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供给和需求这一结构性视角，对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最新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动态模型的研制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人口红利，年龄结构，储蓄假说，劳动力供给
一、引言
由人口转变所引致的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对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研究始于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1984年提出的著名命题“黄金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概念最先由D.E.Bloom&J.G.Williamson（1998）提出：“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D.E.Bloom、D.Canning、J.Sevilla于2002年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剑桥增长模型、结构主义增长模型、跨时期增长模型等都不同程度地刻画了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索洛一斯旺模型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模型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这符合主流经济学由关注外生变量向关注内生变量研究演绎的理论方向，由此也成为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模型。基于这一经典模型，人口红利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单部门模型、二元结构模型、多部门模型和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增长一趋同模型。
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程度地忽略了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进一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极具生产性的人口红利是近年研究的新进展。Bloom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重要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他文献研究也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动、收入分配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Fair&Dominguez，1991；Lindh，1999；Batini et al，2006）。
总体而言，现有人口红利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从供给的视角展开，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Mason&Lee，2004），这称之为人口红利的“结构效应”；一条主线从需求的视角展开，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总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从而引发“第二人口红利”（Lee&Mason，2006，2007），这称之为人口红利的“行为效应”。
二、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
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这种显著性提高了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二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一）年龄结构变动与劳动力供给、市场参与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体现。Lindh&Malmberg（1999）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负担降低可以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市场上的生产性经济活动之中。Bailey（2006）的研究发现，低生育率往往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联系在一起。Canning（2007）认为降低生育率，能够缩小家庭规模、减轻少儿抚养负担，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Bloom&Williamson（1998）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人均劳动时间投入”（1abor hours input per person，H／P）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将这种影响细分为三个方面，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 （EAP／P）、劳动年龄人口的参与率增加（L／EAP）和工作时间增加（H／L），且存在H／P＝（L／EAP）（H／L）（EAP／P）。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短期内少儿抚养负担下降增加劳动力供给，长期来看并不存在固定的反向线性关系（Chong-BumAn&Seung-HoonJeon，2006）。在一定时期内，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可以增加劳动力的市场参与，但长期而言，少儿抚养负担下降意味着未来具备生产性的劳动力人口会减少，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进一步地，一些研究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此阐释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增加所带来的经济效应。Barro（1995）在利用10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1960-1985年的经济增长时，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Barro（1995）的研究基础上，Kelley&Schmidt（1995）使用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的数据考察了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ndersson（2001）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化对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分析了这些国家1950-1992年间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rro（2002）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健康水平、人口出生率、收入分配、政治体制、犯罪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存在密切关系。Chong-Burn An&Seung-HoonJeon（2006）利用25个OECD国家41年（1960-2000）的数据，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经济效应的“倒U型”假说。他们研究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赡养负担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起初老年赡养负担的上升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因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趋于下降，同时还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也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先增加后下降。美国经济学家A.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根据研究发现，人口红利解释了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15%这一现象。Golley&Tyers（2006）的最新研究证实，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充裕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储蓄流入中国，扩张投资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二）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力资本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Finlay（2005）在扩展Chakraborty（2004）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人力资本通过受教育年限积累，教育投资是一国摆脱贫困陷阱的必要条件。人口红利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孩子数量的下降，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教育资源也在增加，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会得到提高，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人们倾向于更晚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的生产力将处于更高的水平（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96；Bloom，Canning&Sevilla，2003）。Bloom，Canning&Sevilla（2004）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健康、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1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4%；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
