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Time to Attack Iran
【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2012年3月-4月号刊登柯林·卡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是攻打伊朗的时候——为什么战争是最后才应采用的一招》，全文如下：
（原文提要：反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人们假定，美国若实施打击，要比简单地让德黑兰制造核弹危险得多。而这位五角大楼前防务计划人员则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利用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华盛顿能够减轻代价，让该地区和全世界免于遭受一项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
在《现在是攻打伊朗的时候》（见2012年1月-2月号）一文中，马修·克罗尼格借用了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所采用的已有十年历史的剧本。他描绘了一个拥有核武装的伊朗所造成的严重和紧迫的威胁，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现在就攻打伊朗，以免为时过晚。尔后，他提出警告说，“攻打伊朗并非诱人的前景。”接下来他说，与其他可以采取的替代选择相比，军事行动是可取的，并得出结论说，美国能够应对所有相关的风险。按照克罗尼格的看法，预防性战争是“最不坏的选择”。
但是，伊拉克战争——美国所发动的最后一场预防性战争——的教训是，在仍然有其它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情况下，华盛顿不应该选择战争，它发动攻击的决策不应以对最好情况的分析，即它希望冲突将会取得什么结果为依据。人们如果对伊朗的核进展，以及如果爆发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做出现实的评估，就可能会得出与克罗尼格相反的结论：现在还不是攻打伊朗的时候。
糟糕的时机选择
克罗尼格认为，有迅速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的紧迫必要性，因为德黑兰“在做出制造决定后6个月内就能制造第一件核武器。”然而，这最后一句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已经证明，伊朗努力实现开发核武器的能力，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做出研制核武器的最后决定。
在主张采取六个月的规划方面，克罗尼格还错误地把生产武器级铀的假设期限与制造核弹实际需要的时间混为一谈。根据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2010年在参院的证词，以及以色列的国家情报和国防情报机构的前负责人最近发表的声明，即使伊朗能够在6个月内生产用来制造核弹的足够数量的武器级铀，它制造一个可测试的核装置起码也需要一年时间，而制造可投掷的武器则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也是克罗尼格的为期六个月的估计的来源）戴维·奥尔布赖特最近对法新社记者说，伊朗在今后一年内实际开发出一枚核弹的“概率很低”，即使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自从2002年和2009年纳坦兹和库姆设施分别被揭露以来，伊朗已经修建了新的秘密铀浓缩工厂，所以德黑兰如果在近期内采取任何行动，生产武器级的铀，就必须依靠其已经申报的设施。因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有充分的时间查明这种活动，以便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因此，伊朗人不大可能在能够快速得多地或者在隐蔽情况下制造核武器之前在这方面投入力量。而做到这一点可能会花费数年时间。
克罗尼格有关发动攻击的时间表的说法也前后不一。他在一些地方表示，打击现在就应当开始。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却主张，只有在伊朗采取某些行动——譬如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开始进行武器级铀的浓缩工作，或者安装大量先进的离心机——的情况下，美国才应当发动攻击，而伊朗如果采取这些行动当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标明它已经决定制造核弹。克罗尼格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即这些事态发展——也许还有发现新的秘密铀浓缩场所等等——会带来决定动武的关键时刻。但是，伊朗人尚未采取这些步骤。正如克罗尼格所承认，“华盛顿有很大的可能”会在伊朗人这样做的时候察觉他们的行动。
乘坐自动扶梯
克罗尼格有关时机的选择的讨论并不是他的文章唯一的带来误导的部分。他的一种论点也是如此，就是认为，通过小心翼翼地处理随着打击而来的局势升级，美国能够减轻打击给伊朗造成的“可能是毁灭性的后果”。他的有关一场干净利落的、得到校准的战争的描写是一种幻影。如果与伊朗之间爆发任何战争，都会是一种混乱而极其暴烈的事情，都会带来严重的伤亡和后果。
