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的奖牌争夺战有一种很深的寓意：这是金融危机后的首届奥运会，全球经济还没有找到方向，谁将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创新的领头国家?全球性的体育盛会似乎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答案——不论结果如何，它都给人们带来某种隐约的暗示。
金牌的含金量，主要体现在运动员的体能、技术和竞技意志上。本届奥运会赛场内外争议不断，但说到底，失败者在竞赛场上即使赢得尊重，也不会拥有光荣。全球经济博弈的大赛场是一样的道理。
事实上，4年以来金融危机一直过不去，根本的一点就是，世界经济新的产业突破点还没有找到。英国人如果不是发明了蒸汽机，以工业革命给“日不落帝国”续了命，伦敦不会有今天的世界地位;美国如果不是在冷战时期孕育了信息产业革命，也不可能有20多年的全球霸权。那么，2008年华尔街把世界搞得一片狼藉之后，那个最先找到新技术、新经济、新产业增长点的国家，将是真正的领头羊，并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带头大哥”。这一点，所有经济赛场上的运动员，应该心知肚明。
美国仍然最具实力。就像在奥运会上，美国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大球类这些基础主流项目上展现的实力一样。毋庸置疑，即便美国是金融危机的“肇事国”，但其基础研发实力和新产业塑造能力仍然最强。毕竟是1960年代就实现了登月的国家，他们由此开创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用了几十年还没用完。
如果把欧盟国家加在一起，当然也是奖牌总数之战的争夺者。从世界区域经济上看，欧元区一直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走不出来，但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未放缓。从最初的煤钢一体化，到欧洲多国参与的空中客车项目、伽利略计划、大型粒子对撞机、核聚变工程等，在高科技领域，欧洲的整合能力从未放松过。
中国是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工业国，科技创新刚刚起步。我们2005年才确立自主创新战略，这之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工作还没做到位。这就像中国的“体育大国”地位还大多体现在体操、射击、跳水、小球类等边缘项目上一样。
不过，这几年中国在大飞机、高铁、探月工程、高速计算机等高端制造领域，自主研发能力进步很快。这就如同当年刘翔在110米栏、孙杨和叶诗文在本次伦敦奥运会的泳池中给世人带来的震惊——中国经济也时不时让“列强”们感觉地位吃紧。
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军团在伦敦遇到的“过分的关照”。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点不稀奇。追赶者任何出乎意料的进步，都让领先者惊恐甚至愤怒。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欧洲边缘的野蛮人;美国，即便在二战之后，在欧洲绅士眼里都只能算是暴发户。后来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为什么?拿金牌被质疑，是因为金牌拿得还不够多。
现在，正是中国人排除干扰、集中精力、胆大心细并全力以赴实现追赶的时刻。不管是在体育场，还是经济赛场上，拿到桂冠、拔得头筹，是货真价实的成果。在全球经济中，领头者赢得的更不仅是荣誉，关键还有主导全球资源和利润分配的巨大权力。
这方面，几位新锐80后作者最近出版的新书《大目标》，为经济竞争必须赢得金牌这个“硬道理”，提供了充足的佐证。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从金融危机后就开始酝酿。第一作者任冲昊是同济大学道桥工程师，很早就以撰写经济战略类文章蹿红于各类专业网络论坛。另外几位作者，要么是长期参与国际贸易的理工科毕业生，要么是在军事论坛里的铁杆“军迷”。
这是一群“硬派”的80后年轻人，痴迷于技术、武器、战略、地缘政治的话题。在他们眼里，工业化社会是一个不断升级换代的必然进程，该进程既要有技术创新这个“核心部件”，还必须有足够多的工业人口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英国第一轮产业革命，以蒸汽机和铁路为核心，需要千万级别的工业人口支撑;美、德进行的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核心的第二轮产业革命，需要上亿工业人口支撑，德国失败了，而美国成功了;冷战时代孕育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以芯片工业和信息技术为核心，苏联因无法构建足够大的产业链，国家被拖垮了，美国联合了欧洲、日本，以及后来的东亚生产圈，聚合了数亿工业人口，才打造了略显零散却足够大的产业集群。
下一波，将是第四次产业革命，需要10亿以上核心工业人口。美国2008年危机，已经显得力有不逮。他们自身为金融资本所束缚，既然开赌场玩“钱生钱”游戏，就能纸币换资源换产品，有什么必要去搞科研，去全世界开拓新型工业呢?一方面，美国3亿人口，工业人口支撑力量本来就薄弱;另一方面，他们搞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混吃混喝，弄得自己产业空心化，更没有动力也没有愿望突破新技术。如今，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国家，地球上只剩下中国!
乍一看，这观点略显突兀，有点儿“人多力量大”的主观主义倾向。不过，作者的说服力来自历史。他们从西班牙帝国讲起，一直到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美国、苏联，逐一分析了这些曾显赫一时国家的技术升级和经济崛起路径，并最终把视野落到即将到来的新产业革命图景上：以核聚变技术和星际开采为核心，包括高度发展的航天工业、生物工程、精细化工、洲际交通网、洲际电力网等诸多新兴产业，这个超级复杂并形成超长产业链的新兴工业社会，将容纳数十亿工业人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农业和工业两个大周期之后，人类很可能正处在“智业”时代的黎明时期——我们由此将重新定义人的概念，超越自身、超越地球，由“地球人”变身为“宇宙人”。
不要小瞧了年轻人的梦想。就像中国80后、90后在奥运赛场上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一样，年轻一代中国工程师也会给后金融危机的世界带来新的冲击。他们这一次只是表露了心迹而已。
有了这样的宏观视野，他们为中国经济确立的“大目标”很简洁：在全球推广工业化。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必须在核聚变、太空技术研发上，下大力气、下苦工夫，加速追赶，争取率先“撞线”，力争“夺冠”;二是，应尽快向广大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输出工业化，不仅卖产品，还要输出设备、工厂和工程师，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以中国为龙头的工业产业链。这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所做的基础工作。
最近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算是给后金融危机的世界带来一丝希望。不过，25亿美元的科研耗资，相比2008年之后美国为填补金融机构的烂账“黑洞”所花费的上万亿美元，真算不上慷慨。既然美国金融资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拿绿票子四处巧取豪夺，而不能引领人类沿着“阿波罗登月”的正确道路前进，那么中国人就应该有点“舍我其谁”的担当。
当然，“大目标”对当下中国而言，实现起来难度相当大。关键还不在于科技攻关这种纯技术问题，而在于当下中国深陷全球泡沫经济的泥潭中，以炒作土地为核心的房地产泡沫，以炒作粮食、石油、大宗商品为核心的资源泡沫，都还没有挤干净，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下，国家经济在战略方向上还有摇摆。我们并没有显示出要在基础研发和重大关键技术上全力赶超的决心。
同时，国际环境也不乐观。某些国家从金融危机之后，正在利用其强势的政治、军事优势，全球点火，四处制造混乱和麻烦。目前各个要害地区局势很不安宁，中国即便有心输出工业化，困难和障碍相比危机之前，恐怕只多不少。
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笔者仍然为年轻人提出的“大目标”所鼓舞。大国崛起通常需要两个阶段，政治独立和经济崛起，这之间的跨度有可能需要上百年。对中国而言，上个世纪完成建国大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按年龄算，都是上世纪的80后和90后。如今到了新世纪，有大想法、能干大事业的人群，恐怕就会在这些提出“大目标”的年轻人中出现。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对于那些登上奥运会领奖台的中国年轻人，其中的含义，定是了然于胸的。同样的话，也要送给那些决心为中国经济在全球竞赛的舞台上争取金牌的有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