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顶层设计”来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与十二五规划里多次提到。其特点是设计要总体把握与具体可操作。由于今天会议专家们对此有备而来，并将着重对此进行讨论，从概念到关系进行阐发，所以，我就不对此展开，而想谈谈有关深圳下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深圳的改革，近几年国内观察对她有一些争议。主要是说她没有继续保持上世纪80，90年代那种改革锐劲，失去了先锋思想，先锋改革的带头作用，借用小平同志的话讲，是“杀开一条血路”的闯劲没有了。不仅宣传媒体似乎对她这方面正在失去兴趣，而且国家有关部门也日益把深圳当作内地普通城市一样对待，特区的试验功能正在加剧弱化。某种意义上看，深圳犹如一个已经有破洞的船，正在向下沉沦。同时，对她官僚行政和腐败范围的观察，也发现其日益与内地城市高度重合，有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深圳近几年包括许宗衡前市长在内，涉嫌腐败的局级以上领导被查处的报道一直不断；最近披露的南山区花5000万修一座春花豪华天桥，电梯停开做摆设，维护管理部门推诿扯皮，被批评只为大运会做秀，浪费公款；布吉关、梅林关车辆长期淤塞，市区两级花了很多钱治理，修路调整多次，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仍然天天拥堵；深圳打击违建行动，有气无力，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小产权房总面积已经超过4亿平方米，也有说超过了深圳正规楼房面积，侧面说明几十年顶风违建，建楼“卓有成效”。

虽然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仍然处于上升期，有许多闪光点值得骄傲，经济发展内在结构、经济运行诸方面仍然有国内领先之处。但是30年也集聚了许多矛盾，存在的问题既多且深，特区的敢想敢干特质事实上面临消散的危险。它们、象自然界的疾风一样，正在风化侵蚀深圳精神、深刻影响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值得大家对此认真思考。其实、冷静看近几年改革，思考我们身边出现的社会事件，就会发现一些争议判断大多所言不虚。

比如，我们对外高调宣传成功进行大部制改革，似乎对中国行政改革有标杆意义。但几年后再看，全国各地并没有普遍这么搞。相反、由于我们没有及时跟进精简机构后实际效率的科学评测，没有拿出数据证明我们的机构改革，究竟客观提高了多少效率，减少了多少管理费用，所以别的省只是静观其变。我们精简机构后设立的主要委局，前几年还搞一正十几副职，拆庙不走人，被媒体讥为有点假，是花架子；更严重的是，几年过去，机关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问题仍然存在。进门看眼色，脸难看，事难办与热衷吃请，打高尔夫球、洗澡桑拿等不正之风愈加发展，王荣从江苏调来后，要求公务员昂扬正气，继续保持特区敢闯敢试精神的讲话虽激荡社会一阵，但不幸的是，很快又九九归一，慵懒与官僚主义习气仍然可以见到。

机构改革方面，市级机构精简后，区级机构也动了。不过不是精简，而是以60%的幅度增加！原来深圳有6个行政区，现在增加到10个，不仅新设机构均按局级架子设立，而且相应公安政法或公务员配备一应俱全，哗啦啦竞相设立。在一个仅有1953平方公里的城市设置10个区，做法与大社会小政府的市场经济路径相反，刻意搞成密集型执政力量，这里面增加了多少机构？多少公务员？每一个机构需要的钱，每一个公务员按月领取的薪水都是人民的公帑啊，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嘛。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向人民报告一下，增加四个新区后，人力成本与管理费用每年增加多少？为此投入的新区办公楼堂馆所的建筑费用又是多少？……再看原有6个行政区，如果未来真正可以按新区仅仅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那样来大刀阔斧改革，去掉几大班子和体系的设立，真正精兵简政，才可以有基本成功的标本意义。所以，要真正评说深圳行政机构改革成功之处还言之过早。倒是这几年的反复折腾让人们深切体会到：改革不仅会停滞不前，成果也完全可能得而复失。

