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年代”成为了一种抒情\叙事指标，当《80年代访谈录》还余温尚存的时候，一本题为《70年代》的书也上市了。如果年代能启动思考的话，年代也许是代替历史和人民的又一造物主，在年代的掩护之下，我们-时代-历史的互文性得以成立，成为英雄的意愿并没有磨灭，这是福柯为现代性所作的最为经典的辩护。当然，如今，谁也不敢承认这个使“年代\现在”英雄化的意愿，这意愿被囚禁在日常理性、常识底线以及生活秩序的围栏中，英雄的反题就是犬儒，正如自然的反题是文化一样，活着就是一切，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犬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非理性的，它内在于理性逻辑，作为理性的伴生物，是理性斜视世界、斜视信仰、斜视理性自身的结果。从不相信出发，包括不相信自己，这怀疑形象经历了精英-大众-犬儒的演变，类似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元组，从对抗精英的痞子为起点，到痞子发现原来自己就是精英，启蒙的合题便是犬儒，犬儒成就了逻辑意义上的最大限度的普遍性，如今，网络民意代替了人民意志，这是互联网与后集权社会相遇之后的奇特现象：即网络民主（技术的普适性）先于制度民主，抵临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人们开口就把犬儒当作我们时代修饰词的时候，犬儒就已经被消解了。在理性极致的两端，启蒙英雄与生活犬儒互为镜像，当“吃饭哲学”由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李泽厚明确提出之后，在“告别革命”的宣言之下，精英与大众达成和解。如今，犬儒作为理性启蒙的初步成果，被自由阵营的左派所鄙弃，这个从内部脱颖而出的“敌人”，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启蒙计划。
其实，在当代文化政治的谱系中，启蒙英雄与生活犬儒，并非抵抗与屈从的对立，而是作为抵抗的两种形式，作为两种抵抗的对立而存在。前面提到的两本书，其内在的关联依然是线性的，70年代如果是文化英雄们的黎明，那么80年代，就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正午，而90年代呢？
整体意义上的对抗也不成立，80年代的主题是改变，上下一致，只不过对节奏的诉求不同，才导致了冲突。90年代的主题是秩序，上下也惊人的一致。官方与民间分野，是在互联网文化的兴起之后，才得以显形，说真话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恰恰是古希腊犬儒学派的核心命题。90年代不是一个适宜的抒情对象，成为英雄需要付出代价，同样可以反证，80年代的真英雄们不在书本上，他们的“被沉默”就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犬儒是选择的结果，选择商品房或者买房就成了最具政治意味的选择。飘忽的自由理念以及抽象的尊严终于落实在产权这个概念上，随之而起的征地、拆迁纠纷，逼迫出谎言与真话的对峙。但是字面意义和实践含义的错位，使得斗争的荒谬感增强：即此产权非彼产权——就财产权始源意义上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而言。虽然，产权合法性已经得到国家意志的承认，产权就是产权，但产权又不是产权——故意放弃对其正当性的理解，政治的“大话”风格，或者国家意志率先制作的政治版“大话西游”——与国际接轨是口是心非的“西游记”，取消了真假的界限，那么谎言的敌人就不是真话，而是谎言自身，正如恐惧来自对恐惧的恐惧一样。用谎言对抗谎言，用谎言应付谎言，用一个谎言去弥补另一个谎言，犬儒政治在其表现形式上，是令人不安的，因为真话需要谎言来作注解。正因为在说“是”的时候，必须由一个“不是”来补充，这是辩证理性的方法，犬儒作为中国式的启蒙之子，这不肖子孙以忘恩负义的方式继承了80年代的遗产。
犬儒的故乡在90年代，如今90年代还没有发出她的召集令，让文化英雄们显形。召集是不可能的，没有英雄只有专家的90年代，让过好日子的意愿与成为英雄的意愿不谋而合，因为人在争取好日子的时候，还没有时间对好日子进行思辨的考察，至少在90年代是这样的。
犬儒主义兴起的机缘
