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童年的游戏。游戏不仅仅使童年拥有快乐的时光，也成为成年后不可或缺的回忆。院子里那些游戏的嬉闹场面，无猜无忌的日子，曾经让我们不想读书不愿长大。今天的小孩子不再玩旧日的游戏，也不喜欢和同伴在一起，宁可一个人面对虚拟空间的电脑游戏痴迷。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尼尔?波兹曼讲了一个有趣的事，他引用J.H普拉姆的考证，描画了一个在中世纪的欧洲，大人跟小孩一起玩的场面：“小孩和大人一起生活，没有单独的童年游戏，儿童和成年人做同样的游戏，玩一样的玩具，一起听童话故事。”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长幼尊卑秩序森严的国度里非常少见。我有一个朋友回忆说，儿时偶然看到邻居的爸爸和他的孩子一块玩，那个场景一直让他羡慕不已。
乐趣之外，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给了我另外一个思考游戏的维度，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游戏与制度的关系。他以打弹子游戏为例，指出“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因为游戏里有非常复杂的规则系统，一套自成规矩的法则和裁判程序。由此可以了解儿童的道德，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小时候的一些游戏里，男孩子玩的“弹球儿”属于规则严格的那种，无论哪种玩法，规则都明确、公平，赢得最后的胜利靠你高超的技术，不能耍赖或者犯规。那样的话你只好出局。原来游戏也是成人世界的戏仿，让小孩子从小懂得守规则。然而也正是这个复杂的规则系统和裁判程序，诡秘地呈现了某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它仿佛是阴影编制的大网，甚至笼罩了人类的整个童年。于是连儿童都有了所谓的“道德”！当童蒙未启之时，我们沉湎于个别游戏中的输赢和快意。而当年幼的时代远去，游戏的景观模糊地连缀成片时，这些“戏仿”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时代的秘密与“天机”，也让我对童言无忌的游戏有了别样的猜想。
查证件
文学理论家夏志清之兄夏济安早年翻译过一本《莫斯科的寒夜》（BlundenGodfrey，白伦敦著，也译布隆敦），其中记录了苏联大清洗时期，儿童们所玩的特殊的游戏。丽莎和沙夏两个孩子，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玩法叫作“查身份证”。丽莎和沙夏事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别的孩子走过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大叫“护照”“证件”，拦住他们查看通行证一类的证件。显然这是现实生活的模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团也有查路条的，他们手拿红缨枪，盘查过往的人。当他们把不认识的“自己人”也当作特务抓起来的时候，那种场面倒有些戏谑。有一个歌曲记载了“查路条”的过程。歌词是这样的：“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通行证你可带着呢。拿过来看看，拿过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因为情况关系马虎不得。”可见当时边区查路的事很普遍。与苏联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毕竟是生活而非游戏。
查证件虽说是儿戏，然而隐在游戏后面的大清洗时代的恐怖确实是闻所未闻。1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开篇就展示了毛骨悚然的“搜查学”“逮捕学”。因为是欲加之罪，无论你有没有证件也会逮捕你。在剧场里，车厢里，工厂门口，家里，或者大庭广众之下，有假熟人上来跟你套近乎，在你用通行证确认了身份之后再把你抓走。哪怕你发烧，或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也照抓不误。索尔仁尼琴感慨地写道，有的时候逮捕就像是游戏，抓你的人有抄表工、出租汽车司机、火车上的乘务员、储蓄所职员、电影院里的管理员，甚至还有故意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的人。虚虚实实，形形色色。直到抓了你之后，他们才会出示藏得很严密的深红色证件（见《古拉格群岛》第8—10页）。显然，这种查证、搜查、抓人的场面或多或少让孩子们看见或者知道，也许他们的父母就这样被抓走，也许他们的父母是被派来抓人的。不消说，孩子们的游戏一定是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模仿的，只是他们没有契卡和克格勃那么多翻新的花样儿罢了。社会学的考量在这里取代了心理学的分析，皮亚杰从关于“儿童的游戏构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制度”的结论，在铁幕之下被修正，集权统治下的“查证件”游戏恰恰让人们看到时代的残酷与狰狞。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当局用各种手段企图抹杀那段罪恶的历史，制造假象，销毁证据，限制出版，唯恐泄露历史的真相。人们三缄其口，远害避祸，没有想到却让游戏泄露了天机。