不久前、深圳市一个主要领导说，“衡量一个城市要看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温暖度，对人尊严的维护”（见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20日AⅡ5版）这体现了做官的对人民尊敬与关爱。不过、我们具体做得怎么样呢？经过30多年建设，深圳市人口已达1300万左右，变成全国特大城市之一。那么是否真正享有人人受到城市给予的尊重呢？回答是不乐观。深圳人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户籍人口仅有300万，另外有1000万是外来人口。一方面，这1000万人民象户籍居民一样日以继夜地投入特区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为深圳的GDP和财政收入添砖加瓦，是主要的功勋群体，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在户籍、教育（子女入托入学），社会福利，身份差别，以及住房、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一直有意的把他们和户籍居民区别对待，或者用另外征收钱财等经济办法对待他们，歧视他们，给他们造成深深的伤害。他们很少有“这是我们家、我的城市”的归属感，又怎么能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城市对他们的尊重、关爱呢？？这方面，如果我们不痛定思痛、下决心从平等公正对待共和国每一个公民及其基本权利出发，对思想、法治，行政制度、城市管理等方面加以检讨与变革，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从从制度上设置“禁止对公民实施城市门槛性歧视”的强制条款，神马都是浮云，未来只会让这1000多万市民持续遭受身心伤害，形成事实上的族群对立。

这几年，我们对关键性改革没有锐意进取，当好改革先锋的角色，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国企改革，深圳在2000年前后研究和布局时，是走在全国前面，积极认真、科学以对的。不仅有一班子人马，还有当时市体改办主任、市国资办主任贾和亭先生为首的领导层慎独敏思、不辱使命的设计运作，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2007年以后，我们遇到了改革瓶颈，如员工安置补偿范围，补偿标准一再变动，造成人们对改制工作的不满与推高改革支付成本；中央与地方改革节奏不一，银行，法院，工商行政等不认同深圳地方政策，不以深圳市的改革指向来调整配合；资产债务无法在小范围自我周全处理；好的企业，舆论指责变成“强取豪夺的资产盛宴”，差的企业挂牌出售有价无市或设置门槛无法出售等，这些、本来给下一步的国企改革提供了更大更有利的改革契机，但是我们却停下来了，非常匆忙而高调宣布，市一级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据我所知，这个完成是不真实的，一些改制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工作，何来胜利完成？！更重要的是，我们自我放掉了以深圳为螃蟹，为全国国企改革做试点的历史机遇与先行先试精神，没有进一步去探索、尝试解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纵深矛盾。这不能不说是深圳决策者当时的眼光短浅和决策失误。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全国的国企改革依然面临进展迟缓、多重矛盾制约，亟待加以解决的境地，深圳对此排头兵与试验兵的角色却不在了。

说到深圳这些年改革工作最大的过失，我以为是没有主动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替中央着想，尝试开展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30年而过，我们对此可能少有惭愧自责，更多的恐怕是推诿与唯上是从。究其原因，当是缺了先期梁湘老市长他们那种敢于攻坚，不拍牺牲的勇气；没有当年蛇口招商局员工那种率先在全国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率真与执着！更没有小平同志期待的“杀出一条血路来！”那种无私无畏的果敢！深圳换了多届领导，说起改革来头头是道，但是私下考虑最多的还是GDP与自我业绩，改革的话说完就算，循规蹈矩、决不越雷池一步。这样当然自己任期内深圳什么争议都无，什么错误也没有。只要经济好，业绩在，社会安稳，做个好好人就行了。只是历史的审视是严肃和不容置辩的。这样的决策心态下，深圳丧失了改革所需要的宝贵空间与时间，丧失了我们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大写品格，还丧失了深圳人民钟爱的深圳精神与深圳的魂。

最近广东省委通过三个党内文件，其亮点是确定党内选举今后要差额选举，是党在改革中，走向党内民主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似乎也没有走先一步。实际上，无论省市，党内民主改革有大片的领域可以尝试。比如，街道党工委主要领导可以直选，区委书记候选人产生可以公开提名辩论产生；或者候选人经电视演讲后，民意与上级部门权重各占50%决定产生等等，都是可以试验的。又如，公开允许党内基于改革，服务市民等不同路径选择而产生的小组，派别出现，为选举和今后工作服务，也是我们改革秘密小圈子圈人，公民权利没有知情权、参与权，杜绝暗地钱权相授的阳光办法。

32年前，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说，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要限制权力过大。又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注1）对此我们也可以先行先试、摸索办法。比如怎样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这个命题指向，就是要对权力的边界进行规范，什么为合适，越过了怎么办？即将越过、正在越过又怎么办？这些设计要变革旧体制，但更关键的，是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在行动方面要让公民参与，有切实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同样，解决以党代政。党政分开问题，也是可以解剖麻雀，大胆探索的。

