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地位等级和地位类别概念来分析男性农转非人口的代内流动。研究发现，他们通常有不错的工作，也更容易获得晋升，但他们在从中级晋升到高级时却处于劣势。此外，除了在专业职称晋升上拥有优势之外，他们很难在行政上获得晋升，也难以在体制外获得高级管理职位。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缺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

关键词：户籍制度；地位等级；社会流动

*作者：林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E-mail：slcf@163.com

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文责自负。

“凤凰男”是近年来新诞生的词汇，是指那些出身农村、依靠自身努力而跻身城市，并且有所成就的男人。在互联网和街头巷尾，人们对凤凰男的渲染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方面。例如，“应不应当嫁给凤凰男”这样的话题在网络论坛中经常会引起很大的争论，而《新结婚时代》、《双面胶》等影视作品更是以凤凰男的家庭矛盾和价值观冲突为主要线索。

凤凰男现象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内涵，特别是在社会流动的意义上。社会流动是社会学最核心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结构的变化状况（李路路，2006）。其核心问题是：父辈和子辈之间，或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职业地位或者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发生的机制是什么？显然，凤凰男的定义本身就表明代际流动“子进城”的现象已经发生，即父辈是农村人，而儿子已经成为城里人了。而从个人代内流动来看，凤凰男要么是已经有所成就，要么是前途光明、存在着很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来自农村而跻身城市的凤凰男，相对于出身城市的男性，他们获得高地位的相对机会如何？他们能向上流动到多高？流动到什么位置上？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影响因素和机制是什么？

一、研究的缘起

二战后，针对工业化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流动模式的差异，许多社会学家提出理论假设并加以验证。例如，Lip set 和Zetterberg（1956）认为，工业化社会要比非工业化社会有较高的社会流动率，而社会主义体制更是促进社会流动。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认为，由于意识形态上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强调和一些激进政策的推行，社会主义中国在代际流动上更加开放，即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子女的职业地位成就分布没有很大差别（Blau Ruan ，1990；L in Bian，1991；L in Xie ，1988）。对此，林南、边燕杰等人（Lin Bian ，1991；Bian ，1994）认为，中国社会实际上并非如上述研究所显示的那么开放，他们强调了工作单位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城市中的工作单位能更好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研究也发现，父辈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的获得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吴晓刚（2007）认为，我们在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不必急于求助于“中国特殊主义”。他利用1996年全国性的随机调查数据，发现父子之间职业的代际相关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他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城市人口中控制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ISE I 之后，父亲职业是农民的人要有更高的职业地位（ISEI 高6.8分）。或者说，其他条件相同，城市中农民的儿子比城市下层或者在农村从事低级非农职业的人的儿子（这些人的父亲的职业ISE I 与农业相当），能取得更高的职业地位。考虑到农村中父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仅占15%（同上），并且城市中父亲是农民的人中有一部分人没有城市户口（所谓流动人口），而不可能从事高地位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安全地推论：城市中拥有城市户口并且父亲是农村户口（包含从事农业或者其他职业）的人的职业地位，要比出身城市下层的人的职业地位高。

这一部分人，也就是本文定义的“凤凰男”。这些跻身城市的农家子弟，反而比类似家庭背景的城市人拥有更好的工作。吴晓刚和Treiman 认为（Wu Treiman，2004），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选择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1955年，它把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实行户口辖地管理。由于各种教育、工作机会和福利的分配都是根据户口性质和户口所属地区来进行的，这实际上造成了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结构性差异，其中最突出、最普遍的就是城乡二元对立（陆益龙，2003）。农业户口的人在教育和职业的分配上受到制度性的歧视，但也有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正式途径，主要是教育、参军和入党（Wu Treiman，2004）。参军和入党增大了农转非的几率，如果农村初中毕业生考取中专，或者高中毕业生考取大专及以上，户口就将直接转为非农业状态。中专生和大学生的户口在毕业的时候将被分配到工作单位，并仍保持非农状态，其中大专毕业生将分配到非体力工作。因此，教育升学成为实现农转非的最有吸引力的途径。但这也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最优秀的幸运儿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城市户口进入城市生活，他们因此也在职业地位上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并导致没有区分农村出身人口的城市数据中代际职业不相关（同上）。

