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转移理论和民主世系理论是研究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问题比较有影响的理论,但两个理论在逻辑解释和经验论证方面均存在缺陷。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替代性理论解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深化对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大国;崛起;体系战争;权力转移

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国家相对力量的发展和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历史学家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在总结古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长久。”[1](Ｐ 4)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总有一些大国会依靠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2](Ｐ 1-2)推动国家实力的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的逐渐增大,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言的大国崛起。

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往往是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扎卡利亚(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指出,综观历史,在国际生活中,像新兴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那样有规律或引起混乱的事件并不多。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和战争。[3](Ｐ 1)

大国崛起与战争相伴相随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也给研究人员留下了深深的困惑: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大国的崛起是否必然会导致战争?卡尔则把“和平变迁问题”确定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困境。[4](Ｐ 208-223)为此,许多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曾进行过孜孜以求的探索。这些研究以不同的理论根据,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假说。本文试图对其中两个较有影响的理论提出质疑,进行批判,为下一步研究寻找方向,奠定基础。

一、核武器无法抑制体系战争?

权力转移理论是讨论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关系较有影响的国际战争理论,其核心解释变量是大国相对实力关系变化和崛起国对现状的评估。该理论认为,体系战争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体系大国的崛起使其与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5](Ｐ 61)主导国可能进行预防性打击,而崛起国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发起进攻。如果崛起国对体系现状不满,那么当其实力赶上或超过主导国时,它将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一旦主导国拒绝这一要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这样的战争会相当激烈,因为战争将决定体系领导权的归属。[6](Ｐ 25)那么,在核背景下,权力转移理论是否适用,即如果主导国和崛起国都是有核国家,那么当崛起国实力赶上或超过主导国时,双方是否会爆发核战争?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依然适用。[7](Ｐ 146-152)也就是说,如果崛起国和主导国都是核国家,那么当两国核力量(连同常规力量)趋于平衡时,两国之间不但要爆发战争,而且要爆发核战争,其原因在于不满现状的崛起国会借助核能力改变体系现状,而主导国并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其利益是维护现状。因此,要想保持体系稳定,避免核战争,主导国必须拥有实施大规模报复的核优势。如果优势在不满现状的崛起国一方,崛起国必然会发动核战争打破现状。根据上述逻辑,他们运用反事实推理提出,如果苏联首先拥有核武器,核大战早就爆发了,并预测本世纪中国实力赶上美国时,如果双方找不到解决分歧的方法,也可能爆发核战争。此外,这些学者还以美国应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政策为例来说明主导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挑起核战争。

不难看出,权力转移理论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理论,使用的分析工具则是理性选择。本文力图采取相同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结合经验证据,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上述论断提出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假定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分析单位,其特征是理性的单一行为体。所谓理性是指从前提推断出结论的能力。在决策方面,就是行为体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政策方案时,能够根据现有信息,选择最有效和最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或获得最大价值。[8](Ｐ 92)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理性是实质理性,即不要求对行为体的复杂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有详细的了解,国家的利益目标是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决定的。一旦利益目标确定,国家会依据成本-收益计算,选择能最大限度实现利益目标的手段。还需指出的是,国家具有实质理性并不是说国家的决策永远正确,只要行为体能把手段和目的联系起来,并有意识地选择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它就是具有实质理性的决策者。[8](Ｐ 93-94)

依据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我们可以推知主导国、崛起国(不论对现状满意与否)都是具备实质理性的国家,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决定了各自的核心利益,分别是维持现状(维持霸权地位)和改变现状(建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新的体系安排)。显然,发动核战争是国家实现利益目标的手段之一,所以要验证权力转移的推断成立与否,其关键问题是考察发动(不发动)核战争能否服务于一国的核心利益目标。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主导国不会发动核战争,原因是维护体系现状是其最大利益,而不满现状的崛起国会发动核战争,因为它要改变现状,谋求本国更大的利益。

