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1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全球化和人口红利双因素推动下，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成为全球议题，但是渐进式改革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本身也决定了我国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风险社会”的潜在逻辑，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深度转型的阵痛期，社会管理创新任重而道远。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我们的社会管理方式也应该同步转型，努力创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社会管理新模式。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五方面推动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型。
一是理念转型：从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撇开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的科学性而言，社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管理的实质是服务人，满足人的需求。但遗憾的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只要说到“社会管理”，绝大多数人就认为是管理者依靠权力或威慑力去约束、限制被管理者，强迫被管理者遵纪守法，即想方设法把“相关人”“管住、管好”。在现实中某些地方的“禁止越级上访”是典型的依靠权力压制权利的控制型管理举措。在人们不断追求合法权利的发展型社会，这种“高高在上”、“以我为主”、“以权压人”的控制型管理方式，除了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外，不会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把党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宗旨全面贯穿在社会管理之中，树立“服务民众、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核心理念，全面推行“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顾客导向”、“效果导向”的服务型社会管理新理念。
二是机制转型：从封闭孤立型管理向跨界合作治理转变。当今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横向社会、流动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微博、手机等新媒体的推动下，传统封闭的社会事件越来越成为跨边界、跨时空的社会公共事件。因此，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抑或依靠单个行政区政府或某个部门的力量管好开放、流动、复杂的社会，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而在管理机制上，我们应该推动封闭、孤立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开放、互动的跨界治理模式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推动单部门管理向跨部门治理转变。摒弃部门化利益，加快构建跨部门联动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构筑“无缝隙、无障碍、无空白”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尤其是在外来人口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公共危机管理、水环境管理、社会救助等领域率先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全面克服“多头管理、相互推诿”的体制瓶颈。其二是推动从行政区社会管理向区域社会公共治理转变。尤其是对跨界犯罪、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流浪儿童等跨行政区的社会生活现象，积极搭建跨行政区边界的跨界协作平台，实行多个行政区政府协商、互动、合作的跨界治理。其三是推动政府主导型管理向政社跨界治理转变，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居民、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协商、协作、互动的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实行三方跨界治理。
三是方法转型：从歧视—排斥型管理向平等—包容型管理转变。如有学者所言，“歧视是对特定人的不公平、负面的或伤害性行为。歧视是一个连续体，从仇视的言论、回避、阻挠、肢体冲突到种族灭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社会政策缺失或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会自动形成包容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社会歧视或社会排斥的程度。现实中大量存在身份歧视、残疾歧视、疾病歧视、外貌歧视、地域歧视、学历歧视、户口歧视等现象，是一种不正常、不健康、不文明的社会心理表现。正是歧视造就了不平等、不包容的社会管理方法，诸如“女工钻洞上班”、“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都是严重的歧视性管理举措。社会歧视、社会排斥是制造社会矛盾、制造社会不平等、制造社会仇恨的根源所在，值得每个社会管理者高度警惕。面对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为了让每个人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就应该采取平等、包容的社会管理方法，努力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阻隔、门槛、壁垒和不公正的排斥性规则，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公平公正与文化融合。
四是路径转型：从应急运动型管理向制度自觉型管理转变。与非常态社会的危机管理相比，一个常态社会是以制度规范、社会理性、政局稳定为显著特征的，而常态社会的国家治理要求维护型公共政策及常规性的、程序化的公共管理。但长期实践表明，在治理资源薄弱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管理走出了一条“运动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特定时期的“严打”、“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等，具有显著的临时性、突击性、应付性特征，缺乏长效性、制度性和自觉性。随着社会利益矛盾的复杂多元和社会治理需求的进一步增加，社会管理需要突破传统的“路径依赖”，重在要通过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政策建设、基层社会建设、法制建设等制度建设路径，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有序运转的规则和程序，提高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水平，最终促进从应急运动型管理向制度自觉型管理转变，实现社会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和长效化。
五是价值转型：从物质生产型管理向精神生产型管理转变。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既包含物理、又包含社会和精神的三位一体的空间存在。这就告诉我们，社会管理尤其是城市社会管理，除了强调物化形态的管理外，更应该注重人们的精神价值重建，让社会充满诚信、友善、公平、正义、包容、良知等人性关怀（仁义礼智信），赋予城市社会一种内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动力，全面提升城市社会的精神生产力。从“搀扶老人反被讹诈”到佛山“小悦悦事件”表明，当前我们的社会管理仍然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物质型管理阶段，如何充分发挥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让每个社会成员自觉践行基本的道德准则，全面提升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积累更富有的精神生产力、民族凝聚力，将是未来社会管理发展的新境界和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