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发展民主、保障人权这点上，世界各国是相通的。但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凭借强大实力和话语体系，垄断性地操纵、利用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崇高向往，使“民主人权输出”成为其控制世界的新战略。我们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西方“民主人权输出”，正确认识其本真面目。

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的实质是干涉他国内政，目的是获取自身利益

应当承认，西方国家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观念和制度形式，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后来在不断丰富完善中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探索，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把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说成全世界都应普遍追求和无条件接受的最高价值，是不正确的。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照抄照搬所谓“普世价值”获得成功的例子，而不顾不同国情与特殊历史条件，盲目引入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国家却不胜枚举。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输出”之名，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实。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旗号下对南联盟狂轰滥炸，在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东欧、中亚推行“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推行“茉莉花革命”，在东亚、东南亚有针对性地搞民主人权渗透等。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从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和治理能力，使得那些原本按照自身规划进行发展的国家陷入民族仇杀四起、国家分崩离析的长期动荡之中。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所有大的地区动荡和战争，无一不有某些西方国家的插手或挑动。以无视他国民主权利的强权政治手法强行建立“民主”，以改善他国人权状况的“高尚”理由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某些西方国家在运用这套手法方面已经到了十分娴熟的地步。实际上，任何形式的“民主人权输出”，都是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在世界上保卫自由和促进民主并不仅仅是我们最深刻的价值观的反映，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某些西方国家之所以热衷于推销它们所谓的“民主人权”，是因为一个动荡的世界更符合西方的利益，这样它们可以随时找到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一个“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亲近感”，这些国家更易驯服，更易介入，更易掌控。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难以介入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输出民主人权”的手段搞颠覆、策反，达到制造动荡乘机而入的目的；对已经陷入动荡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扶持“亲西方”派别达到控制其内政的目的。2002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在没有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战后伊拉克满目疮痍，暴力袭击事件不断，安全局势动荡不安，而美国却由此达到了控制中东地区、控制世界石油供应市场、强化世界主导地位的目的。从总体上说，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世界，牢牢主导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使其他国家和地区永远处于屈服和顺从的境地，从而最方便、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

西方民主仅仅代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探索，盲目引入会事与愿违

西方民主诞生于古希腊，发展于近代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催生扩展到多个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而今已深深烙上了西方人的心理、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印迹。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民主，是近现代西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民主，它所携带的价值观念基因，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传统文化元素是格格不入的；它所要求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选举、对抗性政治等，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既有政治制度是完全两样的。所以，近代民主首先发端于西方国家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民主只属于西方的结论，更不能得出西方民主必然适用于全世界，世界上只能有西方民主一种形式的结论。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民主都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体系，它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必然会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民主制度形式。可以说，在民主问题上，没有唯一正确的选项，换句话说，没有最好的普遍性民主，只有最适合的具体性民主。

民主的精义在于使国家实现良好的治理，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把西方民主看作最好的民主，这是个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实际上，西方民主从来不是，而今更不是完善的民主。从历史演变看，现代西方民主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建立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制度形式，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关键的制度如普选等，是在二战后经过广大人民无数次的艰辛斗争才实现的。从外在形式看，西方民主是“选举的民主”，即民主沦为一种选举活动，只要进行选举，就表示有了民主。从内在实质看，它是“金钱的民主”，即民主沦为金钱的奴仆，谁掌握了更多的金钱，谁在民主政治中就会有更大的权力。从实际运行看，西方民主通过一整套纷繁复杂的制度体制和政治惯例，严重扭曲了民主的本义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蜕变为“资本的统治或权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号称民主的政治制度无法矫正金融资本疯狂的牟利行为，才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的爆发；而危机发生后，这样一个民主体制在应对和治理危机问题上，并没有展现出人民所期望的作为与政绩。这使得西方民主正在面临冷战后最深刻的挑战，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西方民主的衰落”这样的悲叹，认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改革就无法适应21世纪。

