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受到了来自西医等多方面的冲击，使自身的的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之中。经分析得出，这种困境的产生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困境，而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医的发展主要受文化与经济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党和国家提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不断提升国家优势的大环境下，通过阐述文化与经济对中医发展的作用方式以及重要意义，为中医的摆脱现实困境，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指明道路。

关键词：中医、困境、文化、经济

中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以其神奇的功效、独特的诊治手法，在世界范围内享誉盛名，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在全球一体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有关“中医存废之争”的话题却引发了人们对当前中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

经分析，中医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西医对中医的冲击；中医教育体制的滞后；政府对中医的投入不足等。其中，西医所带来的冲击对中医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直接表现在临床上大多数的患者对西医的认同度要高于中医，就医时患者往往首选西医，一般只有在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或者无法医治时，才会带着心存侥幸的心理去尝试地接受中医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病情往往都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医的治疗效果也比较有限，这样一来，对于本来就生存不易的中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诸多建议，如：为中医立法、加大政府对中医的投入、改革中医院校人才的培养模式等。毋庸置疑，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如果追本溯源地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到中医现实的困境实际上应该来自于文化的困境，我们唯有从文化的方面寻求解决之道，才是解决中医发展问题的根本所在。

《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认为：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的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比以往变得更加频繁。因此，中医和西医之间冲突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间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正像亨廷顿所言的那样，西医在冲突中掌握了主动权，而中医则在西医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艰难地生存。

单就中医而言，作为一种文化，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各方面均已比较成熟，人们对中医的认可度也是相当高的，以往人们在就医时中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在19世纪，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大量传入中国时，国人对西医的认可程度也并不高，甚至认为西医的一些外科手术是“巫术”。但随着一批批西方教会医院以及西医学校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西医逐渐被国人们所认同并接受。而这种转变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国人主张“全面西化”以“强国”所导致的。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没落文化的代表，认为“中医不科学”，必须将其废除，转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这实际上正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变化。

那么，进一步分析，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恩格斯在《致海•施塔尔根堡》一文中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简而言之，文化的发展是需要经济做支撑的，经济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进程，古今中外的很多事例都可以佐证这一点。

先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例。文艺复兴之所以发源于意大利，与其自身在欧洲独占鳌头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仅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为代表，早在13世纪，弗洛伦萨的毛纺织业便在欧亚市场上凸显出其优势地位，并由此带动其商业与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随后与教廷的紧密联系中，弗洛伦萨逐步获得了许多受保护的特权，并以此控制了西欧各地的国际银行和国际贸易业务，进而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正是由于意大利整体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文艺复兴昌盛的基础，使意大利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文化发展的领跑者。

同样的事情在我国唐朝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强盛富庶而又最具文化底蕴的时代。唐朝的医学、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礼仪、服饰等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不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时影响了整个亚洲和部分欧洲与非洲。当时各国的商人、时节、学者、僧侣、艺术家不断地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领略中国的魅力。唐朝的文化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令人骄傲的影响，同样也离不开唐朝强盛的经济实力。唐朝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中心，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是重要的外贸城市，商业非常的繁荣。据考古勘查，当时的长安周70多里，有东市和西市，每市周长8里，市内有井字形大街，有220个行业，100万多的人口，当时经济的发达程度可见一斑。同时，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十分的富裕。由于唐朝积极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使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据《通典》卷15中记载，开元时，“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新唐书•食货志》中得描述更为生动形象：“是时(开元时) ，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 齐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 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万五余端。”正式由于唐朝经济的繁荣直接导致了唐朝文化的繁荣，当时的国人与世界各国都对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和崇拜。

通过列举意大利和中国唐朝的例子，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因素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文化需要经济予以支撑。由于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在经济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世界的舞台上独领风骚，中医的发展前景也一直被世人所看好。

即使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朝的经济实力在当时仍然是世界第一，所以国人对中医等传统文化依然有较高的认同度，而对外来的文化和科技都显出了排斥的态度。比如当时国人认为西方发明的照相机是一种可以带走人的灵魂的工具，因而中国百姓在那时很少有人愿意照相，对西医的态度也大抵如此。但这种情况在清末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初时发生了彻底地改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羸弱不堪，经济地位一落千丈，成为西方列强竞相蚕食和侵略的对象。经济与综合国力的衰落带来了文化的衰败，许多国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的和尚更会念经。这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国人在追寻国家强盛时所产生的经济对文化的认同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是强势的，文化也会随之变得强势，而强势的文化也更容易被别人所接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凡达》之类的美国大片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观影狂潮，而中国的《孔子》则达不到同样的效果，这与两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力密不可分，西医与中医之间力量对比关系也大致如此。可见，中医的现实困境在时间上源自清末，本质上则源自经济衰落所带来的文化衰败。因此，探讨中医发展的困境时不仅要从文化层面入手，更要从经济层面去寻找切入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成绩，正在逐渐告别曾经那个贫穷落后的形象。虽然在经历了前段时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多问题集中地暴露出来，但根据各国权威分析机构和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仍是较为乐观的，这也为中医的再次崛起积蓄了潜在的力量。

英国智库欧睿信息咨询公司近期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占此刻中国总人口数的48%以上，也就是说，在2020年时中国将有一半人成为中产阶级。

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在2010年时预测，2030年中国GDP就将赶上美国，到2050年中国的GDP将为82万亿美元。三大国际组织将移往中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经社总部有可能迁往北京或上海。

被誉为世界经济学之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预测，到2040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占到全球GDP的40%左右。204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虽然不及美国，但将超过日本，并将是欧盟的2倍以上。

以上种种调查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呈现出良好的态势，这也必然预示着中国的文化将迎来新一波的繁荣。特别是在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和国家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都为作为国粹的中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因此，为了使中医文化经久不衰，首要任务便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抓住全球经济秩序重塑的历史机遇，将中国的经济做大、做强、做优，从而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总之，当国人逐渐找回中国的经济自信时，也会一并找回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医发展的道路才必然会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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