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要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谈起。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令许多在经济增长时期而得以成功“裸奔”的国家显了原形。第一个宣布破产的国家是冰岛，尽管它拥有如此多的光环：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第一、民主度排名高居世界第二。 新闻自由和民主不但没有救的了冰岛，还通过全民公投拒不还账，把更多的国家拉下了水。
随后就是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就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不得不全面紧缩开支，以致出现许多匪夷所思的事件：空军的数量都不如一战前，几乎倒退一百年、警察为了弥补收入不足而对外出租、为节约开支居然要和法国合建航空母舰。而轰动一时的伦敦骚乱也和紧缩有直接关系：事发地区的活动中心大量关闭、警力大幅减少。
整体来说，2007年至今，欧盟失业上升39.6%，英国上升67%，西班牙上升191%，特别是西班牙年青人失业率超过50%。西方受经济危机打击之重，还可从如下一件小事窥一斑而知全豹：西方软实力的象征诺贝尔奖竟然也要削减20%！如果有一天，奖金都发不出来的时候，西方的软实力也就丧失无余了——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肯定也就没有诺贝尔奖。
可以说，经济危机已经把西方逼到墙角。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西方各国的抗议示威和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但却没有一个政府让步。正如德国财长萧伯乐在接受德国《明星周刊》（Stern）访问中所坦承：对希腊老百姓在撙节措施下承受痛苦，感到“极为同情”，但坚称，除此别无他法。
所以，当一向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也步上减少福利、提高物价（学费狂涨80%）的后尘之后，发生大规模的学潮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同样的，没有退路的加拿大政府也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一样，也绝不会妥协。
这场博弈自然驻定了学生失败的命运。或许有人质疑，西方还有民主啊，还有选票啊，难道就成了摆设吗？不错，在危机中，确是摆设。德国财长萧伯乐在评价希腊时也一针见血的指出：“希腊人民可以随心所欲自由投票。不过，选举结果改变不了国家的真实处境，实情是由于数十年经济的不当管理，全国已处于痛苦的危机中。他们必须采行严酷的措施。”从德国财相的表态来看，西方还是有进步的。1974年10月，为了克服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总统福特呼吁美国公众要求他们“鞭打通货膨胀”和佩戴写着“WIN”的胸章——当时通货膨胀高达7%，现在自然视福特的这个措施是一个解决不了基本问题的公共关系把戏。
其次，西方成功的将加拿大学潮“消音化”。虽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全球实现了信息瞬时共享，但面对互联网海量的信息，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介入，或者根本不会被外界所知晓，或者无法产生有效的影响。西方虽然自诩新闻自由，但依然无法改变新闻报道是攻击对手和保护自己的工具这一实质。这在2008年以来的危机时分表现的淋漓尽致。
2008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危机既是这个制度导致的，也对这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特别是经济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步向政治危机以来，如何捍卫现行制度、渡过难关就成了西方各国首要的挑战。它们除了传统的政党轮替以换取喘息之机外（政党轮替不仅可令百姓感到出了口气，更因为要给“新人”以时间，而暂时得到缓冲），更把新闻的工具性效用发挥到极致。一是对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予报道、低度报道（假设中国的动车事故如同西方一样，只报道一天而不是一周，怎么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成为西方攻击中国新兴高铁技术的借口。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点是才是真的需要向西方学习）。二是对类似于“英国骚乱”式事件进行舆论主导，回避产生的社会原因而是刻意指向暴力，把抗议民众指为暴民。以上两点的目的在于避免危机在同病相怜的西方蔓延。三是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类似事件夸大报道，转移视线。这就以对俄罗斯、中东和中国为最。
