落，有如其自身一样。对于鲁迅来说，他弃医从文不是不想成为中国的相，而是很想，但他的性格过于清明、过于计较、过于固执等这一切又深深地困扰着他，因此无奈地他只好言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意就是鲁迅明白自己的缺点是永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明相，那么他就做一个中国的民相，民间之相，人民之相，用他的敏锐、用他的才华去做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勇士。因此鲁迅他是不进为进，先把自己置于政坛之外，成为中国政坛的评委和人民的话事人。
而胡适呢，他同样也好政，因此后人以此为由，批评他不该玩政治，说他是政治上的幼稚儿，如能老老实实玩文学，必能光芒万丈。首先有这种认识之人必是不了解何为文人，文人如不玩社会而甘愿如普通人一样地去混社会，那么日子是好混，但他那种十年寒窗之寂寞岂不是毫无意义了？一个文人千辛万苦地去坚持却仅只为了个人的生存，这样的文人对历史对世界有什么价值呢？
胡适是温文尔雅，胡适是一个终身反对暴力之人，但他同样却是一个极为骄傲之人，也是一个舍我求谁之人，他这一生穷尽一切去钻研思想，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规则，去理清人世间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性，因此他鼓吹自由主义，他认同小政府大人民的制度。他一生反对暴力，不认同阶级斗争理论，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道人权，强调建立健康、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一个健康的国家、社会，必是由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而绝不是由奴才造成的。只有个人造成独立的自由人格，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才能，成为人人对社会都是极有用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体制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才是符合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学说。但胡适的这种政治观点在中国却遭受到了强硬的反对，不管是执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还是执行资本主义的国民党都一致认为胡适的观点是幼稚、可笑的。
而胡适本人也对中国的这两种主义持质疑态度，他认为不管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还是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建立在集体专政主义的思想上，而这种集体专政主义往往强调铁的纪律，含有零容忍的态度，决不容许出现异己的思想。由此可见，他认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法西斯，只不过国民党是法西斯的右派，共产党是法西斯的左派，本质上还是相同的，都以压制个人解放和思想解放为执政基础的，对国人来说，毫无益处。
回过头来，再去展望历史，就会发现胡适的观点对于保守的国民党来说就是个异端，对激进的共产党来说又不够刺激，搞得人人都不喜欢他，认为他根本没有政治头脑，缺乏政治家所应拥有的手腕和眼光。应该说在当时，这种评价胡适的说法还是准确无误的，以当时中国之现状，国人如此愚昧无知，要实行胡适所提倡地个人健全主义，是不太现实的。也就是说，不是胡适玩不了政治，而是他的政治观点领先中国的实际情况太多，胡适的政治理念对中国来说，超前了好几百年，必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
所以很多对的东西还需要一个对的时代、对的背景，以胡适的观点就是从现在来看，还是太超前，谁和他接近？那就是北欧的几个国家，如瑞士。瑞士的政治体制几乎和胡适的观点一样，小国家，大社会；小政府，大人民。国家和政府不负责蕴藏财富，而是让财富集中到老百姓的手中，因此财政困难的政府想做任何事，都以必须先得到人民的支持为准绳，否则一切都免谈。因此中央的权力有限，他只负责日常的内政、外交事务和依法办事，其它的一切他都做不了主，更别想制订什么惊天动地的庞大计划，无为而治使各级政府和官员彻底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机关和公务员，这样不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官僚主义，也杜绝了人格化，偶像化和盲目崇拜现象，使一切都以科学来说话，一切的生活方式都建立在民主之上。
北欧国家的政治理念适不适合中国，或者说当下的中国有没有实行这一理念的基础，看来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是旧中国时代。因此，在那个时代的胡适在世人眼中只是一个文学大师，政治上的幼稚儿，国共二党争取他，更看重的是他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身份，而不是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但这二党的作法在胡适眼中则更显幼稚和落后，对胡适来说，这二党的区别是仅限于纸面上的差异，本质是相同的，一切地游戏规则仍如封建主义一样，只有搞掂了当官的才有行动的通畅性、合法性，长官意志仍是决定着一切，而人民却根本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力。因此胡适拒绝了当年一直以他学生自居的毛泽东的邀请，成为了新中国政府眼中发动战争暴行的战犯，也逼死了胡适的次子胡思杜。而与共产党同步相映的是在蒋介石多次笼络胡适未果后，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长期地监管，直到胡适逝世，其所有的个人文件全部被当局没收。
鲁迅先生曾在《彷徨》一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并在《彷徨》书扉上引用了屈原的《离骚》之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此表达自己在这场新旧时代的变革中徘徊、彷徨。那么作为他一生的敌人胡适来说同样也在求索，只不过胡适先生用自己的一生的宽容独自适应了不容于天下，左右为难的局面，向世人展现了“荷戟独适之”的独立人格和处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