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理解，低收入人群可能会存在收入方面的焦虑。因为他们受教育水平可能相对较低，年轻时可以在城市靠体力赚钱，但到中年之后，体能下降、家庭的负担加重，越来越没有竞争优势，容易产生强烈的焦虑心理。但出人意料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也普遍陷入了收入的焦虑之中。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让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讨论日益激烈。

焦虑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收入在整个社会处于中等位置的群体，通俗点说，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大致可将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

从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来看，他们大多与改革开放同龄，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终于在城市里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大多数中等收入者没有经历过他们父辈记忆犹新的物质极度匮乏年代，他们既羡慕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草根英雄”，也憧憬西方中产家庭的高品质生活，这些极大抬高了他们生活的期望值。而自身工资与物价涨幅的落差，高昂的房价、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生活成本，使得现实与这个群体的梦想似乎格格不入。

对大多数中等收入者来说，一年能存下来的钱都不够买几平米房子、不够享受一次旅行、不够看一场大病。“房奴”、“车奴”、“卡奴”、“病奴”、“孩奴”都是基于他们的生存现状而出现的锐词。在高房价、高物价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丝毫感觉不到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层应有的体面与自由，焦虑成为这一群体的普遍心态。

什么让他们如此焦虑？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焦虑不仅是因为自身收入的现状与消费预期之间的落差所导致的一种心理失衡，也是对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成本加大等状况的切实反映。

对自身的收入情况，中等收入群体显得忧心忡忡。 “就我那点存款，如果国家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我立即就一文不名了。”“虽然工资低，还老加班不给钱，但还是不敢换工作啊，现在工作难找啊，我每个月都要还房贷呢。”这些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中等收入群体内心对自身收入的无奈和不安。

在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人收入的增速多年来都未能跑赢GDP。虽然中央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很多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仍低于当地GDP的增速。

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却在不断加大。房价畸高、物价上涨、子女上学难、老人看病贵、社保不健全、户籍有“门槛”……中等收入群体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有限，而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直接诱因。

焦虑症结何在

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和引起关注的。去年媒体对“普遍存在的弱势心态”的探讨和“焦虑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等评论都涉及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问题。结合这些探讨和评论，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收入有限、能力有限，而是他们面对现状的无力感：他们买不起一套房子、养不起一个小孩、生不起一场大病、不敢换现在的工作……但为了结婚，房子不得不买；结了婚，小孩不能不养；生了病不得不看；经济不景气，工作由不得你不换……结婚买房、生养小孩、看病等都是生命中的一些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消费问题。虽然其中一项往往就可能透支一个中等收入者半生积攒的财富，但他(或她)无从选择。中等收入者因房、因病等随时都有返贫的可能，这使得他们疲于应付。而中等收入者无力决定买房、养小孩和看病的成本，自己的收入也基本固定。因此，在房价、物价居高不下，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及时跟上的情况下，中等收入者们的安全感无处安放。面对生活沉重压力所导致的无力感成为焦虑的深层次根源。

虽然中等收入群体被视为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由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演化而成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社会的“衡器”。一些学者对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寄予厚望，认为无论是扩大内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建设“橄榄型”社会、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亦或是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离不开中等收入群体这一中坚力量。但在现实中，所谓的中等收入者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还为基本的生活消费所累，不能完全发挥中产阶级“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功能。只有当基本生活方面的焦虑远离了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中产阶级才能大量出现，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收入增长缓慢、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中等收入群体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如何缓解焦虑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常处于焦虑之中，只不过因为他们的社会保障体制较为健全，基本生活消费方面的焦虑没有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那么普遍。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现象是较为正常的。这恰恰说明社会和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充满无限希望和可能，是社会上升期个人“自我实现不足”的正常反映。可以说，属于“成长的烦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还停留在基本生活问题上，且导致其焦虑的原因多是社会性的，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帮助来解决。因此，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虽然无法在短期内根除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但是需要通过内外合力来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尤其要减少基本生活消费所造成的焦虑，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不断提升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品质。

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首先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规划、合理消费。中等收入群体自身收入的增加、买房、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可以通过合理的人生规划部分得到解决。如对于超出当下的消费能力的消费欲望要合理控制。再如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把握机遇，使收入有所增长等。

对政府而言，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减负”和“增收”两个方面。所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政府应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改革来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存压力，给与其更多的增收、减负的空间。

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期，普通民众对相关改革举措的推出有着一定的期盼。人民论坛网在今年两会期间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要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随后的政府工作安排也将出台收入分配的总体方案作为今年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期待相关举措的出台真正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让他们能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