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三个多年的持续、高速的增长，被很多学者誉为“中国模式”。但是，这种持续、高速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负面的效应：财富累积效应偏弱；产品质量效应堪忧；就业带动效应很小；收入分配效应较差；环境破坏效应过大。从未来的增长而言，中国模式将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有限的资源将难以支持未来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增长；二是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内需不足”）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三是缺少高技术和创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供给低效”）难以为继。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负面效应，改革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的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40506.9亿元，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由第1上升至第3（现在已是第2）；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2075.4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由第10Z升至第2；到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23992亿美元，是排第2位的日本（9970亿美元）的2.4倍。2008年，中国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居于世界的前列：钢、煤、水泥、化肥、棉布、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均列世界第一；发电量、油菜籽列世界第二。另外，中国的汽车、计算机、移动通讯手机的产量都已达到世界第一。而在高速铁路方面，中国尽管起步较晚，但通过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济学界就有一些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自2004-5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后，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种报刊和其它媒体中。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对“中国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一些研究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并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推广和普适的意义。本文则认为，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应该深刻认识其本身的负面效应和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关于中国模式的负面效应
尽管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负面效应。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累积效应偏弱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饱受冲击，经济一蹶不振。而中国经济则可谓一枝独秀，继续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增长，40年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近10%。这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在GDP这一流量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存量）是否也以同样的速度迅速地积累呢？答案应该是不尽然的。这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房地产产业为例，我们在快速盖起一群又一群的高楼大厦，迅速改变城市景观的同时，也在一大片、一大片地进行着房屋拆迁。更有甚者，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宾馆或大楼（十几层甚至几十层）虽然盖起来的时间不长（几年或十几年），但其各项设施均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必须炸毁重建。于是乎，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到处大兴土木、高楼林立，同时GDP也在迅速地增长。在拆迁的过程中，我们固然也能增加一些就业和创造一点GDP，但是，那些被拆掉的房屋本身所包含的大量的财富却一下子化为乌有。假如旧的大楼价值为1亿元，新盖的大楼造价为3亿元（含炸楼），其中增加值为6千万元。这样，我们炸掉了旧的大楼，并盖起了新的大楼，其中对GDP的贡献是6千万元（增加值法）。但是，被炸掉的旧的大楼所包含的1亿元的财富却几乎荡然无存了。这样的“除旧建新”的做法在中国并不罕见：把旧厂房拆掉盖起新的厂房，把普通的大树挖掉种上新的名贵的树种，把旧的广场扩建为新的、更大的广场，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会促进GDP的增长。但是，相对于GDP的高速增长而言，中国财富存量的累积速度肯定要大打折扣。相比之下，英、美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尽管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中国，但其经济增长的财富累积效应却要明显地好于中国，因为它们远没有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拆迁和原地“拆旧建新”。因此，单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中国确实大大地高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但是，就财富存量的增加速度而言，中国的优势肯定不如GDP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品质量效应堪忧
通常我们是用GDP的增长速度来表示经济增长。而GDP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在其领土范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因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从数量上反映出两个国家在物质产品和劳务总产出方面的差别。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其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仅仅是总量的增长并不能实现经济的真正发展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我们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多年以来，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说屡禁不止，充斥着大大小小市场的各个角落。从假酒、假烟、假鸡蛋到各种“山寨版”的产品，消费者的反应从最开始的惊讶、愤怒逐渐转变为司空见惯后的无奈甚至是接受。而一些伪劣产品不仅仅给我们的GDP加注了水分，更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假种子、假化肥坑害农民的事件屡见报端，对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一些假药则使得有些患者永远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生命。从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问题奶粉事件，不仅让民族奶粉业遭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给奶粉行业造成了重大破坏，更严重的是严重影响了众多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据2008年9月媒体的报道，全国共有24万多名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而导致泌尿系统结石（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并有多人死亡。三鹿奶粉事件不仅震惊了全国，而且在国际上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不仅使我国乳制品行业背负恶名，而且祸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美国《商业周刊》曾就此事写道：“中国商人对最天真无辜的婴幼儿都能做出这种事情，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虽然这一评述有些过于夸大，但它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关注和反思。2011年3月中旬，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百强双汇集团被爆“瘦肉精”事件，导致全国各地双汇产品下架、双汇股票跌停，每天的销售额减少约1亿元。除经济上的损失外，双汇用20多年时间铸就的放心肉的品牌受到质疑，损失难以估量，整个肉类行业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事件”的不断出现，不仅使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人们的日益担忧和关注，而且应该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思。