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突尼斯事件之后，中东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和冲突，民众要求进行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改革，从而形成了新一轮民主化浪潮。然而，在原有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新矛盾的产生加剧了中东国家的动荡。要平息目前的混乱状态，实现中东国家的转型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中东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单靠民主化无法完成，因为这涉及到人口、就业、经济、宗教等多方面因素。本文认为，即使建立了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若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中东国家也无法实现真正的转型，新的动乱还有可能爆发。
【关键词】中东国家 转型 内在因素
2010年12月中旬，突尼斯街头，一次因城管暴力执法而引发的自焚事件，成为席卷整个大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一时间风云变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门总统萨利赫相继被流放、下台受审或被击毙，巴林和叙利亚也出现国内动荡。为何一次街头事件能产生如此戏剧性的效果？表面看来，是因为中东多国长期的威权政治和个人独裁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继而激发了对民主的诉求。实际上，人口、就业、经济、教派和部落争权等因素才是此次动乱的深层次原因。未来，无论是新上台执政的党派还是长期掌握政权的势力，都必须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否则难以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和社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决定中东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内在因素。
一、人口激增成为社会隐患
人口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可以说，若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一国便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同时，人口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人口数量，二是人口质量。就前者而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运用国家权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另一方面，众多的人口对于国家权力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和变化趋势等也对国家权力有重要影响。就中东国家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在其国家转型过程中存在两大隐患。
一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东国家相继开始出现人口激增的现象，大约到90年代，增长速度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虽然中东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与过去相比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称其为人口爆炸并不过分。2010年，中东国家(主要指西亚北非地区的18个国家)的总人口达到3.71亿，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6倍；到2050年，这一数字还将翻倍。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导致两大问题：第一，国家财富积累速度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除了部分产油国以外，多数中东国家的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中居于100位以后，如摩洛哥为150名，突尼斯为113名，埃及为137名，叙利亚为152名，也门为172名。即使是比较富裕的产油国，其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数量巨大且日益增长的贫困人口会成为中东各国政府的巨大负担。若不能满足人民在民生方面的需求，很有可能出现新的动乱并导致政权更迭，从而打断中东国家的转型进程。第二，人口过度增长将会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中东地区以沙漠为主，气候炎热干燥，植被覆盖率低，生产和生活大都集中在河流沿岸以及沙漠绿洲。因此，其人口供养能力比较低，且生态环境脆弱，一旦破坏难以恢复。以水资源为例，根据《蓝色和平：中东水资源的再思考》报告：中东地区水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该地区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威胁。人口增长、移民、城市化和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当地水资源。50年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众多河流流量减少50%至90%。
二是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较大。从已有的数据来看，在近20个中东国家中，0—14岁的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的27.37%，其中也门和安曼两国的比例更是超过了40%。这说明，中东国家的人口结构大都属于生产型结构，劳动力充足且人口增长速度快。从中国和印度的案例可以看出，对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人口结构是一种天然的优势，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吸纳大量劳动力。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合适的政策，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那么整个社会将会爆发出极大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而完成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中东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和混乱状况，将原本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不仅未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大隐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就业问题。年轻人失业在中东国家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突尼斯事件中自焚的大学生，也是因为失业而不得不摆地摊为生。在阿拉伯国家，超过30%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其数量约占总失业人数的52%。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众多年轻且有活力的失业人口已经成为中东国家一个重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动乱的主力军，甚至会被宗教极端组织所诱惑，成为恐怖分子。“从大学这座‘失业工厂’中走出来的毕业生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如果经济发展无法满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很难找到其他方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所导致的后果，却有可能让一国的转型中止或者失败。