大官说，小官打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男女不限。玩法很简单。四个人抓阄，每个小纸团儿里面分别写着“大官说”“小官打”“张三跑”“李四追”。抓到“大官说”或者“小官打”就会暗自高兴，因为他们是惩罚人的。大官规定惩罚的方式，可以随便说打哪里，打轻重，他在这个游戏里是至高无上的。小官只负责执行，却不受责罚。抓到“张三跑”“李四追”就倒霉了。张三是犯人，必须迅速逃跑，李四作为衙役要追上他“缉拿归案”，交由“大官说，小官打”。
这个游戏只用了四个人就把中国古代的人群高度划分了：大官是说了算的人，小官是照章办事的，李四是听喝儿的，而张三则是犯了事儿的平头百姓。要紧之处在于一个“官”字。先来看一出戏曲，从中可以看出官阶大小的玄机。京剧《盗御马》中有这样一段戏：马匹被盗后，差役先发现，报告了小官，逐级上报一直传到梁九公的耳朵里。梁九公大怒，骂了彭大人一顿拂袖而去；彭大人回头大骂差官，差官恭送大人之后，一转身，一排差役就都跪下来。自然又是一顿臭骂。差役是这个循环中地位最低的人，往下再也找不到可以出气的人，两手一摊，叹息而去。黄裳先生《旧戏新谈》里说，由此形象地看出中国官场的那一套，如此简单，如此深刻。依照历史学家吴思的“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可见想办法当官是百姓出路的首选，大官当不成也要当个小官。“大官说，小官打”的游戏恰恰是社会中权力高低和权力有无的戏仿，大官—小官—张三—李四的排列，一级压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等级观念非常清楚。孩子们玩的时候都盼着自己抓的阄是“大官说”或是“小官打”，就是因为有权力处罚张三李四。平日里也会说到谁的爸爸官大之类的话，可以见出官本位思想在民间影响有多大。
那么当官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官员职位相对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拿到一个铁饭碗，天底下最牢靠的职业。古代官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收入，工资里包括正俸、职钱、服装等实实在在的钱物。免费开销里，烟酒茶糖，粮米薪炭一应俱全。如果担任实职，还能免费使用官衙，入住豪华府邸，幕僚随从以及免费劳力随意差使。各级官府都开有官办的医馆或者配有医生，官员可以免费获得医疗和药物。官员退休时还能从朝廷得到一笔退休费等等。其他如通畅的升迁机制和解决子孙就业问题都属于官员的特权。你升迁的时候，“朝里有人好做官”，你犯了事，“官官相护有牵连”。就算贪污受贿被发现，官位也未必就保不住。要坐牢，也大有刑期长短、实坐多久的商量可打。一句话，做官不仅代表一种人上人的荣耀，更有着人上人的实际利益。
于是乎读书做官成了世人竞相追逐的人生终极目标。王毅先生在《为什么“官”胜过神明》一文中指出，官本位体制到了明朝已经成了整个社会形态的“母本”。他举了一个周作人讲过的小例子：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放到西方文化中就显得怪诞可笑。比如我们习惯用官衔称呼他人以示尊崇，所以杜甫所受“工部员外郎”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后人为表示敬仰，必定要称杜甫为“杜工部”。（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讨好领导，人们只称李处、王局而不喊名字。）反观西方，文学艺术和思想建树的成就本身才是莫大的荣誉，他们从来没有过“歌德丞相”、“培根工部”之类滑稽名号。到了清朝，一个县官管辖的范围包括法律、经济、教化、治安、科举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伦理等“靡所不综”；这都说明官权势能努力要达到无所不包和无远不届的程度。
审犯人
男孩子玩的游戏，也叫砸牌。游戏规则是：准备五块砖头，按十字形状排好立着，划一根线，人站在线大约5米远的地方，用一块扁圆的石头抛向那些砖头。要求既要准确又有力量。砸中最后的那块是皇帝，中间和两边的是用刑的人（打屁股和拉耳朵是常见的“刑罚”），前面的是犯人。经过一番角逐，决出谁是皇帝、行刑的人和犯人。打屁股的人边打边喊：“青辣椒，红辣椒，皇帝问你招不招。”招认自然是“犯人”的最佳选择，不然打痛了皮肉吃苦。这一点小孩子自然也是知道的。然后轮到做皇帝的人发指令，继续还是停止刑罚全在他一句话。游戏中的“皇帝”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利，他可以发号施令让“行刑的人”去实施刑罚。犯人只有招认一条路。而现实社会中，只要法律不健全，不招也会屈打成招。