大家依稀记得电影《芙蓉镇》的经典台词，绝望的右派分子秦书田对爱人说：“活着，像狗一样的活着……”仅仅活着，就是一种胜利，这大概该是最早的犬儒原型，活着是革命（革人之命）的反题，动物性是对抗极端的阶级性改造的捷径。电影主人公秦书田正在接受劳动改造，革命意识形态中劳动是光荣的，而现代性第一哲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关系一节中认为，奴隶代表着历史的未来，因为奴隶参与劳动，劳动成了财产占有的第一理由，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强力征服——即敢于用生命作赌注，谁打赢了谁就是主人或者贵族，怕死的人就是奴隶。求死的意志如今被劳动概念取代，于是知识分子的财产占有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从事的是脑力劳动，现代之后，闲适哲人就成了哲学工作者。马克思用“劳动”范畴，为无产阶级争取到了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但劳动产品从劳动者手中飞了出去，进入抽象劳动价值的评估中，不仅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商品化，连劳动者自身也被商品化，成为劳动力商品，这是让马克思最为愤怒的“人的异化”。和黑格尔不同的是，财产占有是抽象法的实质，马克思不关心这个，无产阶级反正一无所有了，他们失去的是锁链，赢得的是全世界。但在右派分子秦书田这里，肉身的锁链没有被斩除。尽管他的（脑力）劳动权被剥夺了，连被异化的条件都不成立，让他窒息的是：他连结婚的权利都没有，组织家庭、繁衍生命，过性生活，是自然人的需求，因此比剥夺生命更残酷的是，剥夺人性中最自然的部分，这才是最不人道的行为。因此，寻求最低限度的人性起点，恢复人性的自然部分——生命权，大概是当代犬儒式人性启蒙的第一要义。
这部制作于1987年的电影，改变自古华的同名小说，编剧是作家阿城，电影播映之后，获得了广泛一致的赞誉，谁也没有对“像狗一样活着”提出异议。如果从传统的道家文化寻求支援——这也许是编剧阿城的原意，他一贯坚持文化主义的立场，如果超乎一切之上的文化佯狂，是秦书田在绝境中自我救助的唯一办法，那么自我保全的文化解释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入世与出世的循环论，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体操，在秦书田那里就显得有些身不由己。当芙蓉镇上的狂人秦书田遭遇“豆腐西施”的时候，狂人也不能免俗，狂人的情欲故事才符合逻辑地发生了。这对“黑夫妻”如何将“狗男女”进行到底，犬儒主义产生的机缘就是“躲避崇高”，其羞羞答答的理论表述就是“人的全面自觉”。
经由《芙蓉镇》活命哲学提示，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即在传统社会主义学说内部突围，警惕绝对政治权力对权力机制自身的腐蚀，彰显人的价值与尊严，呼唤人性回归，就当时而言，显得如此激进。同样的人道立场，精英知识分子的内部产生分歧。这是一种有关自由的往返运作，受生物属性控制的人是不自由的（古典主义），反之受崇高意识形态支配的人同样也不自由（现代性）。马克思的“异化论”建立在人的商品化之上，这对于80年代的知识感官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因为歇斯底里的阶级性（人性）改造运动，仿佛向空气出拳，一个被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商品成了假想敌。但怀疑不是从这里出发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生理性抗体，怀疑与否定的精神资源来自尼采与萨特——他们的作品，雄踞80年代出版物的榜首，在精神气质上他们都是马克思的兄弟，都相信人的价值在于创造，正如人不能商品化一样，人不能动物化：好吃、好住、好穿不能担保尊严，但随后的现实告诉我们：80年代的人道主义，即人的创造性结果，就是好吃、好住、好穿，这正是受尼采攻击的现代之后的“末人”。但80年代只能用80年代最为敏感的消化神经，去阅读尼采与萨特。因此，80年代是在反抗绝对权力（真理）的节点上，与尼采的《权力意志》相遇的；是在“反观自身”（这个个人）的节点理解萨特的“虚无”，因此，知识精英们在理论层面上，自行解除了自己的话语权，对尼采的反话采取正面的回应——“上帝死了”其实要面对的是“复活”问题，历史意识消解，价值理性受人诟病，一个大众化的时代呼之欲出，90年代属于韦伯主义。
犬儒主义的策略问题
价值理性是一种争胜性的话语，每一套价值系统都宣称自己非常正确，绕开那些反话正说以及正话反说的现代性批判阵营中的“先知们”，像狗一样活着，至少是一种诚实的反应，没有人再斩钉截铁地说：是，你必须这样。
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说是英国人发明的，休谟的《人性论》建立在感知层面的快乐与痛苦之上，这种感觉反应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比如手碰到火以后，就再也不犯第二次错了。英国人喜欢把一些具有价值取向的词，表述得更加经验化一些，比如把尊严说成体面，把幸福说成舒适，英国人的人性说清晰简单，一目了然。但对于既体面又过着舒适日子的18世纪启蒙思想者而言，所谓启蒙，即康德的名言：摆脱未成年状态，背后隐含的意义就是，谁也别信，相信你自己。这个自己如何成立：这个自己必须具备理性能力以及自由意志，可见人性改造是启蒙的题中之义，要把古代人改造成现代人，在黑格尔那里抽象为普遍的（个）人，普遍的平等，（精神）等级制在理论上被废除了。就是说，普遍的个人，具有普遍的理性能力，人得自我成就。但黑格尔区分了人的两种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后者是在制度中，在国家精神中体现的人的真正的实现了的自由。当舒适的好日子，被当代人体验为自由的时候，犬儒的面貌才得以成型。
