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他们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他们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而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体系助长了那种倾向。我想知道：发明了造纸术、火药、烟火和指南针的民族怎么突然变得只会组装iPod了呢？我在想，中国现在缺失的是否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

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而如果中国想要继续提高该国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成为创新社会。

本周，有许多中国商人和投资者主动向我表达了这个观点，这让我印象深刻。中国现在正处于旧社会结构和新体制之间的过渡阶段。旧社会结构是由村落和家庭组成，它们拥有自己的信任形式，新体制则建立在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之上。中国共产党摧毁了第一个社会结构，但他们却还没建立起第二个，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放弃共产党手中的大权。所以，中国存在巨大的信任亏空。

如果你想知道在中国稍微多推行一点信任机制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像我一样，花一天时间参加阿里巴巴网商年度大会(AliFest)，有几千名中国企业家参加年度大会，他们都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员。成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表示，他们今年的销售量可能超过eBay和亚马逊(Amazon.com)的销售总和。阿里巴巴能有如此成绩，部分是因为，它在中国国内建立了一个可信可靠的买卖双方市场，将消费者、发明家以及制造商会聚在一起，而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些人都会觉得很难做交易。

阿里巴巴有三项主要业务，首先是淘宝和天猫，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上市场，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在网站购买或者出售商品——从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在网上卖牙膏，到中国公司提供他们的工程技术。今年淘宝公司的商品买卖成交额有望达到1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成交。

第二个就是阿里巴巴网站，如果你想做能够播放《星条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橡胶凉鞋，你可以在阿里巴巴网站进行搜索，它将为你提供数十个中国鞋厂的链接，这些厂商会通过竞争来获得你这一单生意。

而阿里巴巴的第三项主要业务支付宝，则相当于中国的贝宝(PayPal)。比如，通过这项业务，中国偏僻地区的小型生产商家就能够把商品卖给一个上海顾客。买家会和阿里巴巴签订协议，把钱交给后者暂为保管，而只有当买家表示已收到自己订购的商品后，阿里巴巴才会把货款支付给卖家。看，这就是信任。这带来了何种影响？在中国，淘宝用户超过了5亿，而支付宝账户数量达到了6亿。

在杭州时，我拜访了骆云(Robert Luo)的工作室，骆云是杭州美胜经典工艺品有限公司(Classic-Maxim)的创始人和公司总裁，公司初创时，主要使用一些国外的设计，为宾馆进行较为低廉的墙面装饰。过去，骆云常常飞来飞去参加各种贸易展览会，竭力提高销售额，但在2006年，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他拿到了来自美国的一笔巨额订单，极大拓展了生意。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继续为其他人从事外包生意，转而雇佣中外艺术家，生产属于自己的原创设计产品。“现在，我们设计很多产品”——户外艺术产品、太阳能艺术产品——而且“我们还申请了很多美国专利”，他说。

这一切反映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如阿里巴巴的首席战略官曾鸣所表示的，阿里巴巴——该公司现在有650万家零售店，和2000万个生产厂商合作，每天为超过1亿顾客服务——实际上在创造一种“虚拟的混合工业园和网上市场”，中国或者外国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创造、合作或者买卖商品与服务。

曾鸣预测，最终阿里巴巴将会通过某种方式和Facebook、亚马逊(Amazon)、eBay、苹果、百度、Linkedin等商家联系在一起，创造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巨大的虚拟“全球商业网络”，个人及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和优势，买卖商品、设计和发明创造。

最终，曾鸣说道，在这个全球网络上，“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成功的方法。国家边界将不能为你提供保护。”

另外一个趋势则是，中国人将在这个网络上扮演重要角色。得益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性互信商业平台，中国新一代的创新者——雇佣成本低，却拥有高技术的人才——开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已经见识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现在，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廉价天才。

这就是为什么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和休•劳德(Hugh Lauder)在最近发表在Eurozine.com的一篇文章中说，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许多我们认为只能在西方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实现，不仅更为低廉，而且有时更为成功。”

（翻译：许欣、谷菁璐，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