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6号，是中国航天史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不仅仅是由于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它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而是一个古老文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标志：自嫦娥传说以来，第一个女性飞向太空、进行首次飞船与空间试验室天宫一号的载人交会对接。
中国航天技术的飞跃，并不仅仅意味着科技发展的突破，使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技术研发的基础上，更可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天宫一号”建成后，可以用来进行科学实验、生产、太空观测、侦察、在太空中储备物质等多种用途。在对地观测方面，当地球上发生地震、海啸或火山喷发等事件时，空间站上的航天员可以及时调整遥感器的各种参数，以获得最佳观测效果。 在太空育种方面，就可以培育出 很多各种各样的蔬菜，对农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在工业方面，还可以制造出在地球上制造不出来的材料；另外，还有导航，比如GPS定位可以大大方便人们的出行，但是如果不借助空间站就无法实施。套用一句流行语：这可不是面子工程。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对陆地的依赖和依恋曾使中国放弃了海洋。一百多年前在压力和屈辱中，中国被迫走向蓝色的大海。从这个角度来看今日中国大步走向太空，才能更好的理解其不同凡响的意义。然而这仍然不够。我们还需要再放眼今天的世界，放眼世界各大文明。在这种纬度的对比中，理解神九升空的文明性含义。这就如同，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打开国门，同时建成本国第一条铁路，但清政府却以惊动东陵为由，要求使用马车拉动火车。而日本却由天皇亲自主持开通仪式，日本国民更是带着敬仰之心脱鞋登上车箱。
经历五千年的大浪淘沙，当今世界主要有三大文明圈：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东方的中国儒家文明。这三大文明都曾创造辉煌，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也是它们可以仍然延续的主要原因。然而，2008年的一场百年一遇经济危机，令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面临严峻的考验。4年后的今天，大概是“巧合”，一场无形的对比同时登场。中国16日迎来神九上天，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16日和17日却迎来了关键的、甚至决定自己命运的选举。
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原因，欧美打造的特殊亲密关系令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三年来，虽然欧洲殚精竭力，耗资巨大（中国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贡献了力量），但局面仍无法挽回。危机已从一个冰岛然后爱尔兰、希腊再蔓延至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特别是希腊5月份这场提前一年半进行的议会选举中竟然无法产生政府，而不得不于6月17日进行第二次大选----从而成为决定欧元区命运的一次选举。如果反对紧缩的左派政党获胜，希腊将违约并极有可能退出欧元区----其经济代价和成本固然不可估量，更开启了欧元区解体的第一张骨牌，其多米诺效应会迅速危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等问题国家，欧元区的政治、经济实力将大幅受损，欧元的存续面临考验，并将进一步导致全世界经济的大动荡，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称欧洲目前处于危险而关键的“雷曼”时分。
即使支持紧缩的政党上台，虽然可短时间舒缓市场恐慌 ，但由于希腊经济已深度衰退，既无法承受也不可能完成当前严苛的财政紧缩，恐怕也要与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谈判，甚至走向二次债务重组；更何况左派政党联盟的政治势力在希腊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已成事实，这将严重削弱财政紧缩的推进和执行力度，并可能引发新的不稳定。
目前大选前最后一次民调表明，支持紧缩与反对紧缩的各派政治力量中无一占据明显领先地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至少到目前，各国都在紧张的做好应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各项准备----中国也不例外。法国左派的《解放报》封面大标题放过同样将于17日举行的本国国会大选，而聚集希腊：“希腊大选：愤怒或恐惧”。