在西方，精英文化是同贵族的消亡一起消亡的，这是让尼采最为痛心疾首的事情。正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贵族阶层，精英与大众的对立，正如阶级对立一样，成了人们意识中的影子敌人。实际上，长期被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宰制的当代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绝对权力自身的同时，也就取消了自己作为价值（真理）代言人的中介地位，80年代的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知识分子放弃了对国家、民族、人民这些宏大对象的关怀，并从认识论角度，意识到必然、整体、共性的优先原则应该颠倒过来，从而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这依然是关于自由的迂回表述，因为只有在对个人自由具有直观经验之后，才会把自由提升为某种必须维护的价值，而制度安排就给出了有关形式自由的承诺。
于是，90年代的文化反应，表现为历史叙事淡出，文化英雄被专业人士取代，制度论与价值论叠加的重影，给人以一种冷峻的印象。
冷峻风格的集大成，就是在9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余华发表于1994年的长篇小说，便取名《活着》。在经历的所有最高强度的不幸、屈辱、痛苦之后，这个活下来的人——福贵，带着外科医生式的冷峻，把命运所绘制的苦难神经结构图展示给读者。不审美、不批判、不抒情，福贵的回忆受零意志的支配，零意志不等于没有意志，而是人的意志在遭受长期压抑之后的休克反应，这样的回忆同时也没有侵犯性，因为意志判断找不到可以投靠的价值系统，福贵只有一些往返、迟滞、前进、闪回的记忆碎片，因为福贵已经不知道可以相信什么，可以不相信什么，他活着，像一个不需要谜底的冷峻谜面一样地活着。即使没有商品经济对人的异化，人自身的异化——萨特的命题，是如何发生的，“我的世界”，这个闭合的小宇宙，不反抗命运，其自身也就没有命运可言。当90年代最优异的文学精英们，只关心叙事结构的时候，社会变革的制度化处理，也正在被人们接受。
放弃了价值评判，这让一直习惯于价值评判的人们非常不安。一种中立的工具理性的立场，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制度论开始出现，韦伯尽管指出现代科层管理制度，是“铁笼”，但韦伯不是马克思，没有说要砸碎铁笼。他运用其全部才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体制“铁笼”，是如何的精确，以及合乎理性——满足了启蒙诉求。犬儒们意识到，恰恰是这个铁笼，在承认动物性的同时，把动物性收入笼中，这样既不侵犯高尚人性，也不对动物性做外科截肢手术。这让人联想到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的观点，国家福利制度的确立，是对偶然的、任意的、高尚的慈善事业的否定，制度越完善，精神（道德）就越贫困，因为任意个人失去了表达高尚的机会。自由是制度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性，于是，犬儒主义者放弃了启蒙式的观念革命，最酷的还是制度。
犬儒及其生活风格
制度像某种精微的装置，需要人们投入硬币——一种可通约的文化货币，它才能良好运作。但“真币”的伪劣属性，与“真”相伴，历史上最古老的伪币制造者，就是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宗师第欧根尼（Diogenes，前413——327年）。这个喜欢捣乱的家伙，被亚里斯多德在《雄辩术》中，鄙夷地称之为“那只狗”。据说，第欧根尼也从德尔菲神庙得到一支神谕：改变通货的价值，这自称为“发了疯的苏格拉底”，显然对“认识你自己”不感兴趣，但他依然是苏格拉底的盟友——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启蒙。
与同时代的精英团体不同的是，古典犬儒不关心什么是“善”的值得过的生活，不关心认知问题，而是注重行为，并故意制造出一些挑衅、戏谑、疯癫的行为，来撼动传统价值，并相信“伪币”才具有无可限量的解放力，所谓的“真”，是经不住怀疑鞭策的。而怀疑不是脑子里任意的古怪念头，它调戏“真话”，逼迫“真话”原形毕露——真话的真话，几乎可以说，犬儒是LOGOS的虔诚信奉者——相当于偏执狂，比如第欧根尼的逻辑就是，既然生理欲望是可耻的，但人可以当众满足食欲，为什么不可以当众满足性欲呢，于是，他跑到集市的中央当众手淫。当众手淫是为了挑衅这枚称作“节制”德性的文化货币——即其通约价值，生理欲望是可耻的。在此，有一点值得注意，第欧根尼的行为发生在集市，集市是众人的场所，不是精英们的“柏拉图学园”，第欧根尼要向人们传递什么信息，第欧根尼为什么一定得向众人说话，福柯的回答是：“犬儒派的态度在其基本形式中，不过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对真理的认识之间的关系，这是希腊概念的极端激进的版本罢了。”
