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改革思维应该是三分法：政府、市场、社会。有些事情交给市场办，有些事情应交给社会去办，只有当市场、社会都办不了的事情才由政府出面来办。很多社会矛盾的化解，社会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改革的内涵实际上非常丰富，但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是不够的，这也限制了社会改革的进程。

市场化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给市场放权，限制了政府在经济上的权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与过去比较来看，政府的经济职能有了很大转变。

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改变呢？基本上是从计划经济延续到现在，没有多大变化。政府如何向社会放权？放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是基本上没有破题。市场经济培育了经济理性，社会改革培养什么呢？培育的应是社会理性，也就是公共理性。现实是经济理性超前发育，而社会理性也就是公共理性严重滞后，两者是不匹配的。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济理性而没有社会理性是走不远的，就像车的两个轮子，只有一个轮子怎么往前走？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是一个健康国家的两条腿，缺一条都不行。过去的改革重心放在经济上，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的改革着力点要多放在社会方面。社会改革应当成为当前整个改革的重点领域。没有一个理性的社会，没有社会理性的发育，谈政治改革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当前重点是推进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追求的目标是平等，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太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城乡体制是分割的，市场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即使都在干同样的工作，但同工不同酬，过程也不平等。结果呢？更谈不上平等。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结果不平等，这是社会体制造成的。这抑制了社会的活力，进而限制了经济的活力。

要追求社会平等，就要对劳资关系、分配关系、政事关系、政社关系进行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都涉及到政府与传统事业单位的关系、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这些与社会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基本上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套，依然是审批制。教育、医疗、科研等这些单位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基本上都是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与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是一样的。而社会力量进入这些领域则受到严格控制。

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时期，改革思维主要是二分法，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我们现在的改革思维应该是三分法：政府、市场、社会。有些事情交给市场办，有些事情应交给社会去办，只有当市场、社会都办不了的事情才由政府出面来办。很多社会矛盾的化解，社会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改革的内涵实际上非常丰富，但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是不够的，这也限制了社会改革的进程。

社会改革与财政密切相关。财政过去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财政则是社会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离不开财政这个手段的。要培育市场主体，离不开财政；要培育社会主体也离不开财政。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财政又成了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其实，财政改革同时也是政府改革。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同时也是政府改革，这都会限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如果抛开这些改革去单独搞所谓的政府改革，将会失去方向，不知道政府改革为何而改。如果说经济改革从财政切入，同时推动了政府改革，那么，当今的社会改革依然可以从财政切入，从社会层面推动政府改革。从这一点来看，改革的次序上是先经济改革、然后社会改革，等到这两个改革到位了，政府改革也就差不多到位了。

社会改革有很强的辐射力。社会改革不仅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环境，而且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动力，实际上也蕴藏于社会改革之中，社会的活力决定了经济的活力。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什么？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来自于哪里？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社会改革密切相关，它不是一个经济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即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与教育、培训、医疗等社会事业内在相连。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则要靠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改好了，它可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动力，也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改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