克罗尼格认为，伊朗不会以自己“最糟糕的报复形式，譬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对南欧发射导弹”来对付打击，除非伊朗领导人认为，伊朗政权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他断言，为了减少这种风险，美国可能会“阐明，它只想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对推翻政府不感兴趣”。但伊朗领导人把自己在国内的合法地位的赌注押在了抵制要求停止实施核计划的国际压力上面。因此，他们必然会认为，打击这项计划就是打击伊朗政权本身。几十年的敌对状态和主观上认为的美国破坏该政权的活动，都会使这种看法得到加强。这种看法与在最高领袖及其强硬派顾问的意识形态中的反美情绪的注重，以及他们对美国决策工作的推动力的普遍无知相结合，就意味着伊朗领导人不可能认为，美国的打击具有有限的目标。德黑兰假设华盛顿抱有最坏的意图，因而很可能会反应过度，哪怕是在遭到一场针对其核设施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尽管如此，克罗尼格认为，美国可能会警告伊朗，如果越过某些“红线”，就会引起美国毁灭性的反击，从而限制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罗尼格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严重地丧失理性，可能会判断失误，但却仍然坚持认为，在保留原先的领导人的情况下，伊朗会在美国一旦实施打击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但是，这两个国家并没有任何用于沟通的共同、直接和可靠的渠道。一旦爆发危机，所造成的必然的混乱就会使信息的传递变得很困难，使失算成为可能。
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在激烈的战斗中，伊朗可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要求使战争升级。在发生冲突时，因为国际石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双方会受到要求停火的巨大压力。由于这样一来会限制伊朗人恢复在威慑方面所具有的时间，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做出迅速而全力以赴的反应，而不顾这些红线。伊朗担心，美国可能会成功地破坏其指挥和控制基础结构，或者先发制人地摧毁其弹道导弹武库。这种担忧有可能会诱使伊朗在战争初期发射尽可能多的导弹。由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尤其是伊朗海军的权力下放的特性，所以它们可能会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做出反应，从而可能会在拥挤的波斯湾海域使战斗范围迅速扩大。
对美方来说，控制升级同样不会很容易。面对伊朗代理人的报复、“对美军基地和军舰的象征性的导弹袭击，”或“对商船和美国军舰的骚扰”，克罗尼格说，华盛顿应该忍受，并把自己的回应局限在伊朗的反击范围内。但是，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伊朗对一场短期的战争可能抱有的期望也许会促使它在危机爆发之初就做出过分的反应。因此，美国也受到刺激，企图迅速采取行动来摧毁伊朗的常规力量和革命卫队的基础结构。如果美国不能这样做，那么伊朗的代理人对黎巴嫩或者伊拉克的美国非军事人员所发动的攻击、向阿富汗的塔利班战士转移杀伤力很大的火箭和便携式防空系统，或者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国设施发动的导弹袭击，可能会给美国造成重大伤亡，从而造成华盛顿无法抵制的政治压力，要求进行报复。此外，还有通常会出现的战争迹象，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可靠的沟通。因此，华盛顿会很难决定，德黑兰对一场打击的最初反应是一次性事件，还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的前奏。如果是后者，那么美国如果采取消极的对策，就可能会促使伊朗发动更危险的攻击——对于这种风险，华盛顿可能会选择不去承担。这些动态因素加在一起，会使人难以局限于克罗尼格所规定的限度之内。
即使伊朗局势不升级，威胁到美国人员或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的单纯防御性的行动也会造成强有力的激励因素，促使华盛顿先发制人地把伊朗军队设为打击目标。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伊朗的“反接近/地区封锁”能力。这种能力目的在于阻止发达国家的海军在波斯湾的浅海水域活动。这些系统把沿海防空系统、岸基远程火炮和反舰巡航导弹、基洛级小型潜艇、遥控船和无人驾驶空中运载工具，以及装备着机枪、多重发射火箭、反舰导弹、鱼雷和具有快速布雷能力的1000多艘小型攻击舰艇融为一体。整个120英里长的海峡都属于伊朗的沿海地区，在这些系统的短程打击范围内。一旦爆发冲突，伊朗启用其防空系统、部署其导弹或海军力量，或者动用其存储的水雷对美军和全球经济构成的威胁会很大，以致美国无法忽略。先发制人的逻辑会迫使华盛顿使战争升级。
一些分析家，包括穆拉维和迈克尔·辛格，认为伊朗人不大可能会企图封锁这个海峡，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其本国经济。但是，德黑兰针对西方制裁其石油工业而进行的炫耀武力的活动已经加剧。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实施打击，伊朗领导人可能会立即认为，如果保持对该海峡的威胁，会促使国际上对华盛顿施压，迫使其结束战斗，从而可能会阻止美国使战争升级。实际上，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从而促使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来保护商业航运。美国海军能够使该海峡保持开放。但只需以封锁相威胁，就可能会使油价暴涨，从而沉重打击脆弱的全球经济。克罗尼格所提倡的减轻这一威胁的措施，如动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敦促沙特提高石油产量，可能是不够的，尤其因为沙特的绝大部分原油都通过这个海峡运输。
