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就讨论中国未来方面作出了重要而且是至今相当罕见的贡献。北京前洛杉矶时报记者詹姆斯·曼恩帮助人们拆除了在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最大的误区 —— 即资本主义“市场”的趋势就是为中国带来民主。通过使用一种论战的风格，曼恩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特别是美国历届政府是如何有意促成这个错误的观念以维护与独裁但亲市场的北京政权之间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不是一个左翼的分析。我猜想曼恩是站在资产阶级政治光谱的中间的某个位置。但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界精英”之虚伪的无情的批判，这本书应该对在中国和香港正在进行的就民主权利的讨论以及为民主权利的斗争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民运人士，其中许多人不幸地幻想华盛顿政府和资本主义“国际社会”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都应该发现这本书对他们敲响了警钟。

虽然资本主义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展着而且已经和全球市场一体化起来了，这包括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这些资本主义的架构，可是没有采取任何放宽独裁统治的重要步骤。如果有什么的话，情况正好相反。

曼恩承认这不是“关于中国本身的”一本书。这是一本与他所说的“精英们的中国”有关的书-——来自全球的政府和公司总部的对中国的看法。这可以概括为把生意放在第一位并避免可能破坏与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关系的诸如人权和民主的问题。曼恩说为了表明这一立场的正当性，国外的资产阶级精英兜售如下的主张：“通过广泛的历史性力量的作用和贸易的魔力，在遥远的未来总有一天民主不可避免地会来到中国。”

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是来自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他在2005年的北京之行中在没有提供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告诉记者在中国“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不可阻挡的势头”。 曼恩的书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表明如前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那样的上层美国资产阶级在美国国会用令人难以置信的篇幅来掩盖可能危害与中共政权的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对人权的侵害。然后，当然还有美国互联网技术公司在帮助创建中国警用的高科技审查和监控系统上起到的广泛的作用。一个巨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已在美国建立起来以保证每个行政部门遵照有利于和中国政权保持的极有利可图的关系的政策。这样的推理当然不是中国独有。虽然曼恩没有提及此事，美国资本主义支持很多独裁政权——例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以扩大自己的战略上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的重要工作

曼恩列出了从他们与中国政府和商界精英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受益的前高层政治人物。曼恩说：“限制对中国的压迫性制度进行公开的批评的美国官员的倾向因为金钱影响而得到了加强。”在1971年进行了打开与毛政权的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访问的亨利·基辛格开创了这一趋势，成为美国企业领导人的交易撮合者。但根据曼恩，现在基辛格在他的咨询工作中很突出，只是因为他的收费水平。”这份名单包括塞缪尔·伯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恩，坎特和卡拉希尔斯，这些人都来自克林顿政府，还有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诺克拉夫特以及中国入世谈判时作为比尔·克林顿的贸易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巴尔舍夫斯基后来成为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中中国队的负责人。

美国公司集体性地兜售曼恩所说的“令人宽慰的关口”的说法，即民主在中国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自动出现，而且这不随中国的一党制国家的行动和意志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论调完全主宰了美国、欧盟和其他地方对中国的官方政策。其最直言不讳的狂热信奉者之一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的名为《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的书中说：“中国将会有新闻自由。全球化将推动它的来到。“而该预测已距今有10个年头了！

曼恩解释了北京1989年后这个官方咒语是如何发展的。他说明了为什么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采取了维持不变的立场。在美国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苏联激烈竞争的所谓的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独裁的做法视而不见，因为中国是对付苏联的主要盟友。邪恶的反共者罗纳德·里根想出了如下的亲切的术语“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以解释他自己的政府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在里根治下，美国和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合作比如共同资助和培训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战士的先驱者以促成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的失败。但随着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和国际上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美国需要一个与中国专制政权保持亲密交往的新理念。

在20世纪70年代（在正式大使馆开设以前）曾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的老布什当总统时开始出现新路线。1989年6月北京政治风波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考验。 “虽然布什曾公开宣布停止美国和中国官员之间的高层接触，他在1989年7月以及5个月后秘密把布伦特·斯诺克拉夫派往北京与邓小平会谈。曼恩说：“这种访问受到批评后，布什解释说，他不想孤立中国。”美国官方就大屠杀和接下来的镇压进行的抗议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很快就重新聚焦在通过相互贸易和投资而获得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上了。

对中国压制所表现出的类似的虚伪也刻画了比尔·克林顿总统。作为一个候选人，克林顿通过谴责老布什的中国政策来警告中国并把自己装扮成“不会娇惯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的美国人”。 据曼恩，“但这只是为了竞选。一旦当选，克林顿成为“发展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压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的核心人物。”正是这个克林顿设法阻止了国会通过立法把贸易和中国的人权记录联系起来的做法，他帮助中国缔结了深远的一系列协议，直到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达到高潮。 “关于中国的政策转变——与克林顿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相结合——加强了克林顿的民主党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曼恩说。这些政策用空洞的和不诚实的陈词滥调包装起来。克林顿预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对人权和政治自由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啊，没错！小布什也遵循类似的模式。作为一个候选人，小布什极好地把中国标记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但曼恩表明，“小布什本人宣誓就职后从未使用过”战略竞争对手”这样的话语。

