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国民党侦探逮捕，这已经是陈独秀第四次被捕。“陈彭”公案举国震动。庭审当日，55岁的陈独秀和51岁的沪上大律师章士钊慷慨陈词，凸显一代士人风骨。其间虽几经辗转，最终书状得以载入经典，流传后世

1933年4月14日上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正在开庭，旁听席座无虚席。案件的被告之一，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而为他辩护的，是沪上有名的大律师章士钊。

轰动一时的“陈彭案”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为中国革命失败的“罪魁”，被撤销总书记职务。由此引发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分歧。

1929年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托派组织，公开表明了与中共中央分道扬镳的反对派立场。不久，他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国民党当局当时正在对中国共产党江西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对陈独秀下令通缉。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陈独秀、彭述之等以“危害民国罪”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国民党侦探逮捕，这已经是陈独秀第四次被捕。10月19日，陈、彭等又被连夜押往南京。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陈独秀依然是鼾然大睡，其视死如归的气概和洒脱的性情由此可见一斑。

陈独秀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人称“陈彭案”。

《大公报》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述。”呼吁将陈独秀案交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陈独秀在狱中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他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当局将他公开审判。

蒋介石见群情汹涌，于是顺水推舟，“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就这样，陈独秀被送到了江宁地方法院。陈独秀留日时期的至交、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章士钊为其作义务辩护人，民国史上一桩载入“经典”的公案由此上演。

章士钊“古道可风”

章士钊(1882年—1973年)，著名报人、律师、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章士钊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宣传家、学者和进步人士，常对穷困的进步青年施以援手，因而与国共双方高层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交往。

2001年2月，笔者曾经到北京灯市口史家胡同51号那座著名的四合院，采访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我们的谈话是从章士钊与陈独秀的相识过程开始的：

“1903年在上海，《苏报》案以后，陈独秀在编《国民日日报》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父亲章士钊合作了。后来《国民日日报》被禁，他们的友谊在上海时就已经很深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先后都流亡到了日本，到日本以后，我父亲创办《甲寅》周刊，做主编，陈独秀是最主要的成员。

“《甲寅》周刊在那个时期是代表了非常先进的潮流，和后来的《甲寅》很不一样。而当时《甲寅》周刊主要的参与者，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易白沙、高一涵都是后来《新青年》的主要参与者，所以现在的研究者很多人认为，《甲寅》周刊实际上是为《新青年》做了一些准备。《新青年》创刊以后，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思想上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可是在《甲寅》这一段，他们是非常密切的。”

1921年，章士钊因从政失败，决意脱离政界，重回学术界。但是，章士钊去欧洲游历一趟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22年9月回国之后，非代议而倡职业自治，诋欧化而鼓吹农村立国，排斥新文化运动而鼓吹礼教复兴，反对白话文学而捍卫文言文学，走向了保守。而陈独秀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思想主张与章士钊格格不入。章、陈二人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大，终于分道扬镳。

“三·一八”惨案后，陈独秀气急之余，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了，我和你绝交。”到1927年，章士钊复活《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不留情面。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士钊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1930年他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由于章士钊特殊的身份和名气，许多人都慕名而来，他的律师事务所很快成为闻名沪上的律师行。

虽然两人早已绝交有年，但陈独秀落难之际，章士钊仍不计前嫌，亲自到狱中探望，慨然提出为老朋友义务辩护，时人称其为“古道可风”。

庭审激辩凸显士人风骨

由于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声名贯耳的社会名流，案件的公开审理自然引起各界的关注。

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据当时报纸报道，55岁的陈独秀在法庭上“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天的旁听席上有百余人。

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10时第三次开审时，旁听席、记者席人满为患，有远从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赶到南京的，多达两百多人。

审理开始，书记官宣布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罪”一案。公诉人朱隽宣读起诉书，认定陈独秀犯“危害民国罪”，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及第2条第2款，对陈独秀提出公诉。

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时45分。庭上传陈独秀询问是否抗辩，陈独秀说当然要抗辩，于是起身朗读他自己写好的辩护状。

他说：检察官说我危害民国的理由，是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列举理由如下：

第一，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政府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二，国民党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周幽王有监谤之诬，汉武帝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民主共和也。

千年之后之中国，竟重兴此制，不啻证明日本人斥中国非现代国家之非诬。路易十四曾发出狂言‘朕即国家’，而今执此信条者实大有人在。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号召推翻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

第三，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陈独秀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旁听席上，有的点头，有的微笑，很显然对陈独秀的话十分赞赏。

接着，审判长又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

陈独秀回答：“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政府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两次叛国矣！荒谬绝伦之见也。”