当俄罗斯选举引发抗议时，西方除了高密度、高强度渲染外，美国媒体还把发生在希腊的警民严重冲突镜头移花接木到莫斯科。同样的，叙利亚发生大屠杀时，BBC又把发生在伊拉克的屠杀镜头移花接木到叙利亚。对利比亚的卡扎菲也是先妖魔化，然后再寻机将之除掉。对中国，则是揪住发生在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村----如广东乌坎，山东东师古的事件，大做文章。大有中国一村要胜过美国经济首都纽约、全球金融心脏华尔街之感。
所以，当加拿大的学生为了抗议学费狂涨80%而走向街头时，便遭遇了西方媒体的联手剿杀。显示了西方无形“金盾计划”的威力。我们不妨想想，同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西方会面临西方什么样的“新闻自由”？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力和文化传统（如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不干涉主义）的原因，在西方媒体之外，并没有西方主流语言的网站和媒体对西方进行攻击，所以西方无需设墙，西方的百姓也无需翻墙，因为仅语言的墙就足够了。
第三，一场学生运动要想成功或者长久坚持下去，除了媒体支持形成的精神和道义力量以外，更需要外界的物质援助。这对西方各民主基金会、人权团体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套路了。只可惜，此次学生运动是发生在加拿大，而不是其他国家。所以不仅媒体（不愿）发挥不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更见不到美国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香港各路人权团体的踪影（当然中国的自由派也缺席了）。 其亟需的资金、食品、帐篷、药品、宣传品、活动指导和培训更是“浮云”。而一向乐于在此场合积极发声的西方政要人物，表现的则是惜字如金。所以，尽管加拿大学生运动长达数月，外界知之甚少，更别说有什么营造出学生领袖来了。这等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则必然把诺贝尔和平奖（还有肯尼迪人权奖、萨哈罗夫人权奖等等）的候补人名单大大拉长的。
显然，加拿大的大学生们在面临内有政府强硬以对、外有新闻封杀、孤立无援的境地，怎么还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而学潮的组织者，不但不会有学生领袖的光环——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去美国上哈佛（或者免费或者有人出资）、出任客座研究员，相反更会在以后的人生生涯带来潜在的风险。
最后一个导致加拿大学潮必然失败的原因则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力。
本来，西方在没有国外或境外势力介入的情况下，只要对话、妥协，往往就能很快的令熟悉游戏规则（和平与法制）的大学生们和平收场。特别是西方的学潮只是反对政策，从来不反对体制，更不会颠覆政权，性质和其他国家的十分不同，更易解决。
但这一次，加拿大官方十分的强硬，一再声称绝不让步，长时间以来也不与学生代表对话，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完全不理睬的态度。等到事件出现第一次暴力冲突后（警方称暴力由一些“惹是生非的人”触发，而那些人混进示威队伍），魁北克省长才第一次参加对话，但几分钟后就离去（倒是现在的中国，一出事，地方长官往往第一时间前往对话）。更令人惊讶的是，加拿大政府一边对话做出承诺，另一边却迅速（在任何国家制订法律的周期一向很长）出台了第七十八号紧急法：限制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十人以上的游行必须提前八小时向警方报告路线、在学校建筑50米内禁止示威、如果封锁进入学校的道路将罚款3万5千美元。至于组织示威的各个学生组织更成了此法律“关照”的对象：切断拨款、重罚12万5千美元并承担示威活动过程中造成的损坏！不仅如此，还对学生发动罢课的大学也指示停课直到8月中旬。而在制订这个法律之前，省长大人深夜发表了这样带有威胁意味的声明： “现在是恢复平静的时候……当前乱象已持续太久。”