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不同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别，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分布呈“峰形”分布（Faruqee，et al，2003）。从家庭层面来看，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促使家庭资产用于子女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储备人力资本（Joshi&Schultz，2007）。基于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Andersson（2001）提出了“年龄结构一人力资本一经济增长”假说。该假说认为，除生命周期传导机制外，年龄结构还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劳动力年龄阶段达到高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变化。Fougere&Merette（1999）阐释了人口转变引起的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David，Lindh&Malmberg（2009）指出，抚养负担加重会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人口红利与储蓄、投资
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及其由此带来的投资有何影响的问题，西方学者已做过较多相关研究。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莫迪利亚尼生命周期储蓄假说（Modigliani，1954）和抚养负担假说。基于微观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生命周期理论（LCH）认为，个人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是其自身年龄的函数。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是净储蓄群体，少儿人口是净“借贷”群体，而老年人口则消耗在劳动年龄阶段积累的财富（Ando&Modigliani，1963）。Coale&Hoover（1958）的宏观视角的抚养比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则是基于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直觉：由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提高所引起的人口迅速增长使少年抚养人口比重膨胀，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会提高消费需求，削弱储蓄能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储蓄机制和投资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Lindh&Malmberg，1998），从而产生人口红利。
（一）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
以往研究往往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假设为单调关系，而Futagami&Nakajima（2001）在其研究建构中引入生命周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这归因于储蓄率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1.“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储蓄率上升、消费水平提高等人口红利在近10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效应”。20世纪80年代，在“抚养负担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M.Fry&A.Mason（1982）、A.Mason（1988）构建了抚养负担与国民储蓄率关系的“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variablerate Of growth effect model）。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可以改变生命周期消费的配置，在子女抚养阶段，家庭消费会增加；而在非子女抚养阶段，储蓄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说，储蓄率依赖于少儿抚养比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乘积，即少儿抚养负担变化的“增长倾斜效应”（growth-tilteffect），以及收入增长变化的水平效应（1evel-effect）两种情形。
此后，“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得到证实和运用，一些研究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储蓄率是劳动力负担的减函数”这一结论及生命周期理论的普适性。Mason（1988）在控制抚养负担与收入增长的交互作用下，利用5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与储蓄率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Collins（1991）利用1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美国（Lewis，1983）、英国（Williamson，1990）、加拿大（McLean，1991）等国家的学者利用本国数据，得出同样类似的结论。Thornton（2001）利用协整技术探讨了1956-1995年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率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Erlandsen&Nymoen（2008）从消费效应的视角进行了反向验证。他们以挪威为对象进行研究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对总消费具有显著的生命周期效应。储蓄性劳动力人口（50-66岁）具有持续的收入，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消费比例低于少儿人口。他们会将大量储蓄用于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因此，消费随年龄结构中的储蓄人口（prime-savers）数量的增加而下降。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展开研究。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Modigliani&Cao（2004）通过对人口结构和收入增长这两个变量的分析，解释了1952-2000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正确。但他们使用的是总量储蓄率和人口结构数据，而没有考虑不同省份的不同情况，其结论并不十分令人信服。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相对消费等。Wakabayashi&MacKellar（1999）的分析结果表明，储蓄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率以及少儿人口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但储蓄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负相关性更强。
总体而言，在Fry&Mason提出的“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的支持下，“抚养负担假说”经过改进后已经演变为正式的经济模型，并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在宏观时间序列中跨国储蓄的差异。但该理论仍然存在不足，与生命周期理论一样，该理论分析的是抚养负担与储蓄率的静态均衡关系，而实际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东亚地区，人口转变过程带来的抚养负担动态变化都要求模型能够在非静态均衡方面加以改进，需引入新的变量对传统生命周期模型做出修正以及采用更为合适的实证方法建立模型。
2.“变量与增长率效应”模型。Higgins&Williamson（1996）提出了“变量与增长率效应模型”，他们的研究显示投资需求与年轻人口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与劳动力供给增加关联），而储蓄供给与成年人口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与退休需求关联）。对一个金融开放的经济来说，人口向着年轻年龄结构的偏移会因为抚养负担的加重而导致储蓄下降。当年龄分布向中位偏移时，储蓄供给将会增加。但对一个封闭的经济而言，更年轻的人口分布“引力重心”与储蓄率之间会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因为过高的投资需求只能借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来解决。该模型虽然代表了已有的关于储蓄与人口关系的宏观经济模型的一般特征，但仍然存在几个局限：由于父母被看作没有遗产动机，模型忽略了财富代际转移的人口效应。在该模型中，生育率被认为是外生的，因此模型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抚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投资由社会管理费用、住房支出以及商业资本的需求所驱动。这样的模型过度简单，仅强调了投资与劳动力供给增长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地，Bloom&Williamson（1998）、Mason（2001）、Birdsall et al（2001）将生育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纳入模型中，认为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将导致该时期的储蓄率大幅度上升。Kelly&Schmidt（1996）通过对20世纪60至80年代89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储蓄率与少儿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负相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显著关系。D.E.Bloom&J.G.Williamson（1997）通过对1954-1992年间亚洲国家的人口、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人口变动的早期阶段，受高比例的少儿抚养人口和低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限制，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储蓄率相对较低。在转型进行过程中，受少儿抚养人口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影响，人均收入增长将会得到提升，因为有了更多的工人和储蓄者，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推动了经济发展。早期的非劳动人口负担成为潜在的礼物——一个不相称的大比例的工作年龄成年人口。