除了希腊，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法国也将于17日进行重要的第二轮国会选举。这一轮选举也将决定未来五年间哪个政党将真正掌握法国前进的方向。
法国是当今西方工业化大国中唯一一个直选议员的同时，选民也有权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民主国家。但其存在的宪政问题是：当国会与总统分属不同政党而发生对抗时，究竟谁更有合法性？这也是第五共和迄今为止出现两次“左右共治”的原因。“左右共治”往往形成更大的内耗和更低的效率，选民也往往难以搞清责任和成果归属何方。希拉克担任总统期间，缩短了任期，从而使得总统大选之后一个月即举行国会改选。由于支持总统的选民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发生立场改变，所以应该可以避免再次出现左右共治的现象。从理论上讲（当然也有民意调查支持），左派在赢得总统大选后，也将在国会选举中保持明显优势。
如果仅从选举程序和规则来看待此次国会选举，似乎没有什么值的纠结或者担忧之处。然而，如果纵观左派政党在第五共和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法国以至世界对此次选举的焦虑之感。
法国左派的社会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执政。开创四大“丰功伟绩”：全面实行国有化、把退休年龄从65岁改为60岁、带薪休假延长为五周、建立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这四项“丰功伟绩”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沉重打击了法国的竞争力，成为新的欧洲病夫（英国曾享有此名，后来通过私有化、紧缩政策等措施，成功摆脱）。本来，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又有左派历史上的做为为鉴，2012大选应该仍是右派的天下。但无奈右派的萨科奇实在太不得人心（紧缩政策是一方面，其冲动、高调、奢华的执政风格实在令法国人无法接受），最终极其反常的把左派领导人推上总统宝座。可以说是由于选民对萨科奇的厌恶而不是对奥朗德的认同才造成这一选举结果----选举的非理性就是法国这种老牌民主国家也同样不可避免。后来分析表明，68%的工人和60%的青年人投了奥朗德的票，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受教育最少、对社会知之不多、涉世不深的下层和青年人决定了这次选举结果。
于是奥朗德上台一个月，就已经部分的把萨科奇执政期间费尽心血、冒着街头激烈的抗争的政治风险才推行的62岁退休制度又改为60岁、提高了最低工资、把学生开学补助金提高25%、为减少劳工成本而推出的定于今年十月一日才生效的社会增值税（得到老板阶层欢迎，中国当时还担心目的是为了和中国产品竞争）将被废除。而此时法国的失业率已达到13年来的新高----所以选前十天，前总理费永强烈谴责奥朗德的经济政策是糟糕透顶。对外，则反对德国主导的紧缩政策，要求以增长的方式解决危机。但今天的西方无不债务累累，哪里还有钱刺激增长。就是一向手头宽裕的中国也不再搞新的“四万亿”计划，更何况西方？而唯一可能制衡奥朗德的就是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现在法国的两难是：如果国会由左派控制，以史为鉴，左派还不知道会把法国带向何方。如果国会由右派控制，固然可以制衡左派，但又将出现国家内耗的“左右共治”。这就是为什么选前一天，支持右派的《费加罗报》封面大标题是右派人民运动联盟总书记科佩的警告：必须避免无法挽回（也译为无法补救）的局面。天主教背景的《十字架》报封面标题则是：选民的两难。并在文章中指出：选择左派，风险是失去效率，选择右派以阻止极右的国民阵线，但两者政策在几年后将日益融合，或者就是选择紧缩？
显然，今天的法国无论出现什么选举结果都于事无补。如果法国再垮掉，欧元区和欧盟就再也无法避免解体的命运。假设欧元区垮掉，正如美国经济危机首先拖累欧洲一样，被欧洲危机第一个拖下水的自然是美国。如果这一幕来临，西方文明还有什么未来和希望可言呢？仅就太空领域而言，现在的美国已经失去所有上天的手段，只有借助俄罗斯的航天技术才能到达空间站或者向空间站运输物资。假设到了哪一天，恐怕就不是上天的手段，而是连上天的必要都不存在了。
这次法国议会选举前夕，还发生了一起令所有人瞠目的事件，从中也可一窥法国政治。总统奥朗德的“前妻”（之所以加引号，是因双方共同生活三十年，育有四个子女，但却未正式结婚）、2007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夫人到拉罗歇尔选区竞选国会议员，一旦竞选成功，将有望担任国会议长，成为法国的第四号人物。不料长期在拉罗歇尔深耕的社会党成员耶法罗尼反对社会党中央的“空降”决定，执意违纪参选。为此，社会党将他开除党籍，包括总统奥朗德和社会党总书记等大佬集体宣布支持罗亚尔。不料，就在第二轮选举前夕，“第一夫人”（之所以打引号，也是由于双方只是同居，而未结婚，或可称第一女友）瓦莱丽 .特里维乐竟然在推特声明支持罗亚尔夫人的对手、被开除党籍的耶法罗尼！引发奥朗德担任总统以来第一场政治风波和闹剧。我们很难猜测这位“第一夫人”何以做出如此不可理喻的行动，但其后果却极为严重：夫人干政、和总统也就是自己的“老公”以及执政党的立场唱反调，而且她针对的对象还是现任总统四个孩子的“前妻”。可谓糅合了政治、阴谋、爱情、争风吃醋多种元素，真是一出匪夷所思的大戏。也难怪就是左派的报纸《解放报》也把这件事说成是法国的最大蠢事。至于右派报纸更是兴灾乐祸（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是整个法国的耻辱，而不过是某一党一人的错误）：“法国从没有需要总理提醒第一夫人要谨慎从事的历史记载，法国史上也没有把这种政治、感情的剑拔弩张在最高层公开暴露无遗的记载”“是在法国最高层制造混乱”。在社会党执政后，曾有人认定法国将会出现危机，但谁也想不到的是第一场危机居然是发生在总统前后“配偶”之间的危机。
