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
我想先谈谈问题。当然，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临近，要考虑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
今天重点讲的，还是经济问题：第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这点就不解释了，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它的能力，实际越过它的国家也不是很多。第二，是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农民的工资在提高。再就是人口老化、人口红利问题，这也是有争议的。看看60岁、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看看赡养率，就会看出拐点可以争论，但趋势是毋庸争论的，这是一个未富先老的问题。
还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外部需求，出口在急剧下滑，今年可能是低于两位数的出口增长。有很多人认为，可能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在我看来，它后面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另一个因素——眼下，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这是指资本价格。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这样看来，从经济上看，有这么几个因素发生变化了。从社会上看，环境代价大家都熟悉了，还有一些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结论就是，我认为是到了一个拐点，经济增长的原有模式到了一个拐点，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应该总结一下改革经验：
一个就是，凝聚市场机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和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是增长模式，有人讲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我们经常讲顶层设计。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另外，就是结构问题、周期问题的相互关系，或说所谓中国经济的“三元悖论”——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
现在有人用很多词，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不太准确。还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学术上也没有这个词，英文中也没这个词。我想，不管怎么说，东亚模式也不完全一样，需要从学术上重新描述中国是什么样的模式。现在是不是需要考虑政府“嵌入”市场的代价？(编注：所谓“嵌入”，英文名为embeddedness，原本是社会学名词。)
政府的重点职能改变，第一是要从主导经济，变成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的无形的产品。第二是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第三是对市场的期待、补充和修正。
再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一点，政府的职能转型是比较大的题目，我想可以集中在财、税、价这三个方面。“财”主要指财政，“税”大家都熟悉了，“价”主要指要素价格。财税价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运用的一个集中表现，可用于衡量一个制度是市场制度还是非市场制度，或者准市场制度。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未来五年改革应定七个目标
讲完问题，第二来讲目标。
我想用两句话概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第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我就不展开讲了。列了未来五年的七个改革目标，有的也是初步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成熟：
第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五年内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是平均降到7%，一下子降到7%也是不行的。
第二个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中国经济有失衡的问题，全球经济也有失衡的问题。这次金融风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简单说，就是对全球化红利的透支。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全球化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你走得太偏了，走得太快了，忘记了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就会使全球化缓下来，甚至停下来。美国提出来一个观点，经常项下的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当然这个观点没有取得共识。我提的指标，是在五年内中国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8%降到2.5%。
第三是内需和消费，如果顺差控制在GDP的2.5%的话，意味着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内需必然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内需中，投资和消费是一对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讲内需，既讲投资也讲消费，但更强调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不是政府消费，不是企业消费。长期以来，投资占到GDP的逾50%，带来债务堆积、资产泡沫这些问题。消费则是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消费的增速和GDP的增速，相关的关系口径不一样，还要做一些更为细致的分析。消费增长缓慢，也跟收入分配不太合理、就业情况、储蓄率偏高有关。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慢慢改善，使得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50%。这是比较艰巨的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第四是服务业。现在服务业产出占GDP比重是43%，这一比例比中等收入国家还要低。“十二五”规划定的是47%，差不多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我认为，经过努力，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第五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计量模型，涉及资本、土地、劳动力，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技术因素，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看。单说技术因素，有的是通过创新产生的，有的通过经验积累，有的是设备买进来的，设备更新换代了，就带来技术了。所以，统计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家的结论都认为，中国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同类收入水平的国家比，全球劳动贡献率是比较低的，能不能提高一下百分比，这是需要进一步做工作的。