Hurd（1998）、Bloom（2002）则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验证了人口寿命的增加在事实上能够增加储蓄率，Bloom认为预期寿命延长能够增加各个年龄段人口的储蓄倾向。Deaton&Paxson（2000）通过人口结构的变化解释了台湾近半个世纪储蓄率的变化，发现这个因素仅仅能解释一小部分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储蓄率的变动是由预期寿命的提高造成的。这一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预期寿命这个变量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储蓄率剧烈变动中的重要作用。Lee（2000）用模拟方法得到，在给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台湾地区人口寿命的延长能够解释储蓄率上升这一现象。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Hurd（1998）、Bloom（2002）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支持。Bloom et al（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预期寿命延长的生命周期模型，并且通过对8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了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的结论。这说明，预期寿命这一因素是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储蓄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
3.叠代增长模型。与从宏观视角出发验证生命周期理论普适性不一致的是，一些研究则从家庭调查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储蓄、消费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相关研究如Bosworth et al（1991）、Parer（1999）等，这引发了广泛的探讨。Weil（1994）将原因归结为代际之间的遗赠行为。如果遗赠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那么上述两种视角得出的结论无法一致。Miles（1999）认为，从家庭调查角度进行研究容易使储蓄率中包含过高的养老资产，从而高估家庭储蓄率。Deaton&Paxson（2000）从调查技术角度强调，家庭调查数据容易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即使是来源于微观家庭调查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同。Lee et al （2000）认为，之所以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在于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预期寿命。预期寿命的上升加强了筹集退休后收入来源的动机，因此与工作年限的延长联系在一起。Li et al（2007）得出与Lee et al（2000）一致的结论。预期寿命的延长影响到每个人的储蓄计划和劳动力市场参与计划。一方面，预期寿命的延长增加了未来老年阶段的生活风险，让人们有更多的动力去储蓄；另一方面，当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时，储蓄消耗的速度会超过储蓄积累，因此，在讨论老年赡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时，必须将其与预期寿命一起纳入分析。他们构建了叠代增长模型（growthmodel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以此分析1996-2004年间200个国家的数据，证实在引入预期寿命变量的情况下，抚养负担对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仍具有负向作用。Fougere&Merette（1999）运用叠代增长模型分析了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假设，在年轻阶段积累人力资本，在劳动力阶段积累物质资本，在老年阶段退休并且消耗储蓄，结果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老龄化的长期经济效应非常显著。
（二）年龄结构变动的投资效应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年龄结构变动与资本流动的探讨成为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效应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Taylor&Williamson（1994）在研究19世纪后期资本从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老化的欧洲流向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周边地区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资本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uhrmann（2003）利用141个国家1960-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可能影响，其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储蓄和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1.“双缺口”模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影响经常项目差额（current account balance）变化。Coale&Hoover（1958）提出的“抚养负担假说”认为，高抚养负担导致低储蓄率，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变动以及资本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少儿抚养负担快速下降，家庭抚养性消费支出减少，使得储蓄增加，从而带来经常项目对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Taylor&Williamson（1994）从年龄结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公共和私人储蓄行为，对Coale&Hoover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高劳动力抚养负担的国家储蓄率比较低，倾向于产生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在此基础上，Herbertsson&Zoega（1999）进一步建立了“双缺口”模型（twindeficit model），以解释劳动力抚养负担通过储蓄作用于经常项目的机制和程度。其研究认为，高抚养负担带来经常账户赤字或低抚养负担带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原因在于，劳动力会为退休而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消耗过去或未来的储蓄，他们通过实证得出，10%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会造成4%的经常账户变动，改进后的模型中的储蓄能够解释经常账户31%的变动。高抚养负担与低经常项目盈余（或高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储蓄是二者之间的重要作用通道（Chin&Prasad，2003）。
2.基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传统解释过于强调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而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需求的作用。Higgins&Williamson（1997）构建了基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双重作用机制模型，由此突破了传统研究。其研究认为，高少儿抚养负担的国家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储蓄会随抚养负担的增加而减少，如1980-1989年的孟加拉国、1975-1989年的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当一个经济体劳动力比重占优势时，储蓄供给大大增加，而投资需求相对不足，导致经常项目走向盈余，如日本、韩国。Higgins（1998）确认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常项目差额的关系。他分析了抚养负担对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双向作用，认为抚养负担的加重会通过影响二者之差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差额变化，并且发现抚养负担对经常账户平衡CAB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GDP对其影响的6%。
3.扩展模型。Higgins&Williamson（1996）将“人口世代交叠模型”引入到“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中，得到动态均衡状态下的扩展模型。该扩展模型中，生命周期因素依然是储蓄的重要动机，而投资需求由劳动力的增长需求来驱动。在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之间的缺口可以反映经常项目差额变化或净资本流动。他们的研究得出，高少儿抚养负担更多地抑制储蓄而非投资，从而更容易驱使资本净流入；高老年赡养负担更多地抑制投资而非储蓄，从而更容易驱使资本净流出。Higgins&Williamson（1997）通过研究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外资依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Coale&Hoover的抚养负担假说的适用性。他们的研究得出，少儿抚养负担的大幅度下降能够解释亚洲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储蓄率上升，使得亚洲摆脱了外资依赖这一事实。东亚和南亚的外资依赖差别也可以由少儿抚养负担的变化（下降或不变）来解释。随着亚洲少儿抚养负担的继续降低，亚洲国家和地区将逐渐从资本净流入转向资本净流出。Higgins（1998）在扩展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引力中心”（centreof gravity）理论。该理论认为，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资本流动的两大“引力中心”。投资需求与少儿人口比重紧密相连，因为少儿人口变化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增长；储蓄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关性更强，因为他们与未来的退休需求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这两大引力影响开放经济下的资本流动。
四、人口红利与发展政策
