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贝恩公司(Bain)的履历可谓精彩纷呈。他是一个成功的资本家，而资本主义是人类在物质领域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从人类历史初期一直到18世纪，全世界的每一个社会都很贫困，只有一小撮有钱人凌驾于众人之上。随后，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降临。凡是资本主义生根发芽的地方，国家财富开始增长，贫困现象减少；凡是资本主义没有站稳脚跟的地方，人们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凡是把资本主义拒之门外的地方，贫困现象进一步加剧。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拯救世界于贫苦之中，是因为它赋予人们一个创造价值并获得回报的致富机会。如果要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一个最伟大的国家选总统，还有谁比米特·罗姆尼这样一个通过成为杰出资本家而发家致富的人更合适呢？

然而，这并没有给罗姆尼的总统竞选带来优势。“资本家”已经成为人们对他的一种指责。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本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现在却被视为一种邪恶。美国人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一个令世界在几千年中陷于贫困的观念：如果你成了有钱人，那是因为你让其他人变得穷了。

美国人曾经为资本主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繁荣欢呼雀跃。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国民情绪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

这一情绪转变要归咎于客观环境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的串通勾结。这种现象部分体现为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处于社会顶层的权贵们以牺牲股东利益的代价来关照彼此的利益。（具体可查看“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这一词条）

然而，与政企勾结相比，权贵资本主义只是小巫见大巫。如今，各行各业的经营情况和利润水平都会受到立法者和政府官僚的影响，结果就是大规模腐败的滋生。有时候，这种腐败是零售性质的，即一个企业通过与政府监管者或政客的合作，形成一种竞争优势（具体可查看“政府拨款”(earmark)这一词条）。有时候，这种腐败是批发性质的，即通过政府的补贴或政策支持，为某个行业整体带来更大的盈利空间（如推广乙醇作为汽车燃料，为可能无力偿还的人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资本主义的串通勾结已昭然于世，并日益成为公众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

客观环境的另一变化是金融市场速成的暴富群体的出现。美国人一直都向通过创造人们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白手起家的人鼓掌致敬，这就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一个世纪前成为美国英雄的原因所在，2011年去世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也属于这样的楷模。

然而，如果巨额财富来源于在金融市场做出明智的买进卖出决定，这多少给人一点不好的印象，比如得到内部信息，借助复杂晦涩的金融工具，普通人无法得到的机遇，以及搞一些小花招等等。很难说清楚这些人在致富过程中给别人带来了什么福祉；资本有效配置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但这真的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并让人信服。很大一部分民众认为，有些超级富豪没做过什么好事，根本不配拥有他们的财富。

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实存在的客观环境变化是人们仇视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依靠传统方式发家致富的资本家不愿为自己辩护。

我将这种羞怯归于两个因素。首先，今天许多成功的资本家都是政治左派，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取得的成就是靠辛苦努力换来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谈不上什么忠诚，也与政治右派的那些资本家不是一路人。此外，这些左翼资本家都集中在几个行业。高科技产业最知名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派(liberal)，娱乐和新闻行业也是如此，甚至金融业的领军人物们也越来越认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政治观点。无论是从筹款数据来看，还是从按居住地邮政编码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的表态来看，在最具文化影响力的精英群体中，人们都不愿承认自己是资本家，这种倾向也在他们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成为一种文化。

另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与美德之间的渐行渐远。从历史来看，私人自主创业的精神以及成功后恩泽众人的美德一直与美国的整体道德观交织在一起。每一代美国儿童都学习的教科书《麦加菲读本》(McGuffey's Readers)中有许多故事，将积极主动、勤奋工作和创业精神视为善举，也有许多故事弘扬自律、自尊和关爱身边之人的美德，而采取行动的自由以及必须采取某种行为的道义责任被视为同一美国道德硬币的两个面。然而，现在这些观念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要接受一种道德观念，就意味着你必须相信某些行为永远是正确的，某些行为永远是错误的，而且放之四海皆准。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标准已不再为世人所接受，无论是在美国学校，还是在美国家庭。同样，我们看到曾被最成功的美国人所广为信奉的职业精神在日趋淡薄，而让成功的资本家主动遵从非强制性的道德标准的那种绅士风度也几乎绝迹。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令不少金融界资深人士为之震惊，但他们为什么在危机爆发前和爆发后都保持沉默？这是因为行为自律、受人尊敬的资本家不再拥有传播自己道德标准和批判那些行为鲁莽、令人不齿的资本家的平台和词汇。