吴晓刚的研究尽管不依赖“中国特殊主义”而在西方主流范式框架内证明了中国仍然存在代际职业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燕杰等人对单位的关注就是错误的。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职业和单位视角可以相互补充。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工作单位不仅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也是一种分配制度（Walder，1986；Bian，1994）。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被严重抑制，单位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住房、子女教育等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一方面削弱了单位的资源分配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单位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此消彼长，单位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仍然存在（B ian ，1994）。不仅如此，有研究发现，单位的性质也调节着人力资本对收入分层的影响（Wu，2002）。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职业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一个人的单位的级别和性质往往更能说明问题（L in Bian ，1991；B ian Logan，1996）。

在中国的情境中，职业和单位对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衡量有其各自的意义。用连续的职业地位得分来衡量社会分层体现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它假设了供求之间不存在阻隔的过于理想化的劳动力市场。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当前西方主流的分层和流动范式中，制度主义的因素，如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等，已经被纳入到理论和模型之中，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因变量因此也变成体现非连续性的分类变量（职业大类，如EGP 分类，参见Erikson ，GoldthorpePortocarero ，1979）。我国的劳动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确实具有一定的“中国特殊主义”。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劳动人事制度和单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严格的管制，导致市场经济中职业反映地位的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虽然目前我们正在经历市场转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即使是职业大类，也会遗漏包括单位制度在内的制度因素。第二，集团化的单位无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转型时期，都在资源分配和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单位来衡量地位分层也具有合理性，但市场转型中单位的性质过于复杂、微妙而多变。并且，虽然市场转型中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单位间的不平等（孙立平等，1994），单位内部的分层方差也不应被忽视。

我们认为，除了职业和单位，各种管理、专业（职称）和行政级别也可以成为衡量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比起职业，各种类型的级别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尺度更契合中国的社会心理和制度现实。对很多人来说，干什么工作不重要，甚至挣多少钱也不重要，混个一官半职才算出人头地。比起单位，级别显得统一和简明。

此外，一方面专业技术和行政级别的地位由于受到国家劳动工资制度的保护，受单位效应的影响趋弱；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也使管理级别能更清晰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例如，一个所谓“好单位”的普通办事人员，未必高于某个一般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

在给定单位中，级别也至关重要。单位掌握的可支配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级别来分配的。即使在那些拥有来自上级或者来自市场的丰富可支配资源的好单位，如果个人不拥有一定的级别，也无法享受到很多福利和待遇。在市场转型中，掌握大量资源支配权的单位倾向于给高层或中层管理者以超出正常比例的工资和福利。

凤凰男飞进城中，进了一个不错的单位（福利好），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职业ISE I 分数高），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他面临的还有一个级别晋升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管理、专业和行政级别，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此问题，我们尚没有发现有直接的研究。陆益龙（2008）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户口对一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但他没有控制对流动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的因素（学历、工龄）。受边燕杰（Bian，1994）的影响，余红和刘欣（2004）讨论了单位类型的代际流动，但只涉及初职的情况，而没有讨论个人晋升。吴晓刚（2007）的研究发现，农转非的男性在职业成就上要高于城市出身的人，但他没有从代内流动的角度继续分析这个群体，而只关注代际流动。

二、凤凰男的晋升之路：优势与劣势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平等，家庭背景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的正面影响，或者说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被认为有违平等原则。在激进的“文革”时期，家庭成分不好的人甚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Deng Treiman，1997）。社会主义国家全方位管理社会的职能，要求择优录用并提拔优秀人才。如果工农子弟能够达到要求，执政党乐意培养其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特别在培养高级干部的时候，家庭成分成为一个考察筛选的重要因素（L i 2001）。

不过，明显的制度性歧视和实质的机会不平等依然存在。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城乡资源的巨大差异，农村居民的教育机会、工作机会和向上流动机会均受到约束。虽然中专和大专入学考试并不在户籍上限制考生，但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落后，以及位于城市的中专、大专院校对本地（非农户口）考生的降分等原因，农村子弟升学要比城市孩子更难。我国考取中专和大专的农村孩子，由于他们在更大的人口基数中考试竞争胜出，在毅力和智力上，他们应当超过那些出身城市的中专和大专同学（假定城乡人口在认知能力上没有差异、考试成绩与认知能力高度相关）。对通过升学而农转非的人来说，“极度的正向选择”的维度主要是认知能力。在中国，入党也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Wu和Treiman （2004）认为，入党虽然不能确保农转非，但对于农民来说，入党可以增加农转非的概率。不过，农民入党并不容易。相对而言，参军更容易一些。在军队中入党、立功、提干或者掌握技能，增大了退伍时获得城市工作的机会。对通过参军而农转非的人来说，“极度正向选择”的维度主要是在体制内取得成功的能力，例如政治忠诚。