生活风格即有关自我的真理，就是那枚启动/修理制度装置的硬币，但是，人们并没有准备好手中的文化货币，这部制度机器就开动起来了，比如国营转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住房医疗制度的变革，当然制度程序的启动之手在权力上层，他们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者。当人们的脚步跟不上制度装置的速度的时候，就会出现生活风格问题，即一套关于生活的技艺，该如何展开？在此，知识分子会哑口无言，他们只在文化与制度之间争论不休，他们对于具体的价值形态以及让价值如何呈现的问题思之甚少。因此，当80年代将怀疑精神的硬币投向90年代的时候，这枚硬币落到了大众手中，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内容）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和知识分子较劲的痞子，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他叫王朔。
2000年出版的王朔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可以看作90年代文化征状索引表。依然是“活着”的犬儒路径，当然不是“福贵式”的抗价值干扰的零度状态地活着，因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效率为优先性的技术主义制度模式，当然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解释，这是人们为了清除高压的意识形态病毒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样的疗毒过程，必须辅之于大众文化的麻醉剂，这是一种经由排除法过滤之后的应急选项。因为转向文化传统寻求慰藉成了一种姿态，与价值诉求高度吻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再者，道德话语失去了感召力，如果谁再扮演道德生活的教习官，这是受80年代启蒙匀染过的社会共识无法接受的；再其次，与自觉的信仰问题最密切的政治生活也无法成立，剩下的就只有大众文化了。大众文化是启蒙的必然产物——就文化权力而言，用王朔的话说：谁也别装孙子了。所以“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似乎又可怜了，沧桑了一些”，这个“又可怜”是针对文革时期的“可怜”，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可怜下去，因为知识分子一旦受到谁的垂青，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刻，这是西方启蒙话语的中国式逆反注解，而西方启蒙精英们，那些贵族子弟赶走了国王，实际受惠的是资产阶级，他们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是宠儿，精英文化破产了，但精英阶层一直成立。
一个独孤求败的中国当代犬儒英雄，应该同意王朔接下来的话：“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哪儿呢？就是提倡所有人自我选择，批判所有想一统天下的道理、权力或其他什么。”最有说服力的“自我选择”，应当与一种个人的生活风格相关，并且这种风格能够一以贯之，逼迫更深层次的事物开口说话，这是经典犬儒主义将生活作为反思的起点，因为独立思考与自由生活息息相关。自我选择，这是在理论层面已经解决了的80年代的启蒙思路，但这个自我选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我有判断的能力吗？有关生活/真理的技艺问题，落在了90年代，即相对主义盛行的背后，其实意味权威与伦理已经不是重点，那主体性的第三个落点，与判断相关的自由意志才会引起关注。
《美人赠我蒙汗药》有段内容关于性问题，是从一个生活场景说起的，90年代流行以嫖妓的形式款待朋友，受款待者从也不是，不从也不是。就是说在这样的场景中，徒具性自由的形式，而缺乏性自由的内容，身体是盲动的，意识却是呆滞的，这和青春期叛逆不同的是，父母不让我干的事情我偏要去干，之于在性文化欠发达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成年人来说，意识的呆滞状态，意味着性意愿的缺失，没有一个坚定的理由迫使你得这么去做，性快感不构成这个形式、这种情景中的内容，于是大多数人对此作了礼节性的处理，收下这个礼物，不要冒犯朋友。但朋友的情面是一种迂回表达，我不知道为什么得这样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必这样做，但我还是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王朔说：“接受它可能比拒绝更难，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一点也不舒服，挺尴尬”。因为接受与拒绝，都受个人意志的支配，但此时，接受与拒绝都成了一个难题。在这样的难题之中，连知行不一或者口是心非都不成立。
