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长人类历史考察，人类人口在99%以上的时间里是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人类人口发生了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死亡率迅速下降致使世界人口增长率和年增长量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也因此，20世纪成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人类由高死亡水平传统社会转向了低死亡水平现代社会。
正因为人类人口增长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水平，因此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问题备受关注，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更是如此。今后几年或十来年，中国庞大的人口还将持续一段低速的惯性增长，并且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会愈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叶檀女士再次引出这样的重要话题进行讨论非常必要。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梳理
人口研究绕不开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在其出版的《人口原理》首次系统地提出并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粮食）的关系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64、128、256、512…， 而生活资料却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6、7、8、9、10…。按照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
自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以来，人口增长后果的争论就一直持续着。简单概括来说，有三种主要学派的争论。第一种是新马尔萨斯学派，他们从生存资源环境有限的假设出发，认为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导致环境退化和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不是重要的危害，因为市场分配着稀缺的资源并且刺激着有效的创新。人口增长事实上可能是有效益的，因为历史记录证明，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类的福利就会提高。第三种是制度理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苦难和环境问题与其说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如说是由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和运作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种社会变量是资源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来看，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资源环境问题（哈珀，1998，p76）。
不同视点的争论反映出对资源环境问题的不同认识，这种争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结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与公众在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一，影响环境资源恶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简单线性的；其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及增长只是其中之一；其三，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导致资源恶化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
二、布朗关于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实证研究
叶女士以水资源为例，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论证了全球特别是中国水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及增长“无限”消耗之间的矛盾，进而指出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关于水资源论述，我并不在行，但是这里可以以马尔萨斯传统的经典问题人口与粮食为例来分析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
199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该所出版的杂志《世界观察》(9-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布朗认为，到下世纪（21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将由现在的近13亿增加到16亿，届时中国粮食需求不仅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而猛增。2030年中国将出现2亿700万吨的粮食不足，这相当1994年全世界的粮食输出量，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发展后食物结构变化的因素，中国届时粮食不足将达到3亿6900万吨。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迅速的工业化，中国也会像邻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耕地减少，加之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将使粮食总产量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中国粮食不能自给，供求缺口很大，将超过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以至于所有粮食出口国都不可能满足中国粮食的需求，中国的粮食问题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届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布朗言称，谁来养活中国，这是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布朗,1995) 。因此，布朗预言粮食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 布朗作为粮食专家一直都十分关注世界的粮食、环境、人口等问题。客观地说，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预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却过于简单化了。事实证明，布朗的预言言过其实了。布朗关于中国粮食悲观预测之后的近20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其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并没有布朗采用的预测那么快；其二、中国耕地面积一直保持稳定；其三、农业技术在进步；其四、农业政策制度不断改进等。因此，正如专家学者反驳，与其说粮食问题是个人口和消费问题，不如说是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布朗有根有据“危言耸听”式的预言确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警世性，确实促进了我们全面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粮食问题。
叶女士所讨论的水资源问题其实和粮食问题同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类问题，因此，中国粮食问题解决的经验应该可以对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今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源环境问题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开放性是指资源环境的“拥有分享”已超越传统意义上领土国界；公共性是指哈丁所言“公有地悲剧”中资源环境公共使用时的保护困境。显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若还以封闭的、静态的视角去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则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以中国粮食为例，中国虽然耕地稀少、水资源短缺，但中国最大优势之一是人口众多。经济学家林毅夫早年在回应布朗粮食问题时就指出，即使对粮食这种特殊战略商品，中国仍然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调剂中国粮食所需的20%～30%。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在“进口”中国的稀缺资源---耕地、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意味着我们在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在全球化国与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当下受到美欧石油制裁的伊朗在拼命地寻找新的市场，因为封锁其优势资源意味着封闭其生存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讲，全球化给了我们更大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尽管许多资源环境问题是地方区域性的，但当代资源环境退化形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具有全球性，而且它们对人类生命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和威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许多资源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枯竭和资源消耗等都产生了一个比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大得多的“环境命运共同体”。面对着我们人类“公共物品”的资源环境，因为“公有地悲剧”的困境，任何以国家为单位的单边行动都将是无助的。
