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对政策有影响力的学者，林毅夫先生在对政府投资大唱赞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思想可能对政策本身有着重大的影响，也不要忘记学术的严谨和阁下曾经对中国经济投资过热的担忧。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9月11日在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同时，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
对于中国经济还能以8%的速度保持20年的增长的论断，了解林毅夫学术思想的人都不会惊讶，因为这不是林毅夫的新观点，而是林毅夫先生多年来一直很乐观的观点。多年以来，林毅夫先生一直强调，尽管在全球经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以上的增长，但他一直将中国的未来增长潜力与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林毅夫先生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日本从1960年开始，用28年的时间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就意味着中国从现在开始直到20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维持在9%左右。”林毅夫先生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1960年时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借鉴外国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众所周知，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乐观，建立在中国具有“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当年他和杨小凯的那场论战，让很多人记住了“后发优势”这个词，当然，更准确一点讲，林毅夫先生所讲的后发优势，主要指“技术创新”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基于此，林毅夫先生认为，要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是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是现代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要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林毅夫先生一直认为，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因投资过热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其后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
因此，笔者对于林毅夫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乐观以及对制度变迁的不重视一点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之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热的林毅夫先生，现在却一反常态对现在依旧过热的投资大唱赞歌，甚至认为每年以12%的速度增长的消费增速已经很可观，投资在短期内仍是拉动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并建议通过“全球马歇尔计划”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举措，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林毅夫举例说：“此前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比如1998年实施了基础设施投资，到2002年，高速公路长度翻了五倍，当时一些人质疑这些高速公路是资源浪费，但如今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拥挤了。”而这个其赞赏的例子，又恰恰是其以前的著作中一直诟病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目前之所以陷入增速不可遏制下滑的困境，恰恰是由于多年以来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再加上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关键领域改革的停滞不前，技术进步缓慢，产业低端，一些产业只有产能的扩张而没有技术的进步，导致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又导致消费不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历届的高层不断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摆脱对政府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出于救急的需要，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坦率而言，“四万亿”的刺激计划的确遏制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但因执行的偏差和资源分配的问题，“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使得一些产能本来已经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而一味的强调“保八”又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2009年和2010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达到了创纪录的70%以上，经济发展结构更加扭曲，政府过度的举债使得地方债务沉重。由于资源并没有更多的转向真正困难的中小企业，没有转向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因而在经历三年的增长之后，2012年，中国经济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再次出现严重的困难。“4万亿”遏制了经济增速的下滑，但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又和“4万亿”政策本身不无关系。
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如果不坚持转变发展模式，不坚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仅仅依靠政府短期投资，除了可以获得短期的“漂亮数据”之外，不仅无助于中国夯实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反而会一再贻误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机。基于此，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一直呼吁放弃“瘸腿”的增长，下决心放弃对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增长的依赖，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林毅夫先生应该明白，2012年中国经济的所处的困境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以来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和转型停滞的必然结果。靠基础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解决不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
林毅夫先生总是说，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较为类似，他据此判断中国未来能继续以8%的速度再持续增长20年。但林毅夫先生不要忘记了，日本从1955年以来，经济开始走上腾飞之路，不是一直依赖出口拉动的老路，而是果断转型，通过政府强有力推动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成功的转型，而不是靠投资和出口赶上了美国。作为一个对政策有影响力的学者，林毅夫先生在对政府投资大唱赞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思想可能对政策本身有着重大的影响，也不要忘记学术的严谨和阁下曾经对中国经济投资过热的担忧。有人认为，林毅夫先生如此追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是有什么个人的“意图”，笔者对此不会妄测。但不管如何，林毅夫先生经常引用凯恩斯的那句名言恰好能说明大家的担忧：“不论迟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不管出于何种意图，林毅夫先生对政府投资的赞歌很可能成为政府再次搞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最好注脚，一个非常危险和极其有害的注脚。来源：环球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