从以往的历史看，青年人，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人，一般会成为社会改革或者暴力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出现青年膨胀(Youth
Bulge)的时期往往与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时期相重合，比如16—17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此次“阿拉伯之春”也具有这一特征。如今的中东，有些国家的动乱暂告一段落，但是尚未完成政治和社会重建；有些国家虽处于稳定状态，但是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因此，如何正确引导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中东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经济低迷阻碍政治改革
中东国家长期以来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民众对于政府在经济改革上举措失当的不满也是此次“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整体而言，中东地区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与同属第三世界的东亚、拉美等地区相差甚远，其全部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例不足4%。即使是部分富裕的产油国，其国内也存在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问题。而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之间、国内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如今，在民众要求经济改革的压力之下，中东各国政府若要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实现国家转型，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产业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高。一战之前，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除了个别国家，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多数国家以畜牧业和手工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一战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进入中东，从事石油开采，逐步确立了中东地区以石油出口为支柱的单一产业结构。虽然石油产业国有化、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使得中东产油国的收入剧增，但是其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状况并未改善，该地区石油出口国石油生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40.3%，对政府财政收入(不含援助收入)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0.5%，非产油国的产业结构则更加脆弱。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一方面使得中东国家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发展滞后，既无法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向民众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以应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单一的产业结构削弱了中东国家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每当国际经济风吹草动，中东经济往往最先受到冲击。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危机波谲云诡，国际油价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更加凸显。一般来说，经济失败是政治动乱的先导。无论多么健全的民主制度，如果不能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都只是空中楼阁。因此，建立合理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是未来中东国家政府应该从长远考虑的问题。
其次，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严重，经济收入分配不均。由于石油产业普遍国有化以及近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中东国家的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然而，国家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既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如阿联酋(2010年人均GDP为47407美元)；也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3000美元的国家，如也门(2010年人均GDP为1231美元)。这种不断扩大的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会改变国家间的利益认同，使得穷国和富国在某些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难以协调，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也会产生更大的差异。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导致国际冲突的潜在因素。与此相比，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的危害则更加严重。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安定。中东国家，包括一些富裕的产油国，由于未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民众不但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生活水平反而每况愈下。有学者曾指出：“公民的基本需求若得不到满足，则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经济资源的缺乏极易给公民造成心理紧张。当他们发现摆脱这一困境的手段是改变政治制度时，他们通常会诉诸暴力，制造冲突。”可以预见，如果中东国家的政府不能在社会分配改革上取得突破，未来，类似“阿拉伯之春”的动乱极有可能重演。