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效应很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1979-2009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9%，远高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在这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经济所创造的就业数量却不尽人意。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没有降低甚至还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我国的就业增长速度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79-2009年，我国的就业平均增长速度为2.2%，而这主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初期就业增长速度较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就业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91-2009年，我国的就业平均增长速度为1.0%，其中2001-2009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0.9%。就业增长速度的下降，造成了城镇失业率的不断上升：1979-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其中1991-2009年为4.7%，而2001-2009年则达到5.0%。自2003年以后，我国每年的城镇失业登记人数都在800万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都达到4%以上。大量的失业，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且给失业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失业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因而大多数的失业者都无法得到失业救济金。例如，2008年、2009年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886万和921万，而这两年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分别为516，7万和483.9万。若大体按照3口之家来计算的话，则这两年大约有1100万人-1300万人受到失业的影响。而且，我国的实际失业人数可能还要远大于这一数据。在2008年、2009年，我国就业人员合计分别为77480万和77995万，同年年末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2399.8万和12715.5万。也就是说在2008年、2009年，我国只有16.0%和16.3%的劳动力参加了失业保险，而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大约84%的劳动力中的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并没有计人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之中。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较差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在不断恶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1978年我国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212和0.16，到1990年上升550.310和0.23。此后，我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迅速上升。对于我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有着不同的结论。赵人伟认为，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一是国家统计局做出的0.4左右（低估计），二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出的0.45左右（中估计），三是南开大学做出的0.5左右（高估计）。但不论是何种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二者的比例为2.57：1。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加上政府逐步放开了粮食的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到199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86.3元，二者的比例缩小为2.20：1。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粮食价格徘徊不前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涨，加上各种税、费等名目繁多的负担，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在同一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样，到200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53.4元，二者的比例扩大至2.79：1。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乡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01-2009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6.6%。结果，到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7174.7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5153.2元，二者的比例则扩大为3.33：1.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所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因素的话，则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5：1左右。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1990年，我国最低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为6.4%，最高收入的20%和1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分别为41.8%和24.6%。到2001年，我国最低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下降到4.7%，而最高的20%的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进一步上升到46.6%和50.0%。这表明，从1990-2001年的短短的十余年中，我国最富有的20%的人口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增长了近20%，而最为贫困的20%的人口的收入或消费份额则下降了1／4以上。而在城镇中，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1995年，我国城镇中10%的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8231.31元，而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2177.7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3.8倍。到2009年，我国城镇中10%的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51349.57元，而10%的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5950.68元，前者为后者的8.6倍。
（五）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破坏效应过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这些过去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免费的“公共品”，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了。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洲的水和空气是世界上最脏的，而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在亚洲是非常突出的。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在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在环境污染方面，淮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89年2月，我国第三大河淮河发生首次重大污染事故，自来水厂被迫关闭，几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经济损失过亿元。1994年启动的淮河治污工程，是我国政府在重点流域打响的第一个环保战役。然而10年的治污和1600亿元的巨额投资，并没有使淮河污染得到真正的改善。2004年7B，淮河下游再次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干流形成一条长100多公里的污染带，祸及两岸百姓。另外，现代科技产品在给人们带来更多快捷和享受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新的污染源。例如，汽车排放的尾气已经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如，废弃的电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中含有铅、铬、聚氯乙烯、溴化阻燃剂等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如不加以处理而直接抛弃，就会严重地威胁环境质量。目前，电子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全球的大问题。我国面临电子垃圾污染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方面，我国自身不断地生产着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大量的国外电子垃圾涌入国内。据统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中，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90%运到我国，这就意味着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涌入了我国。并且，这种洋垃圾进入我国的地域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目前已经从广东地区向浙江、上海、福建、山东、湖南等地蔓延。一些调查显示，浙江台州地区正逐渐成为我国最大的洋电子垃圾市场。在台州，数以千计的非法小作坊以焚烧等落后工艺拆解来自国外的洋电子垃圾，给当地的生存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恶臭的河水、枯死的树木、夭折的婴儿、烂手烂脚的村民以及更高的癌症发病率。