腐败问题是败坏社会风气，破坏执政根基的社会问题，现在说腐败猛于虎已经是人所共识，恐怕很少有人不同意。前几天媒体公布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谢鹏飞严重违纪被双开，显示腐败在广东高层继续存在。据最近铁道部的内部通报，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居然以中介费等名义贪污了24亿之多，而且他把钱放在一手养大的丁书苗公司那里（丁书苗的公司经刘给她高铁项目“照顾”，资产从4亿跃增到45亿元）刘还要求，那些钱一半以上不能随便用，留着做更大的作用。言外之意就是他要继续腐蚀拉拢更大更高级别的干部。据《刘志军的双重角色》一文（注2）说，刘的前任傅志寰部长离任并没有推举他，他是怎么上来的？谁推荐的？是不是应该彻底的查处？他从一个铁路工人到内阁部长，究竟行贿了多少“上级官员”？同样，我们深圳前市长许宗衡，也曾报道说贪污了20个亿，受贿和行贿都干，时间长达几十年。这些现象令人深思：为什么我们的贪污腐败在共和国大地层出不穷的出现？为什么同为中国人社会的香港就可以令行禁止、反腐卓有成效？这个可能与我们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结构有关，也与我们单一执政的历史有关。对于腐败，我认为深圳应该有人着手从制度变革上来研究，怎么样才能从源头上制止腐败滋生？怎么样可以让敢于越线的腐败分子永远懊悔，终身后怕？怎么样才可以有效禁止多层面的利益交换、钱权交易？这些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我们是否真正敢于为党国分忧解难的重大问题。香港有700万人，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但是，由于有终审法院和廉政公署，他们的运行，一直以干净廉洁著称，没有我们社会腐败的普遍化与组团发展的现象。在香港、不要说公权力组织的官员不敢贪污受贿，一经查实犯罪成立则终身养老福利归零；就是私人公司的人员贪污受贿，一听到廉署请他喝咖啡，也是坐立不安，魂飞丧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学习借鉴香港、台湾等地区或别国对反腐败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更可以沉下心来，从体制、规章、和建制等方面着手去摸索真正有效的反腐败之道，才是恢复和发扬特区敢于探索创新，先行先试，勇于为国家分忧解难的明智之举，才能在新的改革布局中，起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作用。

我们深圳在2012年推出一个改革计划，（注3）它是否算顶层设计，大家可以仔细辨别。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指出，就是无论她新六项改革，还是继续推进的旧六项改革，还是十项其他改革，都不是可以影响全国的关键性改革，实际上，文件里还没有一个牵动全局，纲举目张，对中国改革走向有决定性影响的改革。更有甚者、是温家宝总理来深圳参加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郑重提及应该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后，我们也没有与时俱进，把政治改革的探索尝试列进2012深圳改革计划，历史会毫不留情的记住这点。如果未来5年我们都不能、也不敢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亟需的关键性改革方面率先探索，尝试，那么特区的特质、特区“先行先试的角色，特区的魂，特区的根”之类的说法可以修矣！

当前、历史呼唤新一轮改革，以便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怎样推进国家与地区的改革？怎么样才能带上政治发展一起来科学发展？怎么样找出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公民幸福生活路线图？这些都客观上呼唤，切实有用的顶层设计和不折腾的改革蓝图尽快公之于世。

我个人希望，深圳可以把未来关键性改革路径与准备着手探索的改革在网上发动深圳全体市民讨论，集思广益，凝聚改革共识；我更希望深圳再出几个敢于带头吃螃蟹的人士牵头，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具体改革的可能性和分步实施路径；探索深圳城市反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研究城市公民社会建设实施的路线图，这些才是根本的，纲举目张，全局制动的关键性改革，才能举一反三，为国家的进步、公民的福祉而效力。

希望我们思考现在、放眼未来、勇敢做起来，更希望有志于改革探索的社会组织、公民广开言路，组成“翻动扶摇羊角”的历史伟力。人民的力量，智慧永远是我们社会改革能否真正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岁月如梭，时不我待。我们希望改革有好的顶层设计，更希望有人勇于下水，做关键性改革尝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都来关心改革、监督改革、推动改革！与其坐而论道，不如特立独行，越是艰险越向前，才不辱历史对深圳的使命，做敢想敢做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特区人！

深圳往南 2012年8月23日

附注1，请见《邓小平文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

注2，请见《刘志军的双重角色》一文。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8/17/cc17wangqiang/

注3，请见深圳2012年政府公报第26期。http://www.sz.gov.cn/zfgb/2012_1/gb794/201207/t20120704_19329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