于是一再被激怒的、年青气盛的学生选择暴力将不可避免。最新一次非法游行（6月10日举行——我是在一份法国免费小报上才找到的消息，BBC、CNN、《世界报》等都在和谐。而非法是指不符合新出台的第七十八号紧急法），愤怒的学生开始上演伦敦骚乱一幕：打砸金融中心蒙特利尔市的各大银行。示威的目的也从学费演变为政治性和攻击性。比如要求省长下台，声称已经为他掘好坟墓。在这一次的示威中，加拿大警方还创造了一个新词：预防性逮捕。也就是说有34名学生只是因为警方认为他们可能采取暴力而提前将之逮捕。真没想到西方引以为豪的“法治和人权”在经济危机面前异化如此。与此同时，财政部长也再次声称绝不会面对街头压力而屈服。他还讲出这样的“妙话”：魁北克以外的人看到现在的场面（放火、打砸），将决定不再来蒙特里尔。言外之意将影响魁北克的经济。这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原来同一思维。
不过，不要以为加拿大今天的做法是特例。我们不用追踪历史到西方工业化阶段，就是三十年前，英国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一批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国民解放军（INLA）的囚犯，举行绝食，要求得回5年前被取消的政治犯待遇。结果撒切尔夫人态度强硬，一口回绝。最后导致9人因绝食而死，绝食活动最终因家属干预而结束。此后，撒切尔夫人才重新批准让该批囚犯得回部分政治犯应有的待遇----也就是说抗议者的要求是正当的，但你绝食向我施压，就绝对不行。（二十多年前，有传言，在西方只要绝食一周，政府就一定会对话云云，显然是以讹传讹）。还有一个“趣事”不得不谈。撒切尔夫人由于坚持削减大学教育经费，在抗议无果后，她的母校牛津大学能做的就是打破历史传统，決定不向她颁赠荣誉学位——荣誉学位一向都是赠予曾在该校受教的首相的。
但不管怎样，一旦学生们诉诸暴力，加拿大政府自然有理由去平暴----就象英国警方在平息伦敦“骚乱”一样。在西方眼里，这场学潮的任何正当性也就丧失，这场加拿大历史上空前的学潮也将走向失败的终局。
加拿大学潮必然失败的命运，它当然可以让我们领略到西方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双重性，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让看到西方所面临的困境。更重要是让我们再度思考西方的一句名言：自由的边界是法律。但现在我们还是要加一句：自由的真正边界是经济基础。当然这个结论并非本人的发明，美国当代公法学家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就已提出。权利不是天赋的，更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有高昂成本的，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的。
罗斯福总统曾提出一个“第二权利法案”，提出“人们有获得充分医疗保障和有机会获得并享有健康身体的权利；人们有获得充分保护免于老龄、疾病、事故和失业的经济忧虑的权利；人们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而今天的西方不正是在逐渐的减弱甚至丧失这样的权利吗？另一个鲜活的例子是：俄罗斯民主化后，曾仿效西方建立陪审团制度，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项试验的费用占据了相当吃紧的地方法院经费的25%（美国1989年时每个陪审团的费用平均为1.3万美元，1992年司法和法律服务花费纳税人210亿美元）。今天当西方不再能提供和承担各项福利的时候，也就是其自由走向衰退之际。
今天看来加拿大学生运动至于中国，启示有二：
一是，要想实现西方标准（现在已经无法有效维系）的权利，是不是至少要先达到西方曾经达到的经济水准？二是年年中国都“发生”如此多的“国际性”事件，如果对照加拿大现在的学潮，哪么这些事件真的是“国际性”的，还是只是西方媒体营造出来的？
还记得2008年中法关系严重逆转，全球大名鼎鼎的“记者无疆界”创始人、一直担任秘书长的梅纳尔先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其行为损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之后不久，他就被迫以“健康原因”辞职，从此在法国消失的无影无踪（他辞职后去了一个毫无新闻自由的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卡塔尔担任一个新成立的自由信息协会的负责人，不到一年就由于无法开展工作而再度辞职）。如此一个全球闻名的组织——获得过欧洲哈萨罗夫奖——的领导人（还获得过美国电视艺术学院、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各种奖项）就如此消失了，连一个水泡都激荡不出——现在维基网站与此有关的中文网页都没有其辞职的内容，法文和英文则都回避其辞职的原因，也就是说当你翻墙而过的时候，你得到的信息仍然是被西方过滤的，除非你能翻越西方的语言墙。何以一个中国的村民就能掀起中美间的风波大浪呢？这个鲜明的对比：一个全球闻名的人士迅速几乎人间蒸发，一个默默无名的村民却瞬间成为全球知名人士，是不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