从实际效果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民主，事与愿违。比如印度是最早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一，尽管英国的殖民统治已经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作了某些铺垫，但这并没有对印度的治理起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印度的民主始终与低识字率、高贫困率和高腐败度相伴生，更不要说家族政治、党派纷争、发展缺乏规划等弊病了。再如菲律宾曾被称为亚洲的“民主橱窗”，但这个国家出现的高度的贫富分化、低效率的政府、贪腐的官员、裙带关系、宗教纷争和政治暴力等社会乱象，使得一些人哀叹：“菲律宾让民主蒙羞”。又如某些拉美国家在引入西方民主制度后长期无法摆脱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军人干政、黑恶势力横行等种种问题。说到底，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发育与演进，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文化条件之上的；离开了这些条件，盲目地引入西方民主，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

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内政问题，“人权高于主权”论难以成立

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项。”联合国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都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和外交事务”，“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或彼此之间制造猜疑和混乱的手段。”《世界人权宣言》在列举了28项人权之后明确指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石，“人权高于主权”明显违背这一原则。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日益加深和世界各国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虽然强化了人权问题具有国际性的一面，但并没有改变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这一本质，从而也并没有改变国家主权是人权最高的和最重要的保障这一事实。“人权高于主权”无论变换何种形式，称之为“人道主义干预”还是“保护的责任”，实际上都是为干涉他国内政寻找人权问题的借口。要求主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放弃国家主权，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惯于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害。

一些国家习惯于站在人权的“道义制高点”上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然而其自身在人权问题上却充满硬伤，这无疑对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的国家构成了莫大的嘲讽。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1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品头论足。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状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大量确凿的事实雄辩地证明，美国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记录不佳，“美国拥有强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可以对暴力犯罪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美国社会却长期充斥暴力犯罪，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同时，美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在保障穷人权益方面无所作为。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1年10月25日公布的报告称，1979－2007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家庭收入增长最快，税后所得增长275％，而占人口两成的最穷家庭仅增长18％。还有，美国对人民的司法权保障不力，它是世界上囚犯人数最多和人均被监禁率最高的国家，羁押囚犯的环境恶劣。据美国司法部统计，2009年美国有囚犯230万人，每132个美国居民中就有1人在监狱里，超过14万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增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反对和抵制西方“民主人权输出”

西方之所以在“民主人权输出”问题上形成咄咄逼人、惟我独尊的态势，除了其所凭籍的强大综合国力因素外，具有深厚的理论支撑也是重要原因。正是凭借着在理论研究上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才能得以操控、主导民主人权的话语体系，从而在思想意识层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构成强大的冲击和渗透。因此，为增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必须注重并强化学理分析和批判，从理论的高度认清西方“民主人权输出”赖以推行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其理论观点是混乱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民主、人权等并非西方的专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任由西方牵着鼻子走。唯有从根本上破除“唯西方正统”，才能坚定根据本国国情搞好本国发展的信心决心。

增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当务之急需要拓展理论视野、进行理论创新。要走出“西方的民主经验才是真正的经验、西方的人权状况是维护和发展人权的标杆”的认识误区，把世界上所有致力于发展民主、改善人权以及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国家的经验成就都纳入研究视野之中。同时，要走出在思想资源和研究话语上单纯依赖西方民主人权研究成果、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中打转转的错误做法，在充分挖掘、梳理、分析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伟大政治智慧、政治思想的丰富资源的基础上，提炼和构建能够反思、补充、修正和发展西方理论的新成果。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民主理论和人权理论。尽管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但它们已经大大丰富拓展了民主人权的内涵，启发了人们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另外，新加坡的治理模式、俄罗斯的“可控民主”，都为进行民主人权理论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发展中国家不能被动地作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而应主动成为创新理论的发源地。

一些国家盲目迷信、顺从西方民主人权，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而中国等国家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坚持本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骄人的成绩。正反两方面的对比说明，增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归根到底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具体到我国来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进一步认真思考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和时代方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地搞好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和保障人权。在民主问题上，需要坚持从中国具体政治实际出发，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把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相结合，既积极又稳妥地发展好民主，坚持民主与法治并重、民主与共富并重、民主与各族人民和谐并重，以发展民主的成绩丰富和发展民主的理论。在人权问题上，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所许可的条件，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优先位置，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协调发展，以实实在在的举措维护和发展人权。从根本上说，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真正积蓄起反对和抵制西方“民主人权输出”的强大力量，才能真正增强在民主人权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郝永平 黄相怀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