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这个字眼，大概是当代才有的，但这并不等于古代没有“维稳”。以西汉为例，仅以我之所知，就不但有“维稳”的理论，如汉武帝时徐乐的土崩瓦解之说；也有“维稳”的实践，如汉宣帝时龚遂的渤海郡守之任。前者可谓精辟，后者堪称经典，只是没有用“维稳”这个字眼。
以下分述，以为镜鉴。
一
“土崩瓦解”这个词，《中国成语大辞典》的解释为：“像土倒塌，瓦碎裂，比喻彻底垮台。”所引的书证，无论出自《鬼谷子》、《史记》，还是出自《晋书》、《宋史》，大致都是这个意思。该辞条又说：（土崩瓦解）“亦作瓦解土崩”，也有书证，是引自《汉书》和《旧唐书》的。“土崩”与“瓦解”既是同义反复，“土崩瓦解”与“瓦解土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实，“土崩”与“瓦解”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说是“天下之患 ，在土崩，不在瓦解”。此人便是西汉前期的无终（今天津蓟县）人徐乐。
关于“土崩”，徐乐是以秦末的陈涉起义为例来阐述的：“陈涉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在他看来，“土崩”之“土”，原也在“民”而不在“主”，在“下”而不在“上”，在“俗”而不在“政”；“土崩”之“崩”，原也在“民困”、“下怨”而“俗乱”。在此三者之间，又有一个因果链，“民困而主不恤”则生怨，“下怨而上不知”则俗乱，“俗已乱而政不修”，则土崩之势成矣，只要有人（即使此人“起穷巷，奋棘矜”，无威无财）振臂一呼，也就应者云集，所谓“天下从风”，致使星火燎原。秦统治的垮台，也就在顷刻之间。
关于“瓦解”，徐乐是以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例来阐述的：“吴楚七国，号皆万乘，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者，此其故何也？当是之时，先帝（按：即汉景帝刘启）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七国之乱其实就是西汉时期上层的政治危机，将此比作“瓦解”很形象也很得体。七国诸侯，“皆号万乘”，要威有威，要财有财，远非“起穷巷，奋棘矜”的陈涉可比，却不能“劝其士兵”与之同心协力，反倒弄得身败名裂。此“瓦解”而未能导致西汉政权的崩溃，原因就在“先帝之德未衰”，懂得关心民间疾苦，西汉之“土”未“崩”，众多百姓尚能“安土乐俗”。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危机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和上层不能照旧维持下去。前者可以理解为民不聊生，后者也可解读为上层裂变。以徐乐的“土崩瓦解”论观之，在这两个前提之中，窃以为关键在于前者。“瓦”在上而“土”在下。“瓦”解了“土”未必崩，只要“土”未崩，即使“瓦”已解也尚能修复；“土”崩了，则“瓦”必解，于是就无可救药，只好重起炉灶。
徐乐关于“土崩”与“瓦解”的这番话是上书汉武帝时说的，既非咬文嚼字，也非坐而论道，虽是“殷鉴不远”，却也可谓借古讽今。他在分析了“土崩”与“瓦解”的区别之后说：“闲者（按：最近），关东谷数不登，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他要汉武帝“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要居安思危而防患于未然。对于这番话，汉武帝是深以为然的，还因此召见了他（同时召见的还有主父偃和严安），说是“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读读徐乐的这番话，弄清楚“土崩”与“瓦解”的联系和区别，对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要求，以及什么叫做稳定和怎样维护稳定，或许会多一分理性的认识。
二
龚遂出任渤海郡守，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的渤海郡，“岁饥”而“盗贼并起”，已使“二千石”（当地官吏）手足无措，“不能禽制”，丞相、御史便一起推荐了这位年逾七旬“形貌短小”的老头。
打心眼里瞧不起龚遂的汉宣帝刘询与龚遂有一番如何“治乱”的对话。汉宣帝问：“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龚遂对答：“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细察二者对话，可知龚遂不赞成将“乱民”称之为“盗贼”（他称他们为“陛下赤子”），认为他们之所以“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除了“困于饥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吏不恤”，即那些贪官污吏庸官俗吏对“困于饥寒”的黎民百姓失去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龚遂将汉宣帝的思路引向“安之”而不是“胜之”。就是这番话，使汉宣帝对他刮目相看。
龚遂的“维稳”举措也十分得当。既然他面对的并非“盗贼”而是“赤子”，哪能再以兵戎相见！他是“单车独行”而去的，并未带去一兵一卒。当地的官吏“发兵以迎”，原想帮助龚遂大开杀戒，也都被他“遣还”了。不仅如此，龚遂还发文命所属各县“悉罢逐捕盗贼吏”，并称“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如此这般，使原先“盗弄陛下之兵”的“乱民”亦“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他又“开仓廪假贫民”，并“选用良吏”，与此同时，惩治贪官污吏，罢免庸官俗吏，使民“安土乐业”。
龚遂“维稳”并未就此了结。化解矛盾，平息事态，处理“群体性事件”，只是“治乱”，即变乱为治，化动为稳。真正意义上的“维稳”还在局面基本稳定之后：他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并以身作则，带动黎民百姓发展生产。他很幽默地对那些带刀佩剑者说：“何为带牛佩犊！”劝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静心务本。如此经年累月，方使“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此所谓龚遂“维稳”。
龚遂“维稳”，没有动用军警武力，也没有花去多少“维稳”经费，大概算得上最省事、最省力、最省钱的“维稳”。从龚遂“维稳”中，不难看出徐乐的“维稳”论在隐隐约约地起着作用：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方才是长治久安的根基。做到这一条，即使有人想搞“动乱”，也不可能振臂一呼，“天下从风”。执政者尤其不能把黎民百姓当做自己的对立面，要不，其政治局面无论如何也稳定不了。一旦“土崩”，就不会再有“瓦全”之理。
这些年来，时有文章介绍一些地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似乎都属于“维稳”的范畴，且不乏溢美之词，诸如“漂亮的转身”之类。然而，比较一下袭遂“维稳”，则不难发现，即使是那些较为开明的处理方式，也并非今人首创。人们之所以会将这些处理方式当作“维稳”的经验，只是因为如今还有不少官员，对于民众的态度与方法，与当时的庸官俗吏没有多大的区别。
（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