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谁都知道，3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位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愿意牺牲本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批准全球共同治理“温室效应”的《京都协议书》。在2011年12月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角力搏杀，再次反映出了资源环境问题公共属性的悖论。在此会议艰难达成协议之后，加拿大即可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加两国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结果。面对资源环境等全球问题，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幼稚到以“牺牲本国人口利益、减少本国人口规模”来拯救自身、拯救地球。所以，以关起“国门”封闭的方式、以迅速减少本国人口数量的手段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充其量是将我们在“公共物品”上应有的份额让他国所蚕食，将我们在“共有地”上应有席位让他国所占有而已。
自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于1800年才达到10亿，130年以后即1930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1960年世界人口已达到30亿，在不到40年即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一番达到了60亿，今年又达到了70亿。不错，世界人口还将增长，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人类人口将最终于本世纪末稳定在100亿左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规模，地球有多大的承载力，地球到底能够养活多少人？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1996年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出版了迄今为止有关地球承载力最系统、全面、深入的总结性研究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科恩发现，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地球承载力的人口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可见，所谓地球承载力是一个弹性巨大的相对变量。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人类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过往经验归纳推导出未来。但是，之所以对未来仍有信心，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相对变量，是随人类人口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今日依然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终将像发达国家一样，人口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传统工业社会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不可持续。事实上，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世界各国已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观，不少地区、国家已经付诸行动。
四、争论中的共识
实际上，资源环境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争论不休则源自于人类生活的二重性，一方面，人类及人类系统生存于生物圈中更广泛的生命网络之中，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因此人类最终要依赖地球资源和其他物种的能量转换；另一方面，人类又不同于其他物种，是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具有改变、超越自然环境限制的独特能力。很显然，若是信奉前者，面对“来势汹汹”人口增长，你可能得出悲观结论；若是信奉后者，则得出乐观结论。在信仰这个层次上，乐观与悲观的争论不会有结论。不过，乐观给予信心，悲观带来警示，人类社会就在此间行走。
这样也就不奇怪，不仅争论不会完结，而且在不同观念、不同认识下有了应对问题的不同主张。回应开篇所述的三种主要认识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解决问题的主张：即“减少刀叉派”（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主张），“增大馅饼派”（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主张）以及“分好馅饼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主张）。第一派的认识主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如食物）是有限的，制作的“馅饼”不足于养活增长的人类人口，所以需要减少人口以解决人类贫困发展及资源环境问题；第二派的认识主张则是，不是“馅饼”有限而不能养活人类，而是“馅饼”做得不够大，问题的本质是要把馅饼做得更大；第三派的认识主张是，不是“馅饼”不够也不是非要把“馅饼”做的更大，而是“馅饼”的分配不公，需要对“馅饼”公平再分配。从叶檀女士已发表三篇文章论述不难看出，叶女士属于马尔萨斯学派。
中国庞大的人口这一基本事实似乎给未来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抹上了一笔宿命的悲观色彩。在今后几年或十几年里，中国人口还将继续惯性增长。按照联合国2011年版的预测数据，若是未来20年生育水平保持在1.6左右的中方案，中国人口将于2026年达到13.96亿峰值并由此下降；若是生育水平1.1左右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于2017年达到峰值13.58亿并随后迅速下降。不难看出，无论是未来中国人口数量还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将会给未来中国的资源（耕地、用水、能源等）使用环境污染带来巨大压力，但据此是不是就可以推断中国未来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谋”是人口呢？
中国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基础的，是把中国人口数量及人口增长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变量看待的，并以此作为继续坚持严厉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显然，叶女士的论证是支持了政府这种作为。笔者及不少学者则认为，因为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已进入尾声且会迅速下降，不可能成为资源环境问题加重的主要驱动力，所以那种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会产生严重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从人口学角度讲，更为重要的是继续实施目前的计生政策会加速人口自身内部结构失衡，而人口结构失衡就不可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所以，今日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本质在于调节人口内部结构，因为人口内部结构均衡是最终在可持续发展中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必要条件。
那么中国目前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早在几年前，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就曾指出：目前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中国现有资源和环境根本无法承受的，由此可能导致的生态危机迫在眼前。同时，环境法实施不利以及片面的发展观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显然，生产方式、制度法规、观念、技术等都是影响中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家的共识是越来越多地反省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诚如叶女士所言，“更大的问题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民众节水意识薄弱”，比比我们单位生产能耗，如叶女士列举中国农业生产、炼钢炼铁单位耗水量比发达国家高数几倍甚至几十倍；看看上下挥霍浪费，水资源、粮食的浪费惊人，国人一年餐桌上浪费够两亿人口的粮食，这才是我们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其实，观念、生活行为方式改变一小步，就能换来资源环境压力缓解一大步，何至于对中国人口数量“大动干戈”自毁长城本末倒置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拯救地球呢？！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一方面，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与国际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走节约型社会、走循环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哈珀. 环境与社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莱斯特.布朗. 谁来养活中国（日文版）DAEYAMONDO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