在我们周围，“审犯人”显然不仅仅是游戏，而是残酷的生活中现实。刑罚是法律的极端手段，属于不得已而为之，问题在于受审的是否是犯人，由谁来决定或者甄别？这个制度化程序化的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屈打成招的事情就会屡屡发生。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的非法审讯的案例不少，这里只说一个身边的事情。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我父亲所在的北京市供销合作社自然也在清理之中。那时他刚刚从私营企业转来，在业务部门做个职卑位低的小职员，应该说是离运动的中心远而又远。但即使是这样麻烦还是躲不了。据母亲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一位同事带信儿回来说，父亲让单位“扣下了”，今天晚上不能回来。母亲一下子懵了，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接连几天的晚上父亲都没有回来，单位没给任何说法。什么事情被扣，怎么发落，结果如何，一概不知。终于有人来家里质询母亲。无非是问父亲每个月给老家捎多少钱。母亲一五一十说了。来人说不对啊，交代里说每个月有好几万斤小米啊（那个时候的工资是按小米计算的）。母亲脱口而出，这不是胡说八道嘛，你们可以查啊。数日后，父亲经过“甄别”回到家，母亲上前询问，他无奈地说，好几个人围着你审问，白天审了晚上接着审，每天不间断，你不胡说不让你睡觉啊。为了过关，父亲的很多同事都信口雌黄。合作社主任王纯的秘书也编造谎话，为此扇挨了主任好几个耳光：没有影子的事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后来才知道，这是“三反”“五反”运动的第二阶段“打老虎”。可是究竟有多少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官，王康年那样的奸商？打掉多少老虎？父亲那样一个基层的小科员都无端遭到非法扣押审讯，其他层面的非法审讯、非程序化手段的花样翻新可想而知。运动过后，针对斗争的过激，杀伤面过大，处置过程的不当，上面只一句“过火”，“扩大化”之类的结论，就轻描淡写草草了之。
父亲遭遇的“挑灯夜战”审讯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苏联刑事犯罪侦察机关就有五十多种刑讯逼供的卓越创意，其中剥夺睡眠与夜审是常用手段。一连一个多月不许睡觉，白天劳动，晚上生物钟最脆弱的时候展开车轮审讯。更恶劣的包括同时饿饭，并在嫌疑人半死不活的时候给他喝酒，不少人就在这种半昏迷状态中签下了株连甚广的供述书。延安整风的“抢救”风暴中明显借鉴了苏联人的经验。据李锐回忆，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他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合一下眼皮”，有人遭受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甚至还不给饱饭吃。（参见李锐：《直言：李锐60年的忧与思》，45、46页）
这个游戏还有个颠覆性的意义，就是“犯人”受罚后还可以对“行刑的人”反过来“加罚”，这个时候，“犯人”和“行刑的人”等于互换了角色。“皇帝”喊出停止用刑之后，“犯人”可以反过来追那三个“用刑的人”，捉到谁谁就得背他。可见两种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角色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当然其决定权在说了算的那个人手里。
举一个苏联的例子。1937年春天，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被传到人们内务委员会总部报到，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劈头就问老肖和被捕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关系，是否知道有关暗杀斯大林的阴谋？老肖予以否认。调查员最后说，今天是星期六，你可以走了。但下周一是最后期限，到时候你一定会记起每一件事情的。作为反对斯大林阴谋的证人，你必须回忆起你们谈话的所有细节。这些威胁的口气等于是最后通牒，假如老肖下个周一仍然缄默，那么等待他的不是被捕就是枪决。到了下个星期一早上，老肖照样去了总部，他是做好了准备的。只是意外得到通知：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在周末作为间谍被捕了，老肖这才躲过一劫。三天之前，赞切夫斯基还是调查员，而只过了一个周末他就成了间谍。无非是当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今天用着你了就是酷吏，明天不用你了就是阶下囚。
分田地
两个人玩的小游戏。直观的名称叫“剁刀”。两个人随意在土地上划一个方框，然后用削铅笔的小竖刀往地上戳。小刀落地，“地块”被一分为二。接着玩的另一个孩子挑其中一块继续分，一刀刀剁下来，可以分的地越来越小。一直小到无处下刀时，轮到的那个人就算输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过于久远，只说1947年开始的土改运动。我在电影《槐树庄》里看到过分田地的“现场”，贫下中农组成的“贫协”用丈量土地的米尺（木头做的，上山下乡期间我在农村用过）在原本属于地主的土地上丈量，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给贫雇农。分到手后，就在新的地界上插上牌子，上面写着新人的名字。广大贫下中农自然是欢呼的。