二、关于中国模式将面临的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面对新的时代和国际经济环境，中国有着不少的发展机遇。对此，王小广提出：就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来看，中国存在着“弯道超越”的机遇；就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中国经济存在实现新的历史大突破的机遇；就国内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释放的机遇；作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器”，中国可能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资源、需求和供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一）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持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但是，如果与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从世界上国土面积较大的几个国家来看，我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四），俄罗斯联邦为1709.8万平方公里，加拿大为998.5万平方公里，美国为963.2万平方公里，巴西是851.5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是774.1万平方公里。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远多于其它四个大国，因而使我们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这些国家。在2008年，我国的人口数是132466万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是142；而美国的人口数是30406万人，人口密度是33；加拿大的人口数是3331万人，人口密度是4；俄罗斯联邦的人口数是14195万人，人口密度是9；巴西的人口数是19179万人，人口密度是23；澳大利亚的人口数是2143万人，人口密度是3。由于我国的人口密度是其他几个大国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这样势必使我们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大大落后于其它四个大国。再从我国和美国的比较来看，两国的国土面积大体相等，但是土地状况和自然资源条件却相差很大。美国的土地大多是平整、肥沃的，可利用率很高，水资源和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而且多种矿产资源居世界前列。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则要差得多。如果按照地形分的话，我国的山地、高原、盆地、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3.33%、26.04%、18.75%和9.90%，而平原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仅为11.98；如果按照特征分的话，则我国的耕地、森林、内陆水域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仅为12.68%、20.36%和1.82%，可利用的草地与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32.64%，这就意味着我国大约有1／3的土地（如沙漠、盐碱地）是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我们曾经自豪地宣布：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固然体现了我们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但同时也说明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从水资源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国660个城市中，有约400个城市缺水。而且，我国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以至于国家不得不花费数千亿元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从长期来看，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我国水资源的紧缺状况将进一步加剧。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的水资源总量由27700.8亿立方米下降至24180.2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由2193.9立方米/人下降至1816.2立方米/人（而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仅为126.6立方米/人、126.8立方米/人和218.3立方米/人），仅10年时间就减少了17.2%。总之，尽管我国的国土面积很大，而且也有一些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列，但从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来说，我国还是一个资源较为紧缺的国家。
近年来，我国能源的生产迅速增加。2009年，我国的煤产量列世界第一，发电量列世界第二，原油产量列世界第四。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能源和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我国进口原油17888万吨；2009年增加到20379万吨，增加了13.9%。2008年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44356万吨；2009年增加到62778万吨，增幅达41.5%。2008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达260552万吨标准煤，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291448万吨标准煤，进口量为36764万吨标准煤，即大约有12.6%的能源需要依赖进口。其中，石油的情况尤其不容乐观。1990年，我国进口石油755.6万吨，仅占当年石油消费量（11485.6万吨）的6.6%；到2009年，我国进口石油的数量达到23015.5万吨，占当年石油消费量（37302.9万吨）的6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以年均增长4.8%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年均9.4%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90年到2004年，我国每万元GDP的能耗下降了45%，但是，这个指标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7倍多。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占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这表明，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显然，日益稀缺的有限资源将难以支持这种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
（二）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内需不足”）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投资实现的。1991-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2.5%，远远超出了同期GDP10.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GDP的构成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2007年，我国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总资本形成（投资）以及商品和劳务的国外收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14%、44%和8%；而美国这四个量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16%、19%和-6%，日本分别为59%、20%、21%和-1%，德国分别为58%、18%、18%和5%，英国分别为64%、22%、18%和-4%。由此可以看出，与我国的GDP构成中家庭消费比重过小而投资比重过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几个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国内家庭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家庭消费作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07年，中低收入经济体系的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总资本形成（投资）以及商品和劳务的国外收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61%、15%、25%和-1%；高收入经济体系的平均值分别为：62%、18%、21%和-1%；全世界的平均值分别为61%、17%、22%和0%。
