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1912年4月15日，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R. M. S. Titanic，现在通译为“泰坦尼克”，鉴于本文多引民国文献，故仍延续民国时的译名“铁达尼”）因撞击冰山而沉没。一百年来，与铁达尼相关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生还者在获救之初即开始讲述灾难中的遭遇，并被连篇累牍地登载于报刊；十数个以Titanic命名的网站提示着今日热衷钩沉铁达尼故事的人相当多，铁达尼迷（Titanic Buffs）以多如牛毛著称。不过，正如哈佛大学史家Steven Biel所陈，百年来人们关注铁达尼的基调是卡梅隆（James Cameron）式的灾难加浪漫，而不那么在乎“历史的真实”[Steven Biel, “Review: Titanic by James Camer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3 （Dec. 1998），pp. 1177-1179]。他本人撰述的《铁达尼灾难的文化史》，恰从历史记忆角度诠释了铁达尼形象在美国社会的建构，是少有出自史学研究的佳作（Steven Biel, Down with the Old Cano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itanic Disaster,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今日华语世界对铁达尼似乎只有一种印象，即卡梅隆导演的电影《铁达尼号》。电影的桥段还被编入教材（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组编著《初中语文》第6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但学术界对此无人问津。很少有人知道铁达尼上中国乘客的故事，更不必说有关他们的各种传闻触动着文化、种族的敏感神经。1936年，题为《铁达尼上的国耻》的文章就是一例。作者在文中讲述了多位乘客在铁达尼遇险时的表现，但其结尾提到：
在妇孺乱哭乱喊的混乱声中，男子大多颇为镇静。救生艇放到海中去时，大家都没命向救生艇冲去，船上职员为维持秩序计，在大挥拳头之余，并向天空放了三枪，情形才和缓下来。可是在这时候，丢尽中国人面子的事发生了。……“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
这是《哈柏士杂志》上所说的。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洪鹄《铁达尼上的国耻》，《西风》第二期，1936年10月1日，147页）
这份文献对国耻的言说，正是近代中国读书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的一种表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51-252页）。这种倾向往往虚实结合，易趋偏执，并左右后来人的判断。而把文献放置到相对广阔的背景中，将有助于认知此类话语的意义。因之，本文将考实中国乘客在铁达尼灾难中的经历、事后各种有关中国乘客的传闻及其产生的微妙的历史影响。由于这些材料稀少而分散，还不能重建每一个细节。因此，本文部分数据来自“E-考据”（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4-65页），而互联网提供的知识图谱（knowledge map）本身就值得研究。
根据铁达尼所属白星公司（White Star Line）的档案（Contract Ticket List, White Star Line 1912, NRAN-21-SDNYCIVCAS-55[279], New York: National Archives），铁达尼上共有八位中国乘客：Lee Bing、 Chang Chip、 Ling Hee、 Ali Lam、 Choong Foo、 Fang Lang、 Len Lam、 Lee Ling。他们全部是男性，基本认定均来自香港，同属英国另一个船舶公司Donaldson Line的员工，均是船上烧煤的司炉工（fireman）。由于缺乏香港的文献（或许这批劳工就没有档案），他们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清楚。
铁达尼于1912年4月10日中午十二点在英国南安普敦港（Southampton）启程。由于此前南安普顿港煤炭工人罢工，致使许多邮轮无法正常航行。所以，这八位中国人没有乘坐自己公司的邮轮，而买了铁达尼的船票。他们结伴而行，共花去五十六镑九先令十一便士，购买了编号为1601的三等舱。有传闻中国乘客逃票，但实际上他们付足了船资。铁达尼的三等舱票价不一，平均约七点四六镑，包括住宿、用餐与饮料。对三等舱的乘客而言，票价大致相当于他们两个月的工资（Rebecca Aldridge，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New York：Chelsea House，2008，pp. 26-30）。
4月14日二十三时五十分，铁达尼与冰山相撞，15日二时二十分沉没。期间的一百五十分钟，决定着船上每个人的生死。铁达尼共配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二十个救生艇。其中，应急救生艇（emergency cutter）两艘，每艘可载四十人；标准救生艇（standard lifeboat）十四艘，每艘可载六十五人；折叠式救生艇（englehardt collapsible lifeboats）四艘，每艘可载四十七人。理论上讲，铁达尼的救生艇可载一千一百七十八人，但仅是当时船上人员的一半，而且危急时刻并不能正常装载。最后获救者仅七百余人。
船上的八位中国乘客，Len Lam与Lee Ling遇难，他们一个二十三岁、另一个二十八岁。其余六位Lee Bing、 Chang Chip、 Ling Hee、 Ali Lam登上了C号折叠救生艇，Choong Foo登上十三号标准救生艇，Fang Lang登上十四号标准救生艇而获救（据http://www.encyclopedia-titanica.org/titanic-third-class-passengers/ 整理，2012年2月25日上网）。
4月15日四时十分，“卡帕西亚号”（Carpathia）到达事发地点，救生艇上的乘客陆续转移到船上。此时，获救者开始接受调查与访谈，并被报纸以及后来的各种传媒所登载。
