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7日，邹谠教授（1918－1999）以80高龄去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芝加哥大学特下半旗致哀，以纪念他在芝大政治学系五十余年的奉献以及他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是邹先生临终前遗留下来的一部文集，邹先生原想为这本文集撰写一篇长篇导论以集中阐述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但遗憾的是，由于邹先生的瘁然病逝，这个导论终于未能完成。
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这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渡过大半生的典型学者，但是像20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故事”。
邹谠于191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1885－1954）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最后于1949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
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作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但西南联大的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170余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而在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生在1945年11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31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
无法忘怀西南联大的经历
当邹谠1946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1945年12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1946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刺激极深。从1946年到1951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像，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40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这部名著的原初问题意识。
研究中国问题要有国际视野
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国政治学巨擎摩根叟（Hans Morgenthau）主持的“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委托的研究计划，因而从学科和体裁上讲是一部严格的美国外交史专著，并被摩根叟盛赞为“既是宏大的史学也是最佳的政治学”。但对邹谠教授个人而言，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图透彻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20世纪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他特别强调，研究20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20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20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朗化为日本与美国的对峙，如果美国能够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从而阻止或推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将相当不同,亦即国民党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
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毛泽东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的发展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换言之，日本的全面侵华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消长。而邹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极端贫弱，日本是否发动全面侵华并不取决于中、日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日、美关系。他在以后的一次访谈中曾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表述如下：
“中国20世纪历史的动荡与发展，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来的原因。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对内因估计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内因决定的。我觉得中国政治受外国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当然这并不排斥内部的因素。我说的外因不仅指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也不是说哪个帝国主义支持哪个军阀（这些仅仅是小节），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所产生的作用。”
具体地说，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整体变化。没有这些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变化就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外来的冲击把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彻底打垮了，使中国面临着全面危机，并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社会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每个领域中的问题；一是外来因素常常决定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孰胜孰负，比如，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否和10年动乱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第二，他强调20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这种在外来冲击下国内各种制度全面崩溃的形势，导致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采取胡适等希望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方式，因为缓进的社会改良只能依托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较高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才可能，而20世纪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
稳定的结构消失了
邹谠因此指出，“讲到内部因素，我想强调，自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集团，非常巩固、稳定，也非常有连续性。在20世纪的变革中，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消失了，要找到一个有同样巩固的社会基础、有同样的稳定性、连续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件非常困难、非常需要时间的事。”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这种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他认为这正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所在，亦即共产党所诉诸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它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但是这种“社会革命”的道路，虽然能有效地达成“国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革命”导致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
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
邹谠因此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
邹谠因此高度重视中国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实质是政治权力逐渐退出社会领域，以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同时认为，改革的过程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再次陷入基本制度构架全面崩溃的全面危机，苏联的瓦解即是例子。
他晚年因此特别注重研究苏联和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可能避免苏俄式的全面崩溃全面瓦解的道路，而走上以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托而渐进改良的道路。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即特别体现邹先生晚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尚记得1993年邹先生编定其第一本中文文集《20世纪中国政治》时，曾命我为之序，而在看了我的序后，邹先生又“思潮起伏”，竟用五个月的时间写成其长篇后记“从传统权威政治系统到现代全能主义政治系统”。在开始编选这本文集时，邹先生亦曾与我戏言，说或许我再写一篇序言又能激发他“思潮起伏”从而再写一篇长文作跋，未料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如今再为邹先生这本文集写这个前言，不能不让我感到分外寂寞。我常觉得，邹先生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要比我更为乐观，我相信他在临终前仍然会坚持他十多年前的下述基本看法：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了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20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20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不能够避免，起码也是很可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中心专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