最后，如果美国和伊朗开战，华盛顿从狭隘的作战意义上讲无疑会获胜。实际上，由于美国在波斯湾已经部署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所以美国在几周时间内就可能会让伊朗的军事实力倒退20年。但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不会是克罗尼格所预言的客观的、得到严格控制的有限战争。
外溢
避免该地区其它国家卷入战争也会被证明要比克罗尼格所说的困难。伊朗会假定以色列与美国沆瀣一气对其发动袭击，因而会设法把以色列拖入冲突，以破坏美国的战争在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当中可能会获得的支持。正如克罗尼格所说，虽然以色列在1990-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的确袖手旁观，但是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今天所构成的威胁要比伊拉克20年前构成的威胁大得多。如果与伊朗结盟的真主党通过向以色列城市发射火箭来对战争做出反应，以色列就可能会发动对黎巴嫩的全面战争。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可能会试图利用这一时刻来转移人们对本国的骚乱的注意力，并且也发动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打击。无论是发生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还是两者都发生，都可能会导致地中海东部范围更为广泛的战争。
在波斯湾地区，美国的伙伴国有时被说成是态度消极。但即使是在这里，伊朗的报复行动也可能会把沙特和阿联酋拖入冲突。沙特人在过去一年里对伊朗采取了对抗性强得多的姿态。利雅得不大可能会容忍伊朗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阿联酋自己，作为波斯湾地区鹰派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对驻在该国空军基地的美军遭到导弹袭击可能会做出的反应是企图夺取阿布穆萨、大通布和小通布岛。这是伊朗目前占领的波斯湾地区的三个有争议的岛屿。
如果实施打击，还可能会引发范围更为广泛的破坏稳定的效应。虽然克罗尼格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私下会对美国的打击予以喝彩，但是阿拉伯国家的街道上的许多人却会拒绝接受。无论是伊斯兰教极端分子还是陷入困境的精英阶层，都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把阿拉伯之春的民粹主义的、反对政权的宣传转变成肯定带有反美色彩的渲染。就在该地区的政局，主要包括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复兴和叙利亚的动乱，使伊朗的影响严重削弱的时候，这种做法会使局势重新有利于伊朗。美国如果实施打击，由于使伊朗得以扮演受害者，并通过其报复行动，重新获得该地区反西方抵抗力量的维护者的地位，所以很容易让该地区各国重新同情德黑兰。
赢得时间所付出的代价
即使美国的打击像克罗尼格所预测的那样顺利，这也毫无保障会产生持久的效果。美国高级防务官员曾多次表示，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仅仅会在几年时间内拖延德黑兰的进展。克罗尼格认为，这种拖延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他写道：“其核设施遭到攻击的国家——最近是伊拉克和叙利亚——被证明不愿或无法重新启动他们的项目。”然而在伊拉克的情况中，萨达姆·侯赛因在1981年以色列袭击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之后重启了他的秘密核武器计划。只是经过海湾战争和又一个10年的制裁措施以及干预性的检查，这项计划才被取消。伊朗的计划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计划相比，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和分散程度，这意味着它会更容易恢复。美国若实施打击，会破坏伊朗的关键设施，但却无助于消除伊朗已经积累的核知识，或者其最终制造新的离心机的能力。
美国若发动攻击，还可能会使伊朗国内民众支持核问题上的强硬派，从而使一种可能性增大，就是在袭击过后面，伊朗会更为决心要制造核弹。克罗尼格淡化了有关“团结在旗帜周围”的风险。他说，强硬派已经牢牢掌权，表明如果发动袭击会引起伊朗国内对现政权的更加强烈的批评。但核计划对多数伊朗人来说，仍是民族自豪感的巨大来源。由于伊朗国内对核计划存在不同意见，所以这是一场讨论，涉及该国是应当获取核武器，还是仅仅谋求民用核技术。美国如果发动攻击，由于使没有核武器的伊朗显示出弱点，所以就会给主张获取核威慑的强硬派提供弹药。克罗尼格建议，美国实质上在通过阻止德黑兰研制核武器来谋求自己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的时候，应当无视“伊朗国内的政治斗争”。但是，如果在核武器的战略可取性问题上影响伊朗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提供唯一持久的途径，来使这个伊斯兰教共和国继续走在和平利用核能的道路上。
最后，如果袭击过后伊朗的确试图重新启动其核计划，美国加以制止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发动袭击，会导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疏远，甚至完全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由于现场没有核查人员，所以国际社会会很难跟踪或者放慢德黑兰恢复其计划的活动。