第六是发展绿色经济。碳排放还是有争论，还没有取得共识。碳排放是和消耗相关的，跟污染也有关系，是不是造成气候问题是科学家在争论，我们也不必太较这个真。反正碳排放少一点，必然消耗少一点，能源消耗也少，材料消耗也少，空气会好一点。现在说中国碳排放的峰值2035-2045年期间达到，然后就下滑了。计算得不是非常权威。如果按最坏情况，比如到2045年才达到峰值，那时全世界50%的碳会是中国排放的。我们希望把峰值提前，是不是提前五年，可以再讨论。
第七是收入分配改革。就不举数字了，有个基尼系数，大家很熟悉了。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两组基尼系数。因为城市可以按照家庭收入来算，农村是叫可支配收入，这两者不大可比，结果是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都不是很大。国外的估计非常高，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是0.45到0.54，我个人看法可能不到0.50。(编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897。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此前曾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所以这项数据没有发布。一般情况下，基尼系数处于0和1之间，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需要一个概念：国家资产负债表”
下面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失业率现在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登记失业率，一个是调查失业率。农民工就业状况也有很大的水分，有15%的农民工被计算为“城镇化”，实际这部分人流动是很大的，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就业。经济放缓、增速慢慢回落的话，也要对失业率有一个容忍度，需要加强社保。转型成功，最终是有好处的，我给的失业率指标是4.5%~5.5%。
通胀近几年可能不会太高，全球经济都比较萧条。不过，长期货币投放量比较大，导致的流动性问题并没有消失，会变成一个中期现象，随时可能触发通胀。现在大家都说贷款很紧张，但货币很宽，只是由于企业、银行对经济不是十分看好，银行不愿意贷款，企业不愿意投资。通货膨胀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货币的问题。
农民工的工资进入增长的轨道，可能还有一个延续。大宗商品的价格虽然受到经济影响，但其一旦上升就会有很长的周期，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太快，供给不上，而新矿山开发开采的周期非常长，所以会有一个很长的周期。劳动力成本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上粮食问题，通货膨胀还是应该被视作一个问题，我想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定到百分之三点多可能偏困难。加上改革因素，如果把要素价格放开，也会推升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我定的指标是CPI增速在4%。
第二个约束条件，财政和金融。在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必须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财政出了大问题，改革就会“夭折”。另外，就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健康的金融系统。如果金融系统出了问题的话，改革也很难往下进行。
现在，财政状况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的。至于金融，银行业不被市场青睐、不看好，是有其他原因的。从资产负债表来讲，无论是财政还是银行系统，都不错。
可我们不能丧失警惕，如果看更长时间，目前财政承诺的很多支出都会制度化，收入也会高比例增长。财政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赤字，一个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现在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如果光算中央是17%，把地方再加进去一共是42.3%。可能还应该算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算，比如国有企业的债务。这需要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我想，这一指标可能要超过50%。
金融业主要是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我想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5%还是可以的，因为银行还是有增长的。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约束条件，还有更复杂的关系——七项目标也有相关关系，满足了其中一项目标，对另外的目标可能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这需要比较复杂的模型来做一些测算。
我们要达到这些目标，把目标的约束条件讲了，目标约束条件的定量分析也做过了，再回到财税价格上来。
关于财政，简单讲讲。一个是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税种和比例要重新调整。1994年财政改革，税制改革是解决了一个收入问题，把税种分开了。支出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哪些应该属于中央支出，哪些属于地方支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第二，财政支出中，公共产品占多少，或者民生的比例是多少，国际上没有这个定义。假设把民生定义为社保、医保、教育、廉租房，我统计了一下，现在这个指标是30%，在启动廉租房以前还不到30%。但是一般的水平都是40%以上。地方政府的债券市场，分为公共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各种收入也没有规范，非常庞大。对国企也要充分界定，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当中，国企是财政物化的，或者货币化的一个资产盈余。
税收，服务业是试点营业税和增值税改革。还有一些税可能要逐步加上去，比如社保税、碳排放税。另外讲宏观税率、宏观税负，每个人的各种税费总量和GDP的比，现在是35%，跟我们同等水平的国家是25%。还可能有一些结构性的减税。
要素价格，刚才讲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还有能源、土地、劳动力，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市场经济第一条，就是把价格搞对，当然还有一个产权问题。(编注：据FT中文网报道，秦晓昨天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存在着体制内外的高度共识，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二是难以解决产权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仍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困扰着我们，应该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这两个难题。”)
结论：把一些问题、目标、手段做了一些分析，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论证。我今天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发表了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秦晓当天演讲的速记稿整理而成，有较大篇幅删改，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