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加速，我们所赖以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一个很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系统的紊乱和破坏。妥善处理各种危机，加强国家安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当今国家安全已不局限于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信息、生态、能源等多方面的安全。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备加关注的热点。我们所讲的经济安全，实际上是指消除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经济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不同的利益必然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和制定实现这些利益的机制并制定相应的战略；各国的自然资源不一样，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稀缺越来越突出，对于稀缺资源的获取隐含了经济、政治斗争的潜在可能性；商品生产和销售领域、特别是银行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保障经济安全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聚焦四大经济安全问题
近中期（未来5-10年），我国将处在发展模式转型、体制深层次转轨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会显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并与原有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得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加大，或者说使得经济社会的脆弱性加剧。具体说来，近中期我们要对下列经济安全问题给予特别重视：
就业安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处于高峰期。从“九五”时期开始，我国的有关就业指标就呈现逐渐下滑甚至恶化趋势,特别是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不断增大。近中期，伴随着工业化的“重度”趋势和“资本增密”的进程，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将进一步突出，从而导致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进一步降低，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降低。这将使本已经严峻的就业矛盾更加尖锐。另外，我国城市化年增长速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其中大约有800万为劳动力。这样，五年内就需要转移4000万个劳动力。如此巨大的转移规模，再加上工业结构升级“挤出”的失业人员，隐含着一个很大的就业矛盾。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庞大，使社会整合难度增大。从中国历史和国际经验看，“流民”历来是社会结构中最不稳定的人群。因此，必须把就业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重大战略性资源安全。我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虽然在总量上相当可观，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资源占有量却严重不足，石油、铁、铜、铝等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42%、18%和7.3%。由于重型工业具有资源消耗高的特点，因此一旦重型工业加快发展，资源消耗量会进一步增加，导致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与国内供给的缺口进一步增大和对外依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据有关资料，我国45种主要矿产品到2010年能够满足国内需要的仅为23种。其中，石油和铁矿石对外依赖度将达到57%，铜将达70%，铝将达80%。而要进口大量的战略性资源，则需要长距离的海上运输及其护卫。这不仅将面临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引发的商业风险，而且将面临潜在的政治、军事风险。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安全系数”（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由土地、水、矿产、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在1.73左右，在全世界10个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列倒数第二，接近完全不安全国家之列，保障重大战略性资源安全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金融安全。近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从行业领域来看，一般性行业的改革将进入中后期阶段，但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则处于前期阶段并逐步向纵深发展；从企业层面分析，地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改革将取得明显进展，而中央所属的大型企业的改革估计将处于攻坚阶段；从地区来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西部地区及几个直辖市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地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也可能造成银行新的债务“悬空”，恶化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大金融风险。有研究报告估算，2007-2008年左右是我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危险和敏感年份。近中期，市场体系培育的重点将进一步转向发展要素市场。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资本市场发展中可能引发的问题。首先，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过程中带来的竞争加剧可能导致银行系统风险。其次，在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割问题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这里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包括流通股股民的利益问题、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以及证券市场的稳定问题。由于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多年累积，我国股市自我调整难度很大。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我们必须把金融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来处理。
贸易安全。近中期，入世过渡期结束，入世承诺全面履行，关税或其它贸易壁垒逐步放宽，国内产业加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企业将面临严峻考验，对部分行业特别是对金融业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随着外资银行全面介入我国银行业务，高端客户逐渐流失，中资银行的储蓄增速也随之下降，导致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迅速降低，并有可能发生支付困难，从而在某种诱发因素的作用下引发挤兑和社会恐慌。近中期，我国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外贸依存度有可能继续提高。这意味着与国际市场的联动加剧，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放大。国际上的金融危机、股市涨跌、石油价格骤升骤降都有可能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影响，由于“涟漪效应”的作用，任何市场波动都可能对我国产生影响。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另一个风险因素在于，由于经济增长与外贸的规模高度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围绕市场争夺而产生的贸易壁垒增加以及贸易摩擦加剧，使得出口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经济增长的风险也相应增大。近中期，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经济技术基础仍处于劣势，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将面临严峻挑战。对资金技术要求较高的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等重工业，总体上缺乏必要的集中度和规模，技术自主研究与开发能力不足。面对跨国公司有目的、有步骤、有手段的对我国市场和企业的全面进入，如果我方企业难以提高技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外资的进入。必须重视贸易安全。
直面风险，从容面对
近中期，在我国的金融风险还相当高而金融风险又相对集中于银行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金融安全，国家的宏观政策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为避免高速度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近中期，应对我国的增长速度有所控制；消化已剥离的不良资产需要资金，消化尚未剥离的不良资产也需要资金；增补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需要资金，进一步整顿地方金融机构同样需要资金；结构调整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来进行，政府给予适当调控。近中期，结构调整一定要量力而行，同样需要设计一个有资金支持、有市场需求的结构调整的行动“路线图”，避免一拥而上，给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难以承受的冲击。
采取措施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当成为近中期改革重点。收入分配改革的目的是不断增强改革动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收入分配改革应当成为近中期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统筹城乡发展，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利益，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完善土地制度。近中期解决失业问题，重点应针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及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地区就业和生活困难的长期下岗失业人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弥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原有欠账；扩大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社会保障管理成本。
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从而制定一个和谐的能源政策。在关注能源安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使环境能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必须选择新的发展模式。在贯彻新发展观和实现新的发展模式转换的同时，必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避免重复发达国家资源浪费的消费模式。必须确立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源观和资源战略。鉴于近中期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需尽快建立现代危机管理机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能够帮助快速沟通，快速做出影响评估和控制的危机管理计划，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甚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对于可能冲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标和方向的因素进行预警和干预，防患于未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同时地应当考虑对于可能发生的冲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发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在遭受冲击后能够尽快恢复正常。（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新安全》(2004年 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