再次，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频繁，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近几十年来，中东地区在经济方面的整体表现一直差强人意，少有建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政府决策有关。当然，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的情况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迅速增加，使得国家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但是，这种单纯依靠资源开采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国家将陷入收入来源缺失的困境。为此，一些产油国未雨绸缪，做了许多转变发展方式的尝试。一些国家着手建设豪华的旅游度假设施，发展旅游业和房地产业，以吸引外国消费和投资；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手中的巨额资金从事商业金融的运作，以从中获取收益。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国家损失惨重，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有其极限，仍会受到资源、市场和发展机会的限制，并且不能自动带来全面增长，虚拟经济无法完全取代实体经济。对于非产油国来说，情况更加严峻。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很差，又缺乏资源禀赋，因而难以找到门槛较低的收入来源。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方面又无所作为，加之政局动荡，导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所以，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确立合理的发展规划，对于中东各国政府至关重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政府不能改变过去无所作为或者举措失当的做法，中东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将难以解决。而经济上的困境和社会分配的不公，又是导致动乱和阻碍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根源之一。反过来，政局和社会动乱则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中东国家要完成转型，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
三、宗教势力干预世俗社会
“集体知识的结构以及这样的结构导致的行为方式，从本质上讲，不会仅仅由于其某些成分发生变化就会随之变化”。因此，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穆斯林集体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东国家的政治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中东国家的政教合一、威权政治等就是这种影响力的具体表现。由于宗教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伊斯兰教对于中东国家的民众有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和难以转变的影响。加之伊斯兰教尚未完成世俗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是未来中东国家转型过程中，必须慎重思考和处理的因素，应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消解其负面影响。
第一，教派间的分歧和争夺会对中东国家——特别是在此次“阿拉伯之春”中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对教义的理解、治国理念和政治诉求等的差异，中东各国存在教派林立的状况。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加深了中东局势的不稳定性。而“阿拉伯之春”以后，这种情形更加明显。以伊斯兰主义为例，在动乱之初，政治伊斯兰并非主导性力量，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伊斯兰主义开始因势利导，利用自身有着良好民众基础的优势，积极参与政权重建和民主选举。然而，伊斯兰主义内部的各派系间的矛盾却有可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因素。比如埃及，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以外，还有苏菲派、赛莱菲光明党等派别，而穆兄会内部的青年势力也分化出来，成立先锋党。其中，苏菲派将视伊斯兰教为一整套宗教修行的象征，赛莱菲光明党认为伊斯兰教是一套严格的生活规范，而穆兄会则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社会政治体系。这些派别大体有两种主张：一是主张保持传统的伊斯兰理念，严格按照教法治理国家；另一派则主张接受西方的一些观念，进行社会改革。在民主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可能会给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变数。不过，如果处理得当，则能够破除宗教势力的影响，改善经济，整合部落与教派力量，实现社会稳定。
第二，由于伊斯兰文化有着强大的保守性，不利于中东国家的转型，因此，中东各国需要一次比较深入的“宗教改革”，以实现伊斯兰教的世俗化。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教是一个内向型的宗教，强调自我保护，抗拒外来影响。上至国家的内政外交，下至民众的生活习俗，无不体现着这一点。比如，每当伊斯兰国家陷入困境时，民众往往倾向于从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中寻找解决方法，形成一种回归传统的潮流。然而，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对外开放和相互交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途径，一国若要谋求繁荣发展必须融入全球体系之中。所以，宗教改革对于中东国家有着重要意义，而“阿拉伯之春”则恰好向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改革的契机。
马里兰大学一位教授于2011年在埃及、阿联酋、摩洛哥、黎巴嫩和约旦做的民调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在此次动乱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最大(土耳其是目前世俗化最成功的伊斯兰国家)；5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把国家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是穆斯林，比例为16%(2009年的比例分别为55%和20%)；33%的受访者将国家公民作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31%的人则将穆斯林作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2009年的比例分别为38%和27%)。上述数据，一方面说明中东民众已经开始接受民族国家、现代化等外来观念，另一方面还保留了一些传统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宗教改革之路，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和诉求，是未来中东国家无法回避的政治议程。毕竟，从历史经验看，通过宗教改革实现世俗化，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第三，伊斯兰主义的势力大幅上升，并在一些国家的大选中取得优势，对中东地区今后的格局会产生何种影响，难以确定。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遍及从中东到东南亚的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最初是在文化领域，后逐渐渗透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伊斯兰教法取代西方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通过扩大宗教教育加强伊斯兰国家内部和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实际上，伊斯兰主义并不完全反对现代化，而是要以伊斯兰文化作为其国家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其所反对的是完全西化的主张，如凯末尔主义。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伊斯兰主义者遭到了中东各世俗政权的压制，不得不转入民间活动，主要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向下层民众提供教育、医疗、救助等服务，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民众基础，扩大了影响。因此，“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主义在各方势力中迅速脱颖而出。然而，伊斯兰主义对于中东国家的转型还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原因在于：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对伊斯兰主义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由于多个中东国家的政权更迭得到了西方的支持，且未来国家发展也需要西方的援助，因此伊斯兰主义者应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较好的关系。但是，其理念中的“去西方化”和“伊斯兰化”的内容又会引起与西方的矛盾，而这些内容正是其理论的基石，特别是一些较为激进的派别。如果这一关系处理不当，有可能使一些派别滑向极端主义的渊薮，局面将难以收拾。
