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社会各种矛盾交织激化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正在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改变，因此，承担治国理政职责的执政党的组织形式、观念形态、政策主张、执政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在中国，由于党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新政治观的核心应是政党政治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现有理念难以适应政治生态变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使我们党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民智得到很大开发和提升，以纳税人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勃兴，盼救星的感恩心态不复存在，自由民主转为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每个人亲身体验的真实生活，权利意识、维权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大众政治的时代到来。二是新技术的运用改变了政治行为的形态，也部分改变了社会组织方式。信息大量即时地传播，就使以往需旷日持久才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得以在瞬间完成，从而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限制，每个人都拥有了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所闻和表达个人政治诉求的能力。新技术的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政治的兴起，减弱了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力，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世界各国最大的执政党，掌握和支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资源，举国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长期来看，执政党介入政治的状态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周期率”的作用，在权力光环下长期执政，权力运行难以得到党内党外的有效监督，官商勾结的大案要案不断，动辄上亿的贪腐案件多发，常见诸报端的买官卖官则直接破坏国家根本的政治生态，是权力腐败最为恶劣的表现。“肉腐生虫，鱼枯生蠹”，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但难以遏制贪腐风气蔓延，这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却未能使社会中下层感到普遍受惠，以垄断和腐败为重要因素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官民对立，广大人民群众对某些官员的贪婪腐败深恶痛绝，与政府官员面对面抗争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党政领导到处救火，疲于奔命。这种紧张的关系使社会人心难以安定。

然而，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执政党囿于原有革命党的理念、救国救民救世主的姿态、宏大空洞的理论、号令一切的语气，政党文化落后于政治现实，思维和理念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生态严重脱节。提高执政能力的终极目标是使本党长期执政，这是世界政党的普遍做法，但把它置于最高原则推向极致则会走向反面。

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

变革政党政治理念，必须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吸取苏联解体和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教训。

从近代世界发展来看，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产生以来，政党的普遍勃兴、快速发展、强力主导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国防外交，几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景象。政党的确立和发展是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政党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充满生气的领域，从来没有静止形态，没有终极的模式，朝着兴盛或衰亡不断地变化，永远也不会回到起点。从各国历史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选民基础或者阶级基础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适应变化与时俱进则强，拒绝变革则亡，成为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政党分为不同的类型与模式，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党多属于内生型的议会民主政党，它们在议会民主的制度体制内产生，因此无论政党之间竞争如何激烈都不存在政治制度的存废问题。如这次欧美金融危机的背后原因是政治选举导致政党政治出了问题。政治选举造成民主的“短视化”，国家、社会的整体或长远利益被政党和候选人束之高阁，各政党都把争取选举的胜利看作是头等大事，为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造成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种不负责任的制度体制，我们应引以为戒。但西方国家政党间互相监督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遭遇到根本性、颠覆性的冲击。

另一种类型的政党为外生性革命型政党，又称列宁主义政党，它是为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并为改造社会而产生的。以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革命党的主要特征。革命党在完成建立新国家政权的任务后，必然面临着不断转型。因为政治逻辑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党成功之后，革命党事实上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它不可能继续以“革命党”的姿态和方法从事建设。

苏联解体教训值得深刻反思，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以为自己没有做不到的特权。苏共的这一政党模式本身原则性的制度结构缺陷影响着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坚持一党训政制度，把“民有、民治、民享”变成了“党有、党治、党享”，最后被人民所抛弃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仅是因其政治地位的改变而政策主张必须随之改变，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适应时代变迁向现代政党转型，自觉主动地变革，才能永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应与理性、道德存在必然联系，它代表着合作，而不是对抗;代表着友善，而不是恐惧;代表着平等，而不是权利的巨大反差。要创建适合国情、适应时代的政党政治观，保持党在13亿人口大国的领导地位，我们既不能抄袭西方的政党制度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畏葸不前。在理论原则、组织结构、构成方式、政党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必须遵循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回应时代，取长补短，兴利除弊，以更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方式面对大众，是新政党政治观的核心价值。生来变革世界的政党能否变革自身并继续引领时代，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