招工是农转非的另一个重要途径。除了结构性原因引起的被动流动，以及顶替父母工作，农转非招工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往往对学历和技能有要求。对通过招工而农转非的人来说，“正向选择”的维度主要是劳动技能。尽管是“择优录用”，但招工的选择性可能没有升学和参军进入城市那么强。

美国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认为，一般性的智力差异是客观存在并呈正态分布的。20世纪的美国，一个人的智力比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受教育水平能更好地预测其收入、工作表现以及越轨行为（Herrnstern 1994）。尽管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有很大差异，但无论在哪里，认知能力高的人，其工作表现应当会更好，晋升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社会主义体制强调政治忠诚，因此政治资本高的人会有更多的工作和晋升机会。中国的工业化需要优秀的产业工人，因此劳动技能高的人更可能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晋升机会。此外，农转非人口脱离农村的强烈的动机，也应当会有助于其工作表现，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升学、参军，或者招工，无论是哪种情况，能够突破结构限制、把握住有限的机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而获得城市工作的农民子弟，大多经过了极端的正向选择，这些人的特质有助于他们的级别晋升。考虑到其优秀的工作表现，他们尤其能避免失业。

以上的视角也契合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的视角（Becker，1964），即假定只要一个人聪明和努力，或者拥有人力资本，他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过，包括认知能力、人力资本、动机、政治资本甚至性格特征在内的全部的微观个人属性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成就。与人力资本视角对应的是嵌入性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强调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强调经济的社会文化嵌入性（Granovetter，1985）。社会地位晋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不仅受个人特征的影响，也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会有助于一个人获得对职业有利的信息、信任和人情（Granovetter，1973；B ian，1997；Lin ，1999；Powell Smith2Doerr，1994；边燕杰、李煜，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这些非正式的因素可能影响到是谁最后得到晋升。边燕杰发现，城市中的人们倾向于利用强关系和人情网络来获得工作，而人情关系在市场转型中也没有被削弱（B ian ，1997；边燕杰、张文宏，2001）。

由于凤凰男的根基不在城市，他在城市中的社会联系，如家人、亲戚、同学、邻里关系网络比较少，因此，城市出身的人比凤凰男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晋升中也更有优势。特别在晋升高级身份（职称、行政等）的时候，他们在工作能力上同样优秀，从而，与凤凰男相比，城市出身者在从中级晋升高级的时候处于优势。

从人力资本视角看，凤凰男会在晋升中占据优势；而从社会资本视角看，他们则处于劣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种视角都有其合理性，在我们关注的凤凰男身上，我们假设他们将更可能凭借其人力资本和工作表现而避免失业、获得晋升，但由于缺乏社会资本而不太可能晋升到高级地位。由于专业职称晋升较多地依赖人力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我们假设凤凰男会在职称晋升上有所优势。

三、数据和变量

…………

五、讨论和结论

吴晓刚（2007）在一篇文章中描绘了“成功转变了户口性质的人的极度向上流动”现象，即农转非人口更容易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而不是“常规非体力工人”，并指出户籍制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果仅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出身农村的凤凰男很容易成为“专业人员”。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故事。如果从代内流动和级别晋升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凤凰男在其事业生涯上与城市出身的人相比呈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不容易沦落到底层；第二，他们在专业职称上更容易获得晋升；第三，他们要从中级晋升到高级很难；第四，他们很难（在体制内）获得行政晋升；第五，他们很难在体制外获得高级管理职位；第六，他们很容易获得专业职称晋升，即使是获得高级职称也没有太大困难。

显然，凤凰男已经飞出了农村，并在城市中从事体面的工作，有一定的地位。与他们的农村中学同学相比，甚至与他们的城市大学同学相比，他都不属于最差的一类。不过，他们却只是在城市低空中徘徊，难以有一飞冲天的机会。除了在专业职称获得上有优势外，他们无法得到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上真正的稀缺资源：体制内的行政级别和体制外的高级管理职位。

数据分析基本上支持了我们根据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对凤凰男提出的一些假设，特别是凤凰男在专业职称晋升高级上的优势很能说明问题。不过，对于他们在体制内行政级别晋升和体制外晋升高级管理职位上的显著劣势，则可能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能够完全解释的。我们猜测，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也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吴晓刚提出的“极度的正向选择”筛选出来的人，不仅聪明能干，也在其他方面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由于害怕被“打回原形”而谨小慎微，以及农村传统观念与城市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突等等，这些都可能对他们在某些领域中的事业生涯产生影响。

虽然他们已经成功地突破了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却可能在他们身上留下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