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不应该在原地打转，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无法靠经济改革本身来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更不能靠“运动”来治理经济，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还在搞“大跃进”和“放卫星”，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制造更大的经济灾难。正如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本书的序言中讲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经济改革需要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公平为突破口，重新进行设计。
我们迫切需要重塑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个改革的目标，既不是过去的效率至上，也不是过去的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更不是只问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忽视经济增长的方法和路径，我们需要的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再搞国富与民富的对立，不能再为了追求国富而牺牲民富，更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社会公平和市场伦理。国企不应该成为通货膨胀的帮凶，更不应该成为民营企业的杀手。我们应该以“藏富于民”的理念重新构建国企的改革目标，让国企成为社会分红的基础，透过给民企减税等方式为民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正确的路线图应该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个“富”不应再被掠走，而是藏富于民，并且让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政府“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要透过有效的预算改革，把钱花在民生保障上。让老百姓无需再为看病、上学、住房、养老发愁，让老百姓放心地把钱花在其他消费上，以此拉动内需。
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些人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同时，透过这些人形成的强大购买力，为民营企业提供强劲的利润增长点。企业赚钱后，就能雇更多人、发更多工资，然后这些钱又回到中产阶层手中形成又一轮购买力。这样，无需政府大举投资，经济就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实现自我平衡，进而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经济治理方式。政府不能过分干预经济，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和参与者，干预多了就变成了政府在办市场，这样的市场只能是越办越糟，越来越不像市场。政府要做的就是营造好的公平的营商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反垄断执法等方面。如果这些做不好，就根本不可能调整好结构，更谈不上创新。
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思路是错的。在现有经济治理的思路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只能沦为运动式的整治，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里，只有零碎的物价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缺少捍卫市场秩序的社会目标。我们更习惯把社会上的事情当成政府的事情来抓，而不习惯把市场上的事情还给社会自己来管理。我们应该鼓励这些无良企业的内部员工，像美国那样能用《吹哨法案》来检举、揭发自己的企业；我们应该允许社会自己成立民间组织，关注和调查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老百姓和民间消费者团体参与制定产品标准，而不是任由企业绑架产品标准，我们更不能期待通过几次“运动”就能把公平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我们的分配政策也是如此。我们总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政府一看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就要求调整分配，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这种漠视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就是沿海制造业企业痛苦不堪，少数有实力的企业向内陆转移，以此逃避沿海地区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大多数企业只好无奈地裁员。我们这种靠政府来建立工资增长机制的思维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了而不是缩小！我告诉各位，我们看到的所谓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首先应该做的是，也是政府能办到的，就是全面提高和做实公民的“隐性收入”，全面做实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够看得起病、养得起老、上得起学和住得起房。其次是降低企业的税费，让企业有钱给给员工多发工资；再其次，就是创造好的公平环境，降低地价和地租，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振兴。至于企业如何振兴和创新，那完全是企业的、市场的事，你政府再怎么投入也没用，你还不如把这些钱投入社会保障领域。
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一提严刑峻法，就好像等于证监会要勤政吏治，搞几次运动、抓几个典型。可是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学术界对全世界49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研究发现，证监会这样借公权力执法，对资本市场发展基本没用。而有用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的越多越好；另一个是私人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能基于虚假披露或者欺诈披露到法院起诉的立案门槛越低越好。
就拿重庆啤酒案来讲，一个卖啤酒的去搞疫苗，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披露。证监会只是琢磨怎么修改披露规则，根本就没有考虑怎么事后问责。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给予投资者足够的权利保护自己，支持大成基金把重庆啤酒管理层告到法院去，同时也支持大成基金的基民把大成基金管理层告到法院去。然后，给这些公司开出天价罚单，那别的上市公司还敢瞎玩儿什么矿业概念、新能源概念吗？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而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如何化危机为机会。这也正是我和我的学术助手孙晋写作《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本书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