话说回来，第五共和毕竟还是右派执政时间更长，即使左派短暂执政把法国带向错误的道路，只要右派勇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法国也仍然有希望，更不会沦落至此。但右派的表现同样令人无法恭维。且不说出于讨好选民和争取选票的需要，不敢对社会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根本性否定和改变，相反右派还经常做出同样荒唐的举措来。仅以这次总统大选为例。为了争取连任，前总统萨科奇出台如下令人大开眼界的政策：下令企业在选举期间不得破产和裁员、企业必须给员工发放一千欧元的分红（被反对派指责是千元一票）、“盖昂通令”严格限制外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工作申请。如果说法国是市场经济，谁信啊（不管我们信不信，反正西方是信的）。
正是由于无论哪一个政党都堕落（或退化）成政党利益、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才使得西方这套民主制度运转不灵，迟迟无法解决面临的急迫而巨大的挑战。
对西方“隔岸观火”之后，我们再看伊斯兰世界。如果经济危机是西方“城门失火”，伊斯兰世界就是“殃及池鱼”。经济危机席卷西方之后，其对外投资大量减少，进口也大幅度降低，海外旅游人数更是巨减。这对依赖西方的中东非产油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于是一场阿拉伯革命从突尼斯点燃，并迅速波及整个个中东地区。然而，一年多过去了，除了美国驻军的巴林，在来自国外的沙特军团协助下镇压了革命、叙利亚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仍在苦撑之外，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都取得了成功。然而革命显然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最早成功的突尼斯却被伊斯兰政党赢得大选，收割了革命果实。随后国家又被四处蔓延的骚乱所震撼，不得不宣布在包括首都在内的八个省市实行宵禁----而引发突尼斯全国暴力事件的直接原因，只不过是在首都北部小镇马尔萨举办的一个雕塑展览中的一些作品被认为“损害了伊斯兰宗教，诋毁某些伊斯兰教圣物和圣地”----官方结论是“伤害了突尼斯人民的感情”（可以理解何以一个小贩的自焚就能引发突尼斯革命）。利比亚则出现了无政府状态，革命中成立的过渡政府毫无权威，面对战争中崛起而如今飞扬跋扈的武装团体束手无策（为争夺地盘经常大打出手、私设公堂，不经审判就将大量民众投入监狱广施酷刑，对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残酷报复；临时政府收缴各派武装武器的指令形同废纸），东部则宣布自治，部落冲突此起彼伏，国家正在走向分裂边缘。不仅如此，还要依照伊斯兰法制订法律实行一夫多妻制、禁止妇女离婚、引入伊斯兰银行和禁止银行利息等。利比亚最新引发世界关注的事件则是：四名国际法庭的代表在前去会见被囚禁的前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时以间谍罪和通敌罪被扣押----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卡扎菲时代，西方哪能像今天这样如此淡定？
而这里最值的一说的还是埃及。埃及做为中东传统大国和伊斯兰世界事实上的领头羊，其革命成功最快、代价最低、唯一按一定程序实现权力交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样版，也重蹈阿拉伯革命的覆辙。革命成功之后，埃及经济更加恶化，通货膨胀高涨，国家外汇储备迅速缩水，犯罪率激增，公共服务瘫痪，社会更加动荡。革命中形成的广场效应一直无法平息，依然被此起彼伏的抗议人群所占居。率先举行的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公正和自由的国会选举，伊斯兰政党不出意料的以极大优势赢得选举，而自由派政党得票率仅为13%。在这种情况下，曾声称不参加总统大选的穆斯林兄弟会改变初衷派代表竞选。今年五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则出现了西方形容为的“噩梦景象”：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与前空军司令及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进入第二轮，并将于6月16日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自由派的叹息颇具代表性：“感觉就像革命从未发生过。” “兄弟会专制而狂热，沙菲克则是穆巴拉克挑选的人。这是非常糟糕的结果。这场争夺中没有革命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法国《解放报》直斥这是埃及失去的春天（阿拉伯之春）。
