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客观上成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奠基。真理的“实践”标准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使得意识形态过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左倾思想严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国家贫困落后、国民经济被极大摧残，濒临崩溃。而改革开放之“改革”，一方面是国家经济战略的全新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对旧有思想禁锢的反抗与冲破。在此意义上，“实践”代表了全民反抗思想僵化与教条主义的决心，其作为“改革”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意义。

其次，1978年的中国社会转型缺乏必要的实战经验与理论积淀，甚至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市场经济这块试验田究竟该怎么种，以及它今后究竟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没有人知道答案。这一步棋的确是开创性的，可谓是机遇与风险并重。在那个非常时期，现实困境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摸着石头过河，从实战中一点点地积累经验。于是，“实践”扮演着为理论建构提供第一手经验材料的角色，其也就必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然而，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时代内涵，而将其教条化、狭隘化。于是，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内涵被误读，实践的重要性被过度凸显，理论的意义被人为弱化。这种误读的直接表现，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丰功伟绩下，表现出了一种发展的盲目性与投机性。实践的过度优先与理论的相对缺席，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隐性屏障。至于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究竟被误读为何意，笔者认为有以下内容值得探讨：

其一，“实践”被误解为“小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以致用”的传统，但这里的“用”应该是一种“大用”，是一种面向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并给予回应的方法。任何理论只有在治国为民的高度发挥作用，才算是真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本为“大用”并无不妥。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将实践中的“大用”狭隘成“小用”或“日用”，以为评价一种理论的优劣，根本在于其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用，能够用得上的就是好理论有价值，而用不上的则是“务虚”，没有意义。这样就让“实践”常常沦为“庸俗经验主义”。事实上，所谓一种理论对人们的生活是否有“用”，并不是看它能否在需要的时候拿来即用，也不是将它的目的限定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而是看它能否在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历史脉动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不难发现，在很多领域，越是成熟深刻的理论体系，越是抽象晦涩，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越远，甚至完全没有“日用”的可能性，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

其二，“实践”被描述为一种功利主义诉求。不得不承认，“功利目的”取代“实践”成为真理的标准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个取代的过程已经缓慢开始，用实践检验理论正在成为一个面具，其潜台词则是这种理论是否能在短期内迅速收到实效。毫无疑问，在一个讲求效率的社会，我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理论，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套创造财富的行动指南。那么，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给人类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它加强了我们的武器装备(伽达默尔语)，让我们口袋中的钱越来越多;其二，它削弱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生命的本初意义上变得格外贫穷。

其三，“实践”让理论成为理想主义的幻想。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一个论断或意见是“理论”的，也就意味着它仅仅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才是可实现的。思维活动无阻力可言，似乎理论本身成为理想，其与现实操作注定是脱节的。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上形成了一种对理论的偏见，将其视为一种对现实情况毫无知觉的、不负责任的意见。然而，笔者认为，恰恰是理论的这种“向上看”的理想姿态，才是它能够指导现实实践的根本原因。理论具有超越现实操作的局限性特征，使它能够比实践活动看得更远，从而在方向与路径上校正人们的实践之途。理论对于实践的超越，就是在于其能够从一个“可能性”的高度帮助人们把握现实世界，丧失了理论引导的实践，必然走向盲目。

我们虽然强调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但依然需要实践来作为整体语境，否则这种讨论就是无病呻吟。正如我们讨论理论自觉的重建，依然要在实践层面上展开，才能具有自我生动的意义，理论自觉才能被“现实的重建”。正如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论断所言，“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最终目的上，理论与实践的异质同一才是必要的和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