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十八大将在11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大的权力交接将在十八大上完成。可以说，十八大后，随着中国新一任的国家领导人上任，中国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而这种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将决定了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十八大的召开将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

因为，就目前的信息来看，中国新一任的领导人将是以习近平与李克强为主导。如果以他们为主导，那么新一任领导人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上一任领导人有很大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上任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任的领导人多以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而这一代的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事件要算是上个世纪60年末到70年代初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了。而新一代的领导人有不少都是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历者。作为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青人，他们第一次离开父母亲来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生活最为艰苦的农村，不仅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就如我们许多人上大学不仅在大学学习各种文化与知识，更重要在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一样。而新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比如，美国最大连锁超市沃尔玛的创始人沃尔顿为何要以造福穷人为目标就与他年青时的经历有关。乔布斯的苹果产品也是如此。因此，新一任中国领导人年青时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掌握政权如何来制定各种政策，预计这将是他们各种政策制定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其政策的民生性或政策出发点更多的是关注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或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有了这个基点，未来中国的各种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其次，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第一代与第二代的中国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军事强人出身，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领导人则多以是理工科与工程师的背景，如江泽民、胡锦涛等。而新上任的领导人多数是社会科学之背景，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科学，而且其中有几人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专业知识与理论的不同，也可能决定了他们治理国家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很大差别。而且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专业知识与背景来看，社会科学知识的优势则成了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些知识正好是要求人们从社会的角度来了解我们现实生活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比如发达国家许多领导人的专业知识都具有法律及经济学背景。

第三，新上任领导人其开放的态度可能与上几代领导人也会有很大不同。因为，新上任的领导人其中有直接到欧美名牌大学学习过的，也有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的。如习近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到过美国。他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状况等很早就有了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会促使他们从之后更加会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在这过程中，不仅他们相应的知识在不断积累，而且他们开放的心态也在学习与演进过程中。而这种开放心态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四，新上任的领导人个人工作经验与阅历也与上一任领导人有很大不同的。新一任领导人多数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这样，他们不仅得到工作上的磨练，也积累工作上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整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作，其中有那些优势与不足，应该了解得更为清楚。如果这样，他们更应该知道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哪里入手。这些就是这一任新的领导人与上一任领导人不同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这些特点与差别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向与发展，影响中国将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治理国家。

对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说，还得看新一任的领导人在现在的知识与经验背景下如何来如何当前中国经济生活最为重要的三大问题。一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对于这个经济增长点，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从李克强最近的谈话来看，中国城市化将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增长点）；二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最大风险是什么，新政府将采取方式来应对与规避（对于这点在〈十二五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纲要〉有所透露）；三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大障碍或阻力是什么（当前中国党内十分盛行的严重的贪污腐败）。应该说，新一任的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置这三大问题将成为他们特质与优势能否体现的关键。不过，从最近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言论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新一任的政府对这三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现在的问题是就在于在他们上任后把这明确的思路如何转化可操作的具体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