自我一开始选择，就遭遇了无可奈何的无奈情景，不同于古典犬儒的是，相信文化平权，相信自我选择的当代犬儒，因自由意志匮乏，这个“自我”就是空泛的。一个人怎样想，就怎么生活，这才是真话的真话，观念形式与生活内容不至于错位。如果身不由己地就变得“自由”了，这比不自由还要糟糕。
犬儒与真话问题
一种自觉的信仰是生活经验刺激的结果，哪怕这经验如此不堪，如此荒谬，正如我手中没有通约货币，但流通照常进行，这与知行分裂无关，而是说“行为”本身像一部奇妙机器，没有动力，但却自行运转了。因此真话问题，实际上是行为动力学问题，一直内在于犬儒主义内部——逼迫人们说出真话的真话，谎言的谎言。“伪君子，真小人”并非简单的知行背离，一个带着面具撒谎，一个扯破脸皮撒谎，必须撒谎，这是他们德行的“真”。因此，当代犬儒主义，这个从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中，逃逸出来的第三种精神势力，其抵抗方式并不壮烈，因而显得有些面目可疑。因为他们知道真话问题不是真话本身，而是谁在说真话，向谁说真话，谁在听真话，谁需要真话，谁能够说真话，总之，说真话“是现实的真与自由之间的艰难运作”说真话是现代人有关自由的复杂技艺。
福柯在其最后的演讲系列中，关注的就是“真话”问题，“真”的两种模式，一个是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在知与无知的往返中，探求真理的无限性；另一条就是第欧根尼，在是其所是与不是其所是的区分中求“真”，比如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当国王，但亚历山大大帝随身佩剑，就表明他有所畏惧，因此，他不是国王，国王愿意听真话，他不是国王，那就不屑于对他说真话。如何在无限性与确定性之间保持平衡，福柯笔锋一转，提出如何辨识那个说真话的人，衡量真正的说真话者有两个标准：知行合一以及信念坚定。而为什么需要说真话，那是为了弃绝自我，杜绝自恋。作为自我的迎奉者——现代人尤其如此，于是福柯把一个古希腊的议题做了非常恰当的转换，人必须学会勘察同自己的这种自发性的关系，福柯非常赞赏犬儒学派的具体做法，那就是规则错置，把适用于这群人的规则，放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群人身上，就能够更好地认知自我，从而弃绝自我，进而创造自我。
犬儒有关“真”的技艺，远看是后现代，近看则发现，他们古典到如此纯粹。正因为自我弃绝之后的自我选择才得以成立，不受宰制的自由意志，首先是针对自己的，不被自我迎奉所宰制，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疯狂的石头》，就是犬儒式的规则错置的典范，价值的代言人是非常不知识分子的一伙小偷。所有正当的词汇，经由这伙小偷的嘴里说出，他们就成了小偷中的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的最大成效，即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小偷是这样炼成的：注重技术含量、专业化程度较高、做事有原则、懂得爱情需要包容、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但笑点也在这里，人们真的相信小偷的纯粹性吗？小偷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小偷化（学术官僚们剽窃成风），人文情怀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就是怀揣外国护照的精英们比没有外国护照的精英更加“爱国”的犬儒式启蒙图解。
真假难辨或者真假互现，因政治共识的匮乏，生活基础被架空，使得演绎法与归纳法都不成立。但当代启蒙者依然在价值-制度-生活的批判序列，在其确定性与无限性之间穿梭。无论如何，不受绵羊般被宰制的意志，意味着可以对政治权力敏感，同样也可以对制度权力，以及真理权力敏感，只要这敏感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启蒙方案就会遭受来自启蒙逻辑自身攻击，一个“潜伏”的小知识分子，一个打入敌人内部，将真话以谎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犬儒形象，受到人们的喜爱，这就是电视连续剧《潜伏》激动人心之处。