自我遏制
克罗尼格认为，“伊朗如果拥有核武器，不会故意地发动一场自杀式的核战争。”但他仍然断定，现在攻打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要比晚些时候试图对其加以遏制风险终究要小一些。他警告说，要想实现遏制，必须在几十年时间里在前沿，就是在伊朗周边地区花费很高的费用部署大量美军。
但是，美国已经拥有大量驻军包围伊朗。驻扎在海湾地区的美军有4万人，与之相伴随的是进攻型飞机、两个航母战斗群、两艘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舰只，以及多个爱国者反导弹系统。在伊朗的东侧，华盛顿还在阿富汗部署了9万部队，并拥有几千人支援附近的中亚国家的阿富汗战争。克罗尼格声称，遏制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付出的代价会大得多。但是，驻海湾地区的美军的人数已经超过驻扎在韩国的美军人数。因此，完全可以设想，驻扎在该地区的现有的美军，也许是通过核武器和额外的弹道导弹防御力量在前沿地带的有限部署的补充，会足以阻止拥有核武器的伊朗进行侵略和讹诈。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威慑和遏制战略会成为一种十分复杂和风险性极大的活动。毫无疑问，预防是最好的办法。由于伊朗拥有核武器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所以失败的代价会非常高。但克罗尼格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克罗尼格所提出的选择是要么在短期内实施打击，要么采取长期的遏制，因而他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10年前所陷入的陷阱：无视战后的情景。实际上，克罗尼格所建议实施的打击很可能会成为遏制的前奏，而不是其替代品。
由于军事上的袭击不会永久地消除伊朗的核设施，所以美国仍然需要建立一个费用高昂的、风险很大的战后遏制制度，以防止伊朗恢复核计划，就像它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在伊拉克问题上所做的那样。最终的结果会十分类似于克罗尼格所批评的结果，因而要求华盛顿在波斯湾保持足够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以便能够迅速地召之即来，再次发动攻击。
以克罗尼格所倡导的方式实施的一场打击——单方面的预防性攻击——还会使战后遏制更加困难和代价高昂。许多国家会认为，这种行动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维护打击过后的有效的遏制制度所必需的共识。美国可能会像克罗尼格所说的那样吗，“事先争取全世界的支持，从而减轻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良后果。”这种可能性会很低，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伊朗正在迫不及待地研制核弹。在没有这种证据的情况下，华盛顿只得单独承担袭击和由此产生的遏制制度的代价。
最后，克罗尼格所建议的打击——目的完全在于打击伊朗的核计划——的外科手术式的性质，会使战后遏制困难得多。这样做会使德黑兰受伤并感到悲愤，但却仍能做出反击。因此，克罗尼格所建议的做法很可能将将足以确保引发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冲突，而又不会实际上迫使伊朗改变行为。
谈判桌上的选项
阐明预防性战争的理由，把它说成最不坏的选择，克罗尼格就是对找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美国和伊朗对峙的办法的任何前景都不屑一顾。他断言，奥巴马行政当局既保持接触有施加压力的双轨政策在制止伊朗谋求获得核弹方面已经失败，以致华盛顿别无选择，只得轰炸伊朗。
但是，这忽略了伊朗正在体验到的严重的经济压力、孤立和技术上的挑战。伊朗高级官员在多年来对制裁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不屑一顾之后，现在对制裁所产生的剧痛公开抱怨。面对美国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制裁和欧洲在中止进口伊朗石油方面的行动的前景，德黑兰于1月初表示了回到谈判桌前的一定意愿。华盛顿必须考验这种意愿，并在此过程中向伊朗提供一种明确的战略选择：要么解决国际社会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担忧，因而使自己摆脱孤立状态，要么继续走其目前所走的道路，因而面对高昂得多的代价。华盛顿在制订这一选择方面，必须能够阐明，志同道合的国家准备实施与石油相关的制裁，奥巴马行政当局应当继续强调，所有的选项，包括军事行动都仍在可以谈判之列。
一些人无疑会宣称，凸显与战争相关的潜在风险，会导致伊朗人得出结论，即美国缺乏动武的决心。但是，奥巴马总统授权在阿富汗增兵，实施击毙本·拉登的袭击，并领导了北约组织把利比亚的卡扎菲赶下台的空袭行动，从而一再表明，他愿意接受风险和动用武力——不仅是作为联盟的一部分，而且在单边的情况下——以捍卫美国的利益。正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去年12月底对CNN记者所说，如果动武最终是必要的，美国就拥有一项可行的应急计划。但是，鉴于实施一场打击的高昂代价和内在的不确定性，所以美国不应在所有其它选项都已经耗尽，伊朗的威胁不仅不断增大，而且迫在眉睫之前仓促动武。在此之前，武力是而且应当继续是最后才采取的一招，而不是第一选择。（尹宏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