陈独秀的话还没有说完，旁听席上已发出了笑声。笑声越来越大，以致审判长胡善称不得不站起来制止。

陈独秀说：“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

陈独秀答辩结束后，审判长胡善称宣布，依照法律程序，由被告律师做辩护。

章士钊从律师席上站起，神情严肃地开始辩护。他的辩护词逻辑严密，重在讲法理而较少讲法律条文，长达53分钟。辩护词针对起诉书以及审讯事实，逐款批驳了检察官加给陈独秀的罪名：

首先，陈独秀“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并不构成犯罪。章士钊首先指出，陈独秀一案，必须要区分言论与行动。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主要是指公的方面而言。在私的方面，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不得毁谤攻击他人的；而在公的方面，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作为，都是人民评说的对象，“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为不罪。即其国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亦未见此项正条。”

起诉书以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入罪，可谓不明公私之别，其理论“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

其次，陈独秀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并不构成犯罪。章士钊指出：在民主国家，政权是可以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政党手中的，“移之者绝不以为咎，被移者亦从不以为诟”。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夺取政权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合法选举来推翻政府，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颠覆政府。从法律上说，颠覆有罪，而推翻无罪。陈独秀主张的是通过选区争取选民来推翻政府，因此以推翻政府而定陈独秀有罪，滑稽可笑。

其三，陈独秀并未叛国，也没有危害民国。理由是：一，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与人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攻击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并不是叛国。

二，起诉书将陈独秀鼓吹共产主义，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列为其危害民国之罪证，这不能成立。陈独秀的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本如同一鼻孔出气”。“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于刑辟，身陷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宁复过斯？”

三，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理由是，这个政府实行刺刀政治，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搜刮手段层出不穷，贪官污吏横行，民生破产；抗日无诚意。这些论调只是一般的讥切时政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即便是专制时代，专制皇帝也可能不但不责怪，反会优旨嘉奖的。在民主国家，这种言论更会出现在国会中。可是，在中华民国，陈独秀同样的言论，却成了罪状，国民党何以面对天下后世？

最后，章士钊说，检察官指控陈独秀叛国、危害民国，皆“湛然无据”，要法庭宣布陈独秀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之后，另有两位律师也相继为陈独秀等辩护。辩护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审判长胡善称宣布退庭，下午继续开庭。

“不知好歹”的陈独秀

上午近一个小时的辩护，让章士钊口干舌燥，却也如释重负。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陈独秀对他的辩护并不满意。

因为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法院会不会判自己有罪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借公开辩论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失政。而章士钊则着重于辩护陈独秀无罪，打的是一场法律意义上的官司。他纯粹是从法律上立论，对于人民的革命的权利，对于人民以暴力反对反动政府的权利，只是间接提及，并不如陈独秀那样坚决地为自己的革命的权利辩护。而且章士钊的辩护词中对陈独秀等人的政治主张的解释，并不恰当，他从有利辩护的角度，对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不无善意歪曲之处。

下午4时，书记官宣布开庭。旁听席上更加拥挤，有限的空间里又勉强塞进来许多人。

不等彭述之等人辩护结束，陈独秀起身向法庭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之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准。”

此话一出，法庭顿时哗然，旁听席上啧啧称奇，称陈独秀不愧为革命家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

而坐在辩护席上的章士钊则十分尴尬，想不到陈独秀竟这样让他当众下不来台。

下午6时35分，各被告及辩护律师都已辩护完毕，庭长宣布辩论终结。

4月22日，陈独秀在狱中完成了书面的《辩诉状》，除送交法庭外，还设法将底稿送出监狱，经友人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4月26日下午，法庭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陈独秀等都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声明上诉。

其实，这样的判决结果早就设定好了，公审的形式只不过是给众人上演一场戏而已。纵然陈独秀、章士钊如何巧舌如簧，都改变不了法庭秉承当局意旨的既定判决。

6月15日，陈独秀写成了《上诉状》，由律师递交最高法院，对判决书给他罗织的罪状进行反驳。7天后，陈独秀的《上诉状》被驳回，陈独秀又写成《再抗辩书》，寄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做答复，直到一年后才作出终身判决，撤销原判决中褫夺陈独秀等公权部分，对陈独秀、彭述之各处以有期徒刑8年，其他人仍维持原判。轰动全国、历时近两年的“陈彭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自高等法院宣判之日起，陈独秀等就从看守所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即著名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被提前释放，服刑四年零十个月。

直到晚年，章士钊还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个性写下这样的文字：“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独秀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这一评判，简要而切当，若非深知陈独秀其人，是说不出来的。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