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断裂与失衡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堵墙，有一堵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墙”，叫体制。

作为评论员，听多了这样的话：你们体制中媒体如何如何，我们体制外的就超脱很多；你们体制中的人肯定会为体制说话的，体制外的人就可以保持相对的自由和独立；你在体制内，拿得多一些，福利保障好一些，我们体制外的没法儿比。写评论批评某些地方政府时，有人就会说：你是体制中人，吃体制饭，拿体制钱，还批评政府，还骂体制，实在是吃里扒外。

人们习惯了抽象、笼统、空泛地说“体制内体制外”，但很少有人仔细地分析过，到底“体制”是怎样的一堵墙。体制内外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两者之间真有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吗？

“体制”这个词内涵很丰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不同的人嘴里，可能有着不同的指向。比如，有的人谈到“体制内外”时，意指的是一种利益分配，认为体制是一种利益，体制中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在体制的温床中获得体制外的人得不到的利益。比如，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障就比其他人好很多，从住房、教育、医疗到养老都有比平民更多的保障。

直观感觉好像对，其实不对。说到受益者，应该说，多数人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是大环境和基本面。接下来是蛋糕的分配问题，体制内外的差别，可能也是一个幻觉。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跟“体制内外”没有多少关系。

不正当的利益，不是“体制身份”带来的，而是未受约束的权力所隐含的。体制身份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东西，权力才是硬通货。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差别，将对权力的不满发泄到了“体制身份”上，偷换着概念。掌握着权力的人，决定着体制内外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安排，所以进入体制并不意味着就能享受到利益。

常有人说“你吃着体制的饭”，这个判断是很奇怪的，我像其他人那样自己赚钱自己养家，怎么叫“吃体制的饭”呢？我的财富，是靠自己的辛苦、汗水、智慧、劳动赚来的，吃的是自己的饭，不是天上掉上来的，不是其他人或什么“体制”供养的。要说供养，是我们纳税人供养着政府，供养着官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体制“哺育”着我们。

另一种对“体制内外”的理解，是官方与民间、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分殊，认为国家垄断着更多的资源，成了“国家的人”就成了“体制中人”，就能分得更多的羹，这也是似是而非的判断。实际上，社会学家在各种研究中早就揭示，昔日那个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个人高度依附着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学者孙立平所言，过去，资源和活动空间都是被国家高度垄断的：举凡生产资料、就业机会、居住的权利，都直接控制在国家手中。这种垄断和配置的过程中，形成了个人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性，失去了这种依附，意味着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丧失。正因为此，开除公职成为一种令人生畏的重罚措施，对一个人的惩罚是毁灭性的。

但随着分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资源正在从国家向社会流动，“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实际上，当市场渐渐主导着资源分配的时候，体制内外的墙已经被推倒了!“开除公职”已经不再那么让人生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离开体制，甚至能活得更好。许多富豪，都是在离开体制之后创业而积累起财富的。跳槽成为常态，而且是常从内往外跳，“下海”成为致富的代名词，“体制”成为僵化和阻碍创富的另类说法。体制内外，没有什么差别，除了权力粗暴干预外，影响着利益分配的，还是市场。熊培云先生也在《重新发现社会》中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呼吁“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其实，改革之后，体制内外的身份已经非常模糊了，很难界定一个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除了网上吵架愤青站队拿“体制内外”说事外，日常生活中少见到这样的身份区隔了。

所以，不要动不动将“体制内外”挂在嘴上了，更不要以此来分人站队。看人看问题，需要去体制化，不要将“体制身份”当作一个敌人，然后充满优越感地说什么“我不在体制内”、“你有本事离开体制”。当然，更不要将“我在体制内”当作一种身份优势，俯视社会。这是一堵想象出来的墙。就事论事，所谓“体制中人”，当然可以批评体制，批评政府，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所谓“体制外人”，当然可以赞美体制，不是什么“自带干粮”。交流的规则，应该是讲理，讲逻辑，而不是鉴定体制内外的身份。公共空间的交流，比的是谁的道理更有说服力，掌握着更多的事实，或更站在真理那一边，而不是无聊地拿“体制内外”这种想象的身份去党同伐异。

说到体制，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体制之下，一个坏体制，我们都会深受其害，所以要共同去批评它促其改进；一个好的体制，我们都会受益，所以都要去捍卫它。连岳先生说得很好，我们就是体制，每个人都是体制。体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迫害着我们的东西，坏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有我们人性的恶。共同生活在这个体制之中，需要共同的利益感觉，你无法以“我是体制内”而去护短，无法以“我是体制外”站队划圈子并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