同时，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在不断地强化。这里，我们不妨考虑两个重要的变量：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我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742.2亿元和5498.7亿元，二者占当年GDP（26651.9亿元）的比重分别为14.0%和20.6%。到2009年，我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加到76299.9亿元和69692.5亿元，占当年GDP（340506.9亿元）的比重分别为22.4%和20.5%。这意味着，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尽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几乎没变，而政府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增长了60%。这说明政府在控制投资和主导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如果把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看作是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份额的话，则从1992年到2009年，政府主导的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由34.6%上升到42.9%。
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加强，还体现为国家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199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3149.48亿元，占当年GDP（21826.2亿元）的比重为14.4%；到2009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68518.30亿元，是1991年的21.8倍，占当年GDP（340506.9亿元）的比重上升至20.1%，增长了39.5%。其结果是，导致了广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1991年，我国的工资总额为3323.9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5.2%；到2009年，工资总额为40288.2亿元，是1991年的12.1倍，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1.8%，比1991年减少了22.3%。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174.7元和5153.2元，分别是1991年这两项收入（1700.6元和708.6元）的10.1倍和7.3倍。在1991-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5.5%，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0.5%）分别低2.2个和5.0个百分点，比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18.4%）分别低10.1个和12.9个百分点。
广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会影响其消费支出的增长，是导致我国长期“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以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言，我国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速度”增长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增长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难以做到这一点，而且还会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的增长，但同时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又得不到明显提高和改善的话，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并且对改革的支持也会不断下降。另外，从经济增长本身而言，如果没有较高的、稳定的国内消费需求而必须始终依赖于大量投资的话，就会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得投资大量减少的话，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迅速下降。因此，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我国经济如果要想持续增长下去的话，解决好“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三）缺少高技术和创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供给低效”）难以为继
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生产者。据估计我国生产的玩具占世界产量的70%，自行车占60%，鞋子占50%，行李箱包占1／3，还有相当数量的纺织品和服装（由于WTO要求的配额的限制而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标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因此，一些外国人开始把中国称为“世界的工厂”。（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就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Peter Hugh Nolan指出，我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加工厂”（the workshop for the world），而不是“世界的工厂”（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因为我国60%的出口工业品都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而且，我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商品或者是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简称OEM）的工业产品，或者是为全球一些大企业生产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非知名品牌的商品（服装、鞋类、家具、玩具等）。当世界上的一些大企业在我国迅速地建立起研发基地并且雇用相对便宜但高技能的研究人员的时候，我国本土的企业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在研发支出列世界前700位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在全世界最知名的100个品牌中也没有一个中国的品牌。国内的一些龙头企业在国外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进入世界500强的14家中国企业没有一个是具有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宝钢也许除外）。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出口增长很快，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缺少知名品牌，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利润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品出口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例如，在位于浙江宁波的雅戈尔集团，生产一件衬衫要经过72道工序，平均成本为7.5美元。2005年上半年，雅戈尔集团向美国出口超过40万件衬衫，每件衬衫平均出口离岸价为8美元。而当这些衬衫出现在美国各地的零售网点时，已经涨至30美元一件-40美元一件。据我国纺织业界估计国内的纺织品制造企业在对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整个利润总额的10%，其余90%的利润则被国外服装品牌所有者、美国批发商和进口商共同拿走。
虽然目前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国内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我们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如果不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的话，我们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和被动的地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将难以为继。来源: 《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