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他在该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关于维稳工作的精彩发言，使向来是一个讨论禁区的“维稳”，成为一个可以畅言讨论的话题，尤其是他的讲话经《人民日报》报道后。

作为一个负责政法工作的官员，朱明国对维稳的理解是深刻的，他毫不回避现实，称：要防止和克服“简单花钱买平安”的认识误区。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信奉“能压下就有两下、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花钱买平安”的治理方式。“信访不信法”由此蔓延，“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预期得以强化，简单的小矛盾往往演变成大事件。

他直言：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人民日报7月18日）

作为广东政法委书记的朱明国，这些话当然有所指，不仅纠正了某些官员对维稳工作的认知误区，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是向舆论和公众作了一个澄清：维稳，本来是一个好词，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因为某些官员的错误理解和执行，使其流变为一个令人反感、充满强权想像的贬义词。社会治理的治道变革和华丽转身，并不是要取消“维稳”，而是让“维稳”回到法治轨道上来，回到原初善的治理目标上来，回归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无须回避这一现实话题，“维稳”这个词在公众眼中、心中和日常运用中，确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谈到“维稳”，公众首先涌入脑海中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场景和不好的想像，这些问题，朱明国在讲话中也直指要害地谈到：“对一些苗头性问题视而不见，能捂则捂、能压则压；对“定时炸弹”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明知不妥，但愿不在我任上出事就“OK”；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维稳”所对应的，经常是类似的一些丑闻：拦截访民、瞒报丑事、摆平记者、打压诉求、屏蔽不同声音等等。

民众谈起“维稳”时视为贬义充满反感，这种语境下，官方谈维稳工作时，自然就无法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这种分裂之下，自然很难在“维稳”工作上达成共识，而是充满对立的情绪的撕裂的痛感。

其实，“维稳”本身并没有原罪，并非天然带着贬义，相反，本来是一个好词，是一种正当合法的诉求。维稳，即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公共的秩序——这是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前行，所必须有的社会环境。一个混乱的、到处是冲突的野蛮丛林，公众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财产和生命缺乏保障，发展和幸福就无从谈起。正如人的需求像马斯洛所言的那样有层次，社会也是一样，而“稳定”必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法律须保障社会基本的运行秩序。

但这个带着良好初衷的词，在实际的运行中被一些地方官员毁了，被一系列丑闻所污名化和妖魔化。正如朱明国所言，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一些苗头性问题视而不见，能捂则捂、能压则压——当“维稳”的核心追求不是维护公众的权利，而仅仅是维护地方的形象、政绩，仅仅是捂着“不让冲突被人看到”，仅仅是维持一种静态的、形式上的稳定。“维稳”难免会变成“越维越不稳”，这一点，云南省委宣传部前副部长伍皓的比喻很是精当：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维稳，应该是“揭盖子”，而不是“捂盖子”，是应该在动态中释放不稳定元素，而非在静态中粗暴地压制。

“维稳”这个好词在现实中的贬义化，还有另一种认知误区有关，有些干部提到“维稳”时，就认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某些人将“维稳”与“可以采取非法手段”联系起来。误读“稳定压倒一切”，错误地理解为就是“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法律”。这么理解，带来的就是现实中对法律的藐视。在一个公众信仰和尊崇法治的社会，当“维稳”在某些地方与“反法律”联系在一起时，“维稳”自然就成为人人喊打的贬义词。

消除维稳误区，改造某些官员的稳定观，其实就是要为“维稳”正名，使这个词回归本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要将法律置于维稳之上，依法维稳。这样，才能如朱明国所言：在化解矛盾中不断达成新的稳定状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