不得不说到1950年6月政协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以便实现和平土改。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这一斗争不要紧，血腥味儿就来了。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怂恿农民打人的情况，亲自上阵者也不乏其人。更严重的是，土改的过激行为造成大量的人死亡。2几十年过后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显然不如民主人士的“和平方式”更合理、更实际，更符合农民的利益，从而也避免了革命过火所造成的血腥事件。从土改的斗争性分田地到强迫性地走向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历经30年的教训终于导致开放改初期的第二次分田到户。
现在看，农村中土豪恶霸毕竟是少数，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绝对化，无疑给人们以认知的错觉。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中小地主和贫雇农之间，自有一套潜在的维系生存的链环。以我外祖父家为例，他是地道的贫农。外祖父外祖母加上六个女儿一共只有4亩地，比起土改前人均拥有土地接近0.9亩的情况还差很多，自然是分得了土地。按道理土改前他们应该和地主阶层势不两立，其实不然。据母亲生前回忆说，她年幼的时候，春天里粮食不够吃到地主田里去拔青苗，被地主发现后无非是撵出去了事。她还说了一个很典型的抠门地主的例子。她所在的河北省任丘县青塔镇北曹口村有个地主外号“皮笊篱”，意思是说饺子面条捞上来连汤水都不漏，可见人有多抠门儿。但这个地主对自己也很抠门，平日省吃俭用，农忙时分还亲自去地里干活儿。而且对长短工很好，活计累的话还给他们加餐。他懂得，这样他们才能好好劳动，他们之间才能建立一种相对稳固的合作关系。可见不同阶层的非阶级斗争模式也是可以共存的。
游戏似乎复制了一副特殊年代的历史贴画和政治拼图，耐人寻味的在于游戏之间有意无意的联系。“查证件”询问的是“你是谁”，是身份的甄别与确认。一生当中，你的身份都在不断地被确认，包括你的职业、组织关系，历次政治运动立场的不同所带来的变化，稍有不测就可以戴上的“帽子”。随着身份的变换，证件也越来越多，那些“老运动员”，档案袋从年轻的一张纸变成了岁月的“一本书”。当历史方位变化后，你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当人际关系变化后，你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一旦身陷囹圄整个世界被彻底翻转，你不再是亲人的亲人，不再是同事的同事，不再能以自己的语言讲话。所有能证明你身份的证件全部失效，你不再是原来的你。“大官说，小官打”的游戏说明了“你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便有了官民之别，等级之分，地位高下之分。为了这个高下之分，你要付出终生的代价。从来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导向让你向“大官”的道路不断攀登，读书做官，科举功名，光宗耀祖。退而不行求其次，哪怕做了小官也可以发号施令。最不济也要谋一个“李四”那样的差役，奉旨拿人也比沦为贼民“张三”强百倍。作为某一个阶层的人，你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你的权力的大小和财产的多少。“分田地”宣告了你既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大户变为赤贫。殊不知你的“所有”并不见得真正有法律的保障。从土改到互助组，从初级社、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从来都说农民是“自愿”的，但不自愿又会怎样的下场？3农民的土地是怎样让渡的，农民的权利是怎样失去的，他们真的拥有过什么吗？30年过后，挥间弹指，当初把地主的田地、房子等财产抢来分给农民，穷苦大众欢天喜地，认为争得了永久的土地，这命根子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没想到土地证还没有捂热就被“自愿”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永远也不敢说出口。“分田地”终将演变为一场历史游戏，那自上而下的“剁刀”所带有的主观性、随意性和颠覆性，让现实显得更为荒诞无稽。
游戏的猜想或许缺少必要的社会学的分析，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它们终归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就像其他文化艺术的现象，不可能不打上特殊的烙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看似在空中随意飘荡，那些扯动它们的线也许难以分辨，但它们飘在那里就足够了。其中的象征意义与戏谑元素足以让我们把玩再三。今天的孩子可以不再去玩那些游戏，但我们这些玩过游戏的人有责任告诉后人，幼年游戏后面有被捉弄的苍莽人生，游戏中嬉戏的笑闹声潜藏着并不轻松的沉吟和思索。来源: 《文景》 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