仔细推敲,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推理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双方都是理性行为体,崛起国可以通过核战争改变现状谋求最大利益,为什么主导国在核心利益面临巨大威胁(体系现状难以维持)时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段呢?权力转移理论虽没有明确说明,但其潜在的解释逻辑却很清楚,那就是核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且难以控制,有可能彻底破坏体系现状,从而极大地损害主导国的核心利益,所以具备实质理性的主导国不会选择首先核武器,发动核战争。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具有实质理性的崛起国发动核战争,冒本国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体系不复存在的危险,它图的是什么?我们承认,改变现状是崛起国的核心利益,但选择一个可能葬送自己、消灭本国利益目标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崛起国还是具有实质理性的行为体吗?由此可见,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假设明显违背了其理论假定,逻辑上难以成立。

此外,现实中也存在着与假设不符的重大反例。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在欧洲地区部署了重型多弹头战略导弹和多弹头中程导弹,导致全球战略平衡和战区战略平衡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倾斜,但苏联并没有发动核战争,尽管它明确表示,如果核战争迫在眉睫,它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战略。[9](Ｐ 362-363)

综上所述,不满现状的核大国崛起后会发动核战争这一假设并不成立,这不仅因为假设存在着重大经验反例,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假设明显背离了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假定,即从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假定出发不能逻辑地推导出理论假设。从分析过程看,这一逻辑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研究人员在推理时把国家对现状不满偷换成了国家不具有理性。

二、民主制度可以抑制体系战争?

莫德尔斯基的“民主世系”(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ｉｎｅａｇｅ)理论提出,民主世系国家之间的体系权力转移可以避免体系战争。[10](Ｐ 216-217)其核心观点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一定时间内,总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国家,成为民主发展的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之间构成了一个文化继承体系,传递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方面的知识,并将其作为范例扩散到国际体系中。17世纪以来,民主世系国家的次序依次是荷兰-英国-美国。

民主世系国家之间的体系权力转移,其对抗相对会温和些,其原因有三:一是衰弱的霸主发现新霸主与自己政体的相似,继承并改进了本国已有的体系制度安排,因而颇感欣慰,从而降低了对抗强度;二是衰弱的主导国通过金融投资、贸易、移民和政治思想移植对新主导国产生影响,这种角色强化了“欣慰”因素的作用。第三,衰弱的霸权要维护其建立的现状,所以更关注那些最具威胁的挑战,而将与世系国家内的冲突放在较次要的位置。而现实往往是,主导国家最后因维持现状耗尽了实力,为世系内的新主导国接替领导地位创造了机会。

仔细推敲上述理论逻辑,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首先,理论的核心逻辑难以证伪。理论强调,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制度相似性,使主导国感到“欣慰”,从而降低了对崛起国的敌对强度,但这一假设很难证伪,即怎样衡量“欣慰”的表现呢?如何确定是“欣慰”起了作用呢?如果说对抗程度低就反映了“欣慰”,那么理论的逻辑不就成了循环论证了吗?

其次,理论没有明确区分体系层次变量和单位层次变量对主导国政策选择的影响。体系结构会对国家产生结构压力。尽管结构因素不能总是决定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果,但仅用单位层次上的变量说明主导国的决策动因而忽视体系变量,我们就无法确定体系层次变量是否发挥了作用,更无法确定单位层次的变量与体系层次变量哪个更为重要。[11](Ｐ 473)