伊斯兰教不仅是中东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内容。中东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可照搬照抄、完全西化，也要注意对其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进行合理的改造，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还要注意弥合教派间的分歧和冲突，妥善处理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防止出现内部分裂、极端主义以及文明冲突。
四、安全问题威胁国家稳定
世界范围内对于安全的定义有许多种，比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主观安全与客观安全等。本文在此所要讨论的，主要涉及中东国家的内部安全，包括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等。安全问题对于中东国家并不陌生，实际上，二战后，中东地区在整体上很难说实现了真正的安全。先是五次中东战争，之后历经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加之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和各种爆炸、谋杀等恐怖活动，中东一直是全球安全问题的焦点之一。可以说，安全问题是中东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在中东国家面临大变革的前夜，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发生动乱或者内战的中东国家应尽快完成新政权的组建和新体制的建设，以平息内乱，保持社会稳定。突尼斯事件后，突尼斯、埃及、也门、巴林、叙利亚相继出现国内动乱，利比亚则爆发内战。虽然突尼斯、埃及、也门开始了政权更迭的进程，但是国内骚乱仍未完全平息，其中埃及民众因不满军方继续执政，多次与当局发生冲突。利比亚内战虽已结束，新政权建设却未完成，各方仍在角力之中，局势尚未完全稳定。叙利亚的形势则是一触即发，政府与反对派发生了多次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无论对于民主建设还是经济建设，这都是极为不利的。毕竟，社会稳定是国家发展的保障。若迁延日久，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甚至可能会出现倒退。“最坏的结果是这些混乱和暴力活动向外扩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许多家庭将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成为邻国的负担，或者成为未来冲突的参与者。内战期间，大概有一百万利比亚人进入邻国避难。在土耳其，叙利亚难民可能会成为武装反抗叙利亚现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种结果是各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等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避免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动乱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动乱国内部的妥协和让步。“如果想要通过制定新宪法为新政府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相互争夺的各方势力必须超越其各自的野心并接受一个统一的原则。这是所有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
其次，对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其趁机扩充实力，威胁中东国家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极端主义一向反对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进程，图谋以宗教政权取代现政权，强调伊斯兰是解决办法，并以输出革命和推动民族分离主义来实施其泛伊斯兰战略，对现有国家格局提出挑战，损害众多国家的安全。原本美国的反恐战争，特别是本·拉登被击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极端主义组织的实力。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发展，极端主义组织日益形成了一个松散和分权式的网络体系，没有权力中心，只有不同的节点，使得其生命力更加顽强。而“阿拉伯之春”后出现的动乱局面，更是为其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以基地组织为例，“起初，基地组织在此次动乱中的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地组织开始进一步介入到某些国家的内乱之中，比如也门。他们先是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然后运用其手中的资源，扩展影响力并招募新成员，从而使得这些反对派变得更加激进。目前，基地组织在这些国家的表现非常活跃。”更令人担心的是，利比亚的内战让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的分支“得到了掠夺利比亚军火库的机会，其中包括机枪、火箭弹、反坦克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等众多武器”。实际上，在一些中东国家的选举中，已经出现了伊斯兰主义回流的迹象，反映了民众在思想上的“回归”和“反西方”倾向。若不加以约束和引导，这种倾向有可能成为极端主义抬头的温床。
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是国家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障。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秩序，动乱和内战很容易爆发，国家经济体系将会解体，造成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国家转型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中东国家，无论哪一方势力上台，要想顺利实现国家转型和现代化，首先要从安全问题着手，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
五、结论
“阿拉伯之春”只是中东大变革的一个序幕，更多精彩纷繁之处尚未呈现，所以，这一出戏剧究竟会以喜剧结尾还是会以悲剧收场，难以预料。有一点可以确认是：无论是否发生了政权更替，中东国家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顺应民众的要求。届时，整个中东地区也将由此进入一个转型时期。虽然外部大国在中东有深刻的影响力，但是内因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则只是条件。因此，中东国家能否把握好这一转型期，实现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妥善解决包括人口、经济、宗教和安全在内的国内问题，将伊斯兰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进而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国家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