资本主义的声誉一落千丈，因此我们必须重申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以往，经常有人精彩阐述这些重要性，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着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是我的最爱。然而，在今天的政治气候下，要让人们重新认可资本主义，需要赋予传统真理新的阐述，让各个政治阵营的美国人都能接受。下面是我尽最大努力做出的一些尝试：

美国的建立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更加繁荣，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赋予人类追求幸福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人们对于自由的经济层面的表达，而追求幸福（幸福的经典定义就是对于生命整体长期合理的满足感）不但要依靠其他各种形式的自由，也要依靠经济上的自由。

“对于生命整体长期合理的满足感”主要来源于我们自己采取行动而取得的一小部分重要成就。我在公共政策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同事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很贴心地将这种成就命名为“应得成功”(earned success)。“应得成功”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可以是子女长大成才，可以是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分子，可以是献身于信仰，也可以来源于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后者就是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的地方。

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谋生养家糊口，这是“应得成功”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成功开创一份事业，无论是大是小，这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过程，其带来的满足感远远超出金钱所能带来的感觉。找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能让你乐在其中的工作，这是“应得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源泉。

谋生、创业、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些都有赖于能在经济领域自由行动。政府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建立一套法律规则，让主动和自愿的交易行为能够得以发生。政府还可以更进一步，积极推动法律的执行，打击使用武力、涉嫌欺诈和非法勾结等行为，并通过侵权行为法来惩治那些给他人带来损害的人。

除此之外，政府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会不可避免地限制人们追求“应得成功”而在经济上采取行动的自由。作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我认为这些限制几乎没有一样能说得过去。不过，接受资本主义并不要求你必须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你可以为政府辩护，认为有些政府干预行为正当合理。你只需要认可一个真理：无论是为创业设置壁垒、增加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成本、限制行业准入、规定工作环境和设施要求、或将利润充公，每一个干预行为都会扰乱经济自由，通常让雇主和员工更加难以获得“应得成功”。无论是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我们都应该要求任何新的干预行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予以实施：它能实现侵权行为法以及打击武力、欺诈和勾结的那些基本法律所不能实现的东西。

政治视野开阔的人会承认，这些干预行为对个人和小企业带来的伤害最大。虽然要付出巨大代价，但银行巨头可以应对多德-弗兰克金融法案(Dodd-Frank law)荒谬的监管要求，而许多小银行根本做不到。大公司能够应对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以及各州类似机构颁布的层出不穷的规定，但同样这些规则却会让小公司和试图开始创业的个人不堪重负。

政治视野开阔的人也会承认，经过半个世纪的锱铢积累，美国已经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监管体系、一套缺乏理性的责任法律，以及一个邪恶的税收制度。对所有这些体系进行全面的清理简化以及合理化是有可能的，在一个不那么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甚至连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都能接受。

也就是说，应该有可能重新达成一个全国性的共识，即资本主义是美国生活中最好的也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让资本主义放开手脚，发挥其最擅长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创造国家财富、减少贫困现象，还能增强美国人实现“应得成功”──也就是追求幸福──的能力。

重新达成这一共识要求我们在谈论资本主义时回归其美德本源。个人自尊、绅士风度和关爱身边之人并不是一些无关痛痒、平平常常的价值观；以往，这些价值观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看待资本主义的观念之中。如果说我们有必要提醒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富人不是他们的敌人，那么同样也有必要提醒那些成功人士，他们对于社会应尽的责任并非以税单多少来衡量，他们自律的职业精神能够滋养和恢复美国人向往自由的传统，而他们的无动于衷则会毁掉这一传统。

（查尔斯·莫雷(Charles Murray)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W.H. Brady学者，也是《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来的恶化》(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