再次,经验验证缺乏说服力。理论并没有说明判断对抗“温和”与否的标准。如果以尽量避免采取武力衡量,荷兰和英国的海上霸权转移是通过三次战争完成的,而且头两次战争都是荷兰发动的,[12](Ｐ 37)看不出制度相似性带来的“欣慰”发挥了作用;英国视美国对其威胁较小也并非出自两国制度的相似性。如果以权力转移期间,双方之间没有爆发体系战争衡量,英美虽没有成为体系战争的对立双方,但都卷入了体系战争,而理论却无法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没有德国的两次挑战,英美是否还能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决定了主导国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崛起国对自身权力地位的冲击,更不可能主动的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崛起国。也就是说,主导国容忍、接受崛起国权力的扩张并不能由自身的好恶决定,更不是一个自主自愿的过程,而取决于客观环境和压力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崛起国对主导国核心利益的冲击程度。主导国实力一定的情况下,崛起国的权力扩张对主导国的核心利益冲击越小,主导国对崛起国接受程度越高,其奉行合作性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两国也越有可能实现战略关系的缓和。二是主导国遏制崛起国的能力。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能力塑造意图,相对能力的变化必然会对国家的政策趋向产生直接的影响。[11](Ｐ 473)只有主导国确信无力遏制崛起国权力扩张时,它才会被迫接受崛起国的崛起,奉行合作性战略,进而降低对抗的强度。导致主导国遏制能力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能力资源下降,这主要取决于本国的发展速度;二是能力分散,其分散程度主要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相对于两极格局,多极格局下,主导国需要应对的战略矛盾更多,实力分散程度相应也越高。

历史事实也表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英美实现战略缓和,关键原因在于美国对英国的核心利益未构成威胁以及英国基本失去了遏制美国的能力。19世纪英国的主要对手遍及全球:亚洲有俄国,西欧、非洲,先有法国、后有德国,北美和中美洲则是美国。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西欧和亚洲一直更为重要;北美总是位居次席或第三位的战场。因此,在英国对手的排位中,美国的位置要低得多。19世纪末,德国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和全球海上优势的威胁越来越大,极大分散了英国的注意力。两害相权,英国认为德国的威胁更为巨大,而且是能够应对的威胁,因此最终把焦点集中在德国而非美国上。[10](Ｐ 329)20世纪初,同样的原因还导致英国积极支持专制政体的俄国复兴实力。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和德国逐步崛起,工业能力先后超过英国,英国的经济霸权逐渐丧失,在工业、商业、殖民地、海上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强的竞争压力。由于相对能力优势丧失,19世纪90年代前后,英国不得不先后向崛起的德国和美国做出让步,缓和对抗强度。[12](Ｐ 281)但英国对美国的缓和更加坚决,并最终实现了战略缓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相对于英国的实力优势更大。1900年,美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是23.6%,英国为18.5%,而德国仅为13.2%。1910年,美国的相对份额升至32%,而英国则降至13.6%,德国的份额仅略高于英国为14.8%。[12](Ｐ 245)美国的地理优势则弥补了其军事上的劣势。19世纪50年代美国领土横跨两洋之后,英国就已清楚地意识到,不但对美国进行军事遏制难以实现,而且难以抵御其对英国海上贸易、殖民地加拿大或西印度群岛的进攻。[10](Ｐ 206)此外,多极结构下,英国要应对的敌国较多,能力资源被迫分散,进一步削弱了其遏制美国的能力。

上述研究表明,民主世系理论的假设难以证伪,变量选取缺乏有效的控制,经验验证上也缺乏说服力,不能有效的解释大国权力转移过程,没有爆发战争的原因,而作者根据现实主义基本理论推导出替代性理论假说则可以对英美之间的和平转移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小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理论批判的目的是为新的理论发现奠定基础。权力转移理论提出假说,认为体系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向主导国有可能发动核战争。本文较充分地说明了该假说的虚假性,但并没有证明另一假设为真,即核背景下崛起的核大国与主导国之间可以避免战争。在核大国崛起过程中,核武器的存在对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安全矛盾的演变及其最终解决方式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体系主导国家是否会利用核优势,介入常规战争,压制崛起大国的实力扩张?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研究问题。

在对民主世系理论的批判中,我们找到了能够较为充分解释英美之间实现体系和平转移的变量,即崛起国对主导国核心利益的冲击程度和主导国遏制崛起国能力。但这一理论框架能否解释其他体系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关系的演变,还有待于进一步严密的逻辑解释和扎实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核背景下,即崛起国与主导国都是核国家的情况下,这一理论解释是否适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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