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但困难多、风险高、成本大，且时间紧迫。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时间赛跑。

一、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正在和改革赛跑

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首先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平均在77%以上，其中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在80%以上。中国要达到如此高的城镇化水平，还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 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 .3%，距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约差2 6个多百分点。但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远没有达到51. 3%。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079万人，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在25278万个农民工中，有15863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他们既无法真正享受城市文明，又“被城镇化”。如果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下降到39.5%，与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几乎相差一半。

我国实际城镇化难以向前推进，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全国各地聚集发展资源集中用于工业化，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在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制度，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和转移中获取工业化的最大红利;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承担农民进城落户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成本。由此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继续利用城乡二元制度推进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大。因为，在过去，农民进城数量还不太多，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将农民同城镇居民割裂在两个天地里，农民既享受不到也看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种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而现在以及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他们亲眼看到了城镇居民享受着比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必然引起群体性心理失衡，甚至产生对立情绪，由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由远距离割裂变为近距离对立。今后，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进城农民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届时，在两种制度安排下，城镇生活着两大群体，一个群体是3-4 亿农民工，另一个群体是6亿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既享受不到又能看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优越福利制度安排时，这种心理失衡和二元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时，就可能会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族群”事件。

今后，农民工进城规模越大、速度越快，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就越强烈，形势变化留给我们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时间就越不足。因此，农民工进城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

然而，改革面临的难题是，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优越，发展机遇多，但人满为患;中小城市(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差，发展机遇少，缺乏吸引力。怎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进程，我们既需要时间安排，又需要总体设计和细腻化的执行方案。

二、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将处于加快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结构转型的最大任务是，我国必须尽快培育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拉动消费、推进文明创新的主要群体，是推进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力量。

但是，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成长，社会阶层依然是“上端小，底部大”的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是占人口比重很高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低;上端是占社会财富比重很大、占人口比重很小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收入极高，储蓄能力很强;中间则是占人口比重不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成熟理性，收入居中，消费能力强，但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

我们以20 1 0年为基期，选取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民为人均年纯收入)22000-65000元之间作为中等收入人群，利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测算了从1 995年到20 1 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结果是到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人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1 .25%。显然，如此之低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是无法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的。衡量中产阶层除了收入指标之外，还有教育、职业、资产、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指标。用这些指标衡量，我国的中产阶层比重也不高。

李培林在2 008年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一文中，提出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只有25.8%。在李培林所确认的三类中产阶级中，他们的主观认同普遍不高，分别只有61 .7%、53. 5%、46.8%，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25.8%的中产阶级中只有一半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使是完全按照自我认同一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的中产阶级，我国居民的主观认同度也仅为41 .78%。

阻碍我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城乡、地区之间的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抑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迁，不利于社会底部阶层向上流动变为中产阶层。二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三是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创业就业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形成优质公共资源向城市、精英群体倾斜，不利于“草根”群体改变身份向中产阶层迈进。四是成功上升的机会不均等。高收入阶层、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占据有利地位，使得底部社会阶层上升之路变窄、变难。

目前，我国在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方面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越是推迟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由于中产阶层成长缓慢，低收入群体人口太多，社会越不稳定，消费型社会也难以形成，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建立橄榄型社会，一旦中产阶层壮大起来，由于他们有知识、有资产，民主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都较强，在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慢于他们的需要时，执政者的公信度就会下降。因此，我国中产阶层成长的规模、速度在和改革赛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历史紧迫感、高超的智慧、敢于担当的勇气，加快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协调改革。

三、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和我国改革开放赛跑

在对外开放领域：今后中国要想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无疑需要创造更加和谐良好的国际环境。众所周知，30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秩序。这期间，国际贸易环境和政治秩序变化基本上都是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但是，近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演变对我国发展出现了不利的变化因素。

从经济角度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政府公共支出紧缩，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对我国的外需下降;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金和资源等要素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形成了供给替代效应。还有，要素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正在不断挤压我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也给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从国际政治关系格局看，当前在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大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从经济上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从军事上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岛链为

依托建立空海军作战体系，这些都对中国进一步崛起带来压力。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印、中菲、中越、中日、中韩因边界和岛屿争端，导致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复杂化、矛盾显形化，这使得我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一心一意去发展经济，必须挤出一部分经济、政治、外交资源加以应对。

面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新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在改革开放上及时创新，我国必将丧失新一轮战略机遇期。因此，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和我国改革开放赛跑。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新变化中，必须选择新的开放战略，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绘制新的改革开放路线图，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推进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综上所述，我国又到了一个需要选择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走出困境，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仍然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凝聚改革开放共识，集聚改革开放力量，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