长期以来，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和研究结论影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综述在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源泉，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共同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恰当好处的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口红利并不能脱离人口转变所处的政策环境而独立存在，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具备和创造一系列条件，如对资本积累具有促进作用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效的金融市场，以及有助于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2002）。
国外学者在对“东亚奇迹”的考察过程中，大多关注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这成为当前人口红利理论研究的最新前沿问题。J.Page（1994）将“东亚奇迹”归结为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教育制度、出口导向战略以及工业支持等四种发展政策共同的结果。Stiglitz&Uy（1996）认为，东亚奇迹的关键在于东亚各国政府灵活应变的金融引导政策，这种政策使东亚的高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张和经济增长。World Bank（1993）以及Stiglitz（1996）对东亚奇迹进行了多维透析，将东亚奇迹发生归结于“一揽子政策”：刺激储蓄、投资人力资本、鼓励工业和投资、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贸易开放、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选择性干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等。A.Mason（2002）分析和总结了东亚诸国在兑现人口红利方面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较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劳动力市场对新增劳动力的充分吸收和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和有效率的投资环境。A.Mason（2006）同样认为，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在于东亚国家采取了合适的经济发展政策，大力投资教育，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有效地利用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机遇。事实上，拉丁美洲的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资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的“人口红利”的机会（Canning，2007）。
五、拓展研究与理论述评
（一）拓展的人口红利理论
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宏观经济效应的拓展研究，是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并纳入跨国面板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将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人力资本要素嵌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由此得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Prskawetz et al（2007）利用1960-1995年间97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劳均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此外，他们借鉴Bloom&Williamson（1998）的研究方法，通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其研究结果发现，老年赡养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少儿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Bloom（2007）等学者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产生人口红利并加快经济增长。他们利用1960-1980年间的跨国数据来预测1980-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结果发现，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能够显著改善预测结果。Lindh&Malmberg（2007）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全球贫困。De La Croix et al （2009）建构了“人口红利模型”，他们利用111个国家1961-1996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决定变量。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分析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收入分配、房屋需求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Gomez&Foot（2003）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收入分配机制影响政治参与、犯罪、努力程度、流动性变化、技术创新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他认为，高少儿抚养负担往往带来高收入不平等，从而导致政治参与低下、犯罪机会增大、努力水平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减少、技术创新动机缺乏等，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不利。
（二）对西方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的评述
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作为一个动态变量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研究人口红利问题时一个着重考虑的对象。国外研究通过实证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转变过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降低过程中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变化，证明了人口年龄结构体现的人口红利的客观存在。不过，在理论框架、研究样本和技术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一些研究领域仍然没有确切结论，未来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首先，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型模型。现有研究缺乏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综合的、全面的理论架构，开拓供给与需求相结合这种新颖的视角正是综合型模型巨大潜力的反映，在经典经济增长模型下，未来研究的重点应在经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储蓄、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等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应纳入制度和政策环境等变量，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由此建立综合型人口红利理论模型。
其次，现有研究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一些突破，但在理论构架上仍然缺乏富有说服力的支撑，如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部门储蓄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多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但生命周期假说对于我国现实的适用性值得考虑。此外，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和途径通常来自于对经验分析结果的归纳和总结，缺乏严密的数理论证，也缺乏一个普适性的分析框架。因此，在借鉴经典人口经济模型以构架人口红利模型方面还有待推进，尤其在传导机制和过程上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再次，现有研究样本基本围绕发达国家进行，对于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解释力仍存疑问。发达国家经历的老龄化与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或尚未经历的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背景不同，使得人口年龄结构所体现出的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受到挑战。进一步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整体贡献大小的研究上，缺乏对人口红利自身的相关影响因素（如人力资本、劳力错位、固定投资、经济结构）的研究，因此对人口红利影响因子的贡献大小和排序进行定量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第四，本文主要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但经济增长是否会反向作用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例如，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是否会通过生育率等变量进而影响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对中国而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人口红利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它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进行终将消失，如何利用和挖掘尚余的人口红利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同时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也是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