剧中主人公余则成有句经典台词：我信仰生活，这简直是1987年秦书田台词的翻版：像狗一样活下去，到了90年代，像福贵那样冰冷地活着，活着活着就来到了21世纪，活着就是信仰本身，于是“我信仰生活”。这是中国式犬儒苦涩多坚的信仰之路，只要人们还在这个地方，还在这个叫“中国”的地方生活，信仰与生活并不对立，生活会磨砺出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余则成没有撒谎，一个真正的间谍是这样渡过他的一生的：将间谍生活坚持到底，不撤退、不显形，永远潜伏下去。
这样的生活才惊心动魄，因为敌对关系是由不信任造成的，你不是我值得信靠的，那我就没必要对你说真话，当初第欧根尼也是这样的，真话留给自己，真话在自己不得不，一定得这样的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犬儒内心的“真”，依旧是一个谜，因此犬儒时代在其外在形态上，是如此让人生厌，又如此令人着迷。如今，自我迎奉的“真话”就是指责对方是犬儒，但这并不意味着呵斥者就变成了战士。没有战士的时代，去拼命的做法显然是不理性的，像余则成那样，合作就是背叛。他把合作信息一点点地累积起来，一点一点地集聚背叛的能量，当他背叛自己的时候，真相也就不存在了，真相永远是靠谎言维系的。
余则成的处境险象环生，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基于对处境的高度自觉，怀疑就成了他的本能反应。他老谋深算，还禁欲，这和当初那个身披五四启蒙之光，初涉人世的阳光青年完全判若两人。性格改变了，但小资产阶级的底色没变，信仰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吻。在他的生活里，有洋房、红酒与女人，之于他冰冷的意志而言，这些元素就像幻影，是他用于伪装的迷彩服。生活幻觉是假的，但信仰生活是真的，犬儒之所面目模糊，就在于他既不相信日常理性，又不相信价值理性，平庸与崇高都是他所排斥的。
没有非此即彼的二项选择，这是当代启蒙的结局，于是犬儒、知识分子以及自由，都站在了负面形象的一边，但英雄、大众以及权威的正面形象似乎有待再造。这和信仰在那边，生活在这边，黑格尔式的“苦恼意识”，即现代人无法逾越的精神分裂不同的是，中国式犬儒既不古典，也不现代，因为犬儒信仰生活，但他的生活是以幻象的面目出现，他的信仰在生活之中，同时又不在生活之中。怀疑本能使得他对文化货币的通约价值也产生怀疑，甚至怀疑持有这枚货币的资格，而唯一确信的是怀疑本身。
文化身份的焦虑之于犬儒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就像余则成一样，身份交叉给了他存活的空间，就党国系统内部的派系斗争而言，当对手被对手的对手消灭之后，犬儒才能活下来，犬儒没有朋友，有朋友的人都被朋友害死了。可通约的不是文化货币，不是浪漫主义的、抒情怀旧的传统，以及中国情怀的重铸，因为那个自称犬儒的福柯就认为，可通约是权力货币。
当互联网文化兴起之后，犬儒的生活风格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界面，真话与谎言难解难分。正如当初的第欧根尼，他肯定意识到自己走向集市，向大众说真话的结局，就是自我身份的消解，那么他的真话也随之消解。真正的启蒙者其命运必然是犬儒，受人唾弃，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让伪币流通起来，让伪币接受人们的检验，这个循环逻辑便是各种名目的伪币会相互竞争，逼迫权力显形。权力货币的真值效应来自排斥原则，因为一种权力，不管精英权力还是大众权力，都得遵循这种排斥法，以确立自己的正当性。真正的启蒙者是精英的敌人，同时也是大众的敌人，尽管他们来自精英，迎向大众，但他们泄露了精英们的秘传知识，把独立思考的权利普世化。当人们都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独立思考的时候，启蒙知识分子就成了众矢之的。
人们渴望真相，但真相的面目是可憎的。以蒙昧为起点，以开化为终点，蒙昧与开化重叠之后，启蒙的圆圈就画成了，在权力最大化的过程中，推动权力螺旋式行进的动力是野蛮的。80年从价值批判出发，迎来的是价值缺位这一尖锐的问题，人们总该相信点什么，理性能力与自由意志之间如何找到平衡，也许这才是信仰幻觉的幻觉。因为人们迷恋的也许不是信仰，而是某种有关信仰的艺术。经由犬儒的生活艺术的提示，文化专制、道德专制以及政治专制，人们对这三种专制的忍耐度由强到弱。从最不能忍受的政治专制出发，这是80年代的一个潜在批判线索贯穿至今，就政治专制而言，这时代只能是犬儒的时代。但后启蒙式的怀疑本能告诉人们，以文化或者道德的名义所施行的专制，同样值得警惕。向权力说真话，挑衅与冒犯，不是为了消灭权威，而是要更新通约的价值，以此僭越权力。就犬儒生活家而言，就是一种随时随地的“紧张状态”，学会一种自我战斗的艺术。潜伏者既没有机会向“组织”求援，也没有意愿向信仰求援，潜伏者孤身奋战，不管是文化派、道德派还是政治派，这些分化的批判原则重新聚集到一起，信仰生活就意味着，生活中应有尽有，但这应有尽有的生活，就是犬儒的真正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