皇帝的新装

自老布什后各界政府都采用这样的观念，既资本主义必然将给中国带来民主的历史规律。曼恩的书是类似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寓言中的男孩，可见这整个政治衣装是虚构的：

“精英们需要保持中国的较低的工资水平，因此，外国投资者才会如洪水一样进入中国。他们有心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以使该国对投资者来说看起来平静和稳定。不用我多说，中国商界精英们大力支持尽可能长地延续现有国家的存在。同样，美国的精英们对现状很满意。它使美国公司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而且企业领导人不必担心独立工会的中国。“

这个论点今天仍然非常正确，尽管中国政权试图刺激国内需求以抵消出口下降和更不稳定的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这个方向的小步骤只触及相对狭窄的城市人口。有来自地方和区域一级的工厂主和政府官员的对提高生产工人的工资的一般政策的很大的阻力。作为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人在5年里没有过加薪。

曼恩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将发生什么。他正确地认为中国的新资产阶级的民主潜力不大并警告它“可能选择配合军事和安全机器以支持一些其他形式的专制政权，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会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以保持经济运行。

曼恩对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已对一再谈论的好像这本身代表了一种民主的进步的“法治”的那些政客的反对做出了回应：“建立法治的最强动力来自把他们的钱投到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他们需要建立解决金融争端的程序，就像企业和投资者在世界其他地方需要的那样。保持美元、欧元、日元的投资流入该国是符合中共政权的利益的，因此中国官员也愿意为外国公司建立一些司法程序。但是，结果很可能是一个为外国投资者而不是普通的中国人提供特别保护的中国的法律制度。

推翻“星巴克理论”

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化作用的主题的最有名的贡献之一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D·尼古拉四在2004年推出的“星巴克理论”。据克里斯托夫，来自西方国家的投资越多，就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需要：“没有中产阶级会只愿意有更多的咖啡选择权而不愿意在选举中有更多的候选人。”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评论家常见的把中产阶层看作为社会民主变革的主力军的谬误。事实上，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中，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是受到群众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压力而出现的。社会中的中间层如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往往扮演配角而不是伟大的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他们只能支持社会中的主要阶级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过去30年或以上的时间里，在南非、伊朗、韩国反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反映了这个事实，大学生和其他中间层也表现出极大的英雄气概，在打败这些政权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不幸的是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群众性的以取消资本主义为纲要的社会主义党作为政治武器，这些政治变革的全部成果被剥夺走了。

尽管曼恩自己显然并不认为这揭示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但他正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精英是否有可能即不接受一个民主中国，甚至变成反对民主的推动力量？“他指出65%以上的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压倒性的贫困仍然占主导地位。我们时时读到的作为新的房主和汽车购买者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只占人口相对较小的份额。这让人在脑海中呈现泰国至今未摆脱的当前危机的情形。曼恩认为，“如果中国希望有全国性的选举，如果农民为自己的利益投票，和城市中喝星巴克咖啡的中产阶级分开，那么市区中产阶级会输。“

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本书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区分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作为一方面的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另一方面的在特别是过去15年里形成的曼恩所谓的”中产阶级精英“，有时也称为“商界精英” ——资产阶级的一个露骨的称谓。这用语上的混乱使他夸大了中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正如他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商界精英青睐于独裁现状以作为最佳的方式来获得利润并且使得工人阶级保持在无组织状态，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未来状态是更为可变的，在未来的特定的情况下，如严重的经济衰退 ——特别是如果有一个战斗的工人运动给予领导的话，他们可果断地走向反对现政权。

曼恩的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社会主义者提出问题，如他多次把中国这个国家描述为“列宁主义”。 说得客气一点！这是一种对这个词的无知使用。在毛泽东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执政党模仿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和他的特权官僚导致了的列宁的革命政党的破坏，之后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独裁统治。当然，中国的领导人说，他们是”列宁主义“，他们如此谎称只是为运作官僚一党制提供正当性。布什和克林顿还声称他们关心人权呢。曼恩这样的所有的人不应把政客们的发言当真。

曼恩对中国看法的主要弱点是他虽然看透了资本主义会带来民主之空话，但他并不知道摆脱这种局面的方法，尤其是不明白中国工人挑战政权并创造一种替代的巨大潜力。工人组织，当前是非法的但是不能阻挡的，在政治危机和大规模群众爆发的条件下并在正确的思想和纲要的指导下会领导起城市中产阶级的重要部分以及农村群众。为了实现对目前的政权进行决定性的改变，这一运动还需要清算资本主义，代之以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超出了曼恩的书讨论的范围。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清楚表明了为什么“中国 ——民主资本主义——幻想”是如此系统地被政治和企业领导人兜售：“中美两国精英对现有经济秩序享有的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的商界并不心怀这些民主梦想。双方都从中国的不允许任何政治反对派存在的现有制度中受益——至少现在——双方都对该制度很满意。”来源: 日本马克思主义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