然而，革命后的埃及在创造神奇方面总能超出人的想像力：就在总统选举投票前两天，最高宪法法院14日却裁定去年的国会选举违宪，选举法也违宪，由比例代表制产生的三分之一的国会席次“违宪”，因此“整个国会组成都违法”，下令解散国会，国会将面临改选。军事最高统治当局则自行宣告拥有充份立法权，并在15日宣布组成100人的机构，负责起草新宪法。在国会占多数席次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这项裁决形同“军事政变”。整个国家处于大爆炸的前夜。
阿拉伯革命演变到目前的乱局，并非偶然，实是历史的必然。从大的历史视野看，这是伊斯兰文明走向现代化尝试的另一次挫折。首先，革命----二十世纪上半页以前的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已日益被淘汰。这不仅仅是由于革命破坏性效应成本巨大，更重要的是，风卷残云的革命浪潮席卷而过之后，往往什么也没有改变，甚至还会倒退。这一幕在阿拉伯革命中表现的尤其明显。相反真正取得有效进展的往往是渐进式、改良式的方法。中国一百多年来革命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但真正使得中国取得实质性、翻天覆地巨变的还是这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伊斯兰社会转型成功的土耳其，就是在国父凯末尔高超的领导下，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
其次，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屡屡失败的症结并不在制度而在于其宗教。伊斯兰教诞生后，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像基督教一样出现宗教改革，也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所以伊斯兰社会的变革既要打着宗教的旗号，又要摆脱宗教的束缚，实是两难。就是到现在，一夫一妻制、妇女的正当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其他层面的改革。
第三，伊斯兰在探索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不是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出发，而是照搬了西方的模式：一开始是经济模式----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埃及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工资、货币贬值，削减政府开支如福利支出、电、油、食品补贴，以积累资金加大投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最后又是政治模式----如现在瞬间走向民主化。显然一种适合西方的模式未必就适合伊斯兰社会（更何况这种模式在西方也问题百出）。伊斯兰社会只要创造不出既符合自己国情又能融合其他文明的制度模式，其走向现代化的前景将十分的渺茫。
当然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利比亚是由一百多个部落组成的，国家成立很晚，也还没有建立起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只能令国家走向解体。而埃及八千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尼罗河区域，资源缺乏，粮食依赖进口。这样的国情，决不是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的。就如同今天的希腊，危机以来政府已经频频更替，结果却是危机日益加重。
与今天内外交困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比，正在庆祝神九升空的中国显然成了例外。如果究其根本，还是由于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终于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现行制度既没有照搬他者，更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在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长期、内生性的演变。比如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 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 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如果用我曾经多次阐述的观点就是：
“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而中国显然两者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