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流浪汉，在一条乡村道路旁，等待一个他们不认识甚至一无所知的人。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讨论许多荒谬的话题，诸如各种自杀的可能性，但最终他们并未见到等待的人。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徒劳无功、令人绝望的漫长等待。这是荒诞剧《等待戈多》。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等待，譬如官员财产公开，年年在喊，月月在盼，但就是只见雷声，不见下雨。近日，山西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创新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工资、奖金、补贴、住房等情况必须向职工公开。这虽然只是跬步，也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缕曙光，被认为是财产公开的一个好苗头。

众所周知，国企领导干部的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重灾区。从受贿746万元的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到受贿859万元、10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中石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王贤泸，以及受贿近2亿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不胜枚举，步步惊心。不少国企领导用他们精心编织的政商网络和倾力缔造的财富帝国，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或者大肆收受贿赂、侵占私财。

这些国企领导们为何能量如此之大？因为他们既掌握着权，又掌握着钱，具有用权生钱、用钱获权的得天独厚之优势。尽管政企分开喊了很多年，甚至在表面上也实施了政企分开，进行了公司化、股份化改造等，但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国企——的运作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甚至仍然像机关“衙门”一样。

比如，国企的领导们依然有行政级别，遴选的方式依然是政府任命，国企在银行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获得特权性扶植等，国企领导们也主要对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负责。尽管这样的组织有着企业的外表，但内在运作却是行政化和官僚化的。

那么，该如何约束和监督国企的领导们呢？既然他们有着官员的特性，或者说，既然他们本身就是官员，那就只能按照对官员的要求来约束和监督他们，令其财产公开就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措施。国企领导们一方面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巨额财富，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权钱交易的泥淖，要求他们公开财产对于约束他们的腐败行为不可或缺。在一定程度上讲，将他们的财富晒在阳光下，其不轨行为可能会有所收敛。

山西的做法开了个好头——此前重庆也下发通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房产等情况。但是，山西的措施依然进步有限——因为它只要求国企领导们的财产向“职工”公开。也就是说，这只是“内部公开”，而不是外部公开，不是向全体民众公开。不能不说，这种公开有其设计局限。既然是国企，既然是所谓的“国有”——全民所有，就应该向全体民众公开，而不是只向一部分人公开。即使对于所谓的“地方国企”，至少也应当向当地的民众公开。

更加重要的是，只向本单位职工公开的做法，可能会使公开的效果大打折扣，因为一方面，职工与本国企的领导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比如都享受着优厚的福利；另一方面，即使国企职工掌握了本单位领导的腐败线索，也可能因惮于自己的工作或者前途而不敢举报或者揭发。经验表明，内部监督不如外部监督，内部公开不如外部公开。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总不会太奏效，正如左手监督右手一样。因此，更加有效的公开是向普通民众公开，让外部的力量监督内部的腐败。

当然，要想杜绝国企领导们的权钱交易和贪腐行为，只有财产公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国企进行实质意义的改造，至少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私企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其实，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可以交给私人所有和经营，因为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物品，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无论是石油、电信，还是银行、电力，私人不仅有动力经营，而且还会经营得更好。

当企业和权力脱钩之后，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之后，当垄断被市场取代之后，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都会大大减少，监督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应当指出的是，要求国企领导们公开财产只是走向财产公开的第一步，无疑，所有的官员以及依赖纳税人过活的人员都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财产。在法治社会里，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收的去处，有权利要求所有薪酬来自税收的人员公开自己的财产。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财产公之于众的人，完全可以选择非公务员职务、不进入依赖财政运转的单位，一旦选择就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必须接受阳光的照射。

如果政府切实希望有效减少贪污腐败，就应加快推动财产公开。别让财产公开，成为戈多式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