4月18日，“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在此之前的15日，《纽约时报》等报纸即已刊出了铁达尼遇难的消息。然而，许多报道失实，甚至有报纸声称铁达尼全船人幸免于难（Rebecca Aldridge，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p. 64）。至于生还者的口述，也先于他们到达纽约，这种主观性的陈述更不免走样，有关中国乘客的故事亦是如此。
中国最先报道铁达尼失事的是4月17日《申报》的一条译电：
有汽船两艘，俱接白星汽船铁唐里克号之无线电音，谓该船与冰山互撞，现将沉没，船中女子已入救生艇。（柏林）（《申报》1912年4月17日，2版）
次日，《申报》要闻登载了铁达尼事故，并介绍了铁达尼的基本信息，Titanic又被译为“铁台里克”（ 《英国大商船遇灾详记》，《申报》1912年4月18日，2-3版）。这些消息大多转自电报发送的英美报纸。4月19日，《申报》再发译电一则：
铁台里克船上之办事人异常可敬。盖当事危之际，照料妇孺登救生艇，然后船长及多数办事员均与船同尽。（伦敦）（《申报》1912年4月19日，2版）
铁达尼沉没后，妇女小孩优先登艇、有序组织乘客登艇，以及船长、船员包括乐队随船沉没成为各类报纸努力表彰的主题。《纽约时报》就在头版用副标题提示“妇女与小孩优先”，并登载了船长史密斯（E. J. Smith）的大幅照片（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6, 1912. p. 1）。《申报》亦转引乘客皮斯莱的叙述，用大字显示“妇女安然入艇”、“未见紊乱秩序”及“镇定如恒”等内容（《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申报》1912年4月21日，2-3版）。
然而，据目击者的叙述，中国乘客在遇难时的表现却颇显格格不入。4月22日的《申报》，在提及发报员、船长以及其他乘客坚守职责或坦然面对死亡之后，笔锋一转：
铁台里克号遇难时之情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谓颇为镇静，或谓秩序极乱。内有数客，因争欲入艇，几将发狂。戈登夫人最后入艇，据称，船上之客有欲奔跃入艇内者，为船长以手枪驱回。轰倒数人，秩序始复。艇将离船，尚有一人意图跃入，即遭击毙，堕尸艇中。
接着就出现了有关中国乘客的报道：
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内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压烂而毙。（《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续昨）》，《申报》1912年4月22日，3版）
《申报》这篇报道当然又是选载欧美报纸而成。甚至这里先强调有秩序，紧接着讲述中国乘客的无秩序的结构安排，都与《纽约时报》非常相似：
大多数幸存者都像对待船员那样，高度赞赏男性乘客的作为。
然而，据另外的幸存者说，在船的其他地方，场面相当混乱暴力。几个中国司炉工抢在妇女登入前，涌进救生艇。并试图霸占至少一个座位，甚至扒掉周围一位乘客的救生衣。（“Survivors' Tales from the Titanic”，《纽约时报》，1912年4月19日，2版）
前述《申报》两名中国乘客被压烂而毙的报道，目前还没有找到欧美报纸的对应来源，但通过互联网搜索Chinaman加crushed就可以看到这一信息一直流传在各种铁达尼的叙述中。事实上，关于中国乘客的传闻版本还不止此一种。比如《纽约时报》就引述亨利夫人（Mrs. C. E. Henry）的话：“中国人和司炉工，在小艇还没有放到水上时就躲在救生艇底部。”（同上引《纽约时报》文）又如同一天另一家报纸引述了自称“卡帕西亚号”乘务员Geoge Travis的采访：“两个中国人被船上的军官击毙。他们试图冲进装载妇女小孩的救生艇。”（New York American, April 19, 1912。美国铁达尼研究学者George Behe提供了这一材料，谨致谢意！他曾经见到过报道两名中国人被压死的报道，并认为这条材料与那个报道有关。）
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口述，似乎可以拼贴部分中国乘客的经历。比如，两名中国遇难者是否因为抢占位置而被击毙而不是随船溺死？是否死难的两名乘客就是与四名中国生还者同在C号救生艇而确实被压死？由于证据不完整、不严谨，这些推论既不能否定，亦无法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乘客不礼让妇女小孩的举动引起了不小反响。《纽约时报》就专门在新闻报道外辟出空间，作了题为《反其道的中国航海规则：若遇铁达尼灾难妇孺则最后获救》的短评：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4月17日——美国对华商业协会特别理事亨利今日在克里夫兰表示，假如铁达尼是中国船员操控的中国船只，妇女和小孩将无法获救。
他说：“对一艘中国船只而言，它的规矩就是先救男人，小孩次之，妇女最后。道理是，男人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父母可收养小孩，而妇女没有丈夫则会一贫如洗。”（“China Reverses Sea Rule：Women and Children Saved Last in Disaster Like the Titanic”，《纽约时报》，4月18日）
这种解释当然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某些现象，但问题在于这种规则与妇孺优先相比，被视为非常不好的价值标准。
与《申报》一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在最新一期讲述了铁达尼灾难，起头一段就提到：
当此危险之时，明知死在目前，仍能谈笑从容，彼此相让。不但上等人如此，下至工人水手也能如此。令人不暇为之伤感，倒起了一片可敬可爱之心。此便是铁达尼船在大西洋遭难一事的总批评。（《记铁达尼船载大西洋沉没事》，《少年》第十一册，1912年5月1日，2页）
《少年》杂志自谓作“教育之补助”（《少年杂志缘起》，《少年》第一册，1911年2月1日，1页），实际上这只是铁达尼灾难作为国人“教材”的开始。1913年，商务出版的《新国文》就把铁达尼灾难编入教材，而且连续两课共五课时，直到1924年商务版《新撰国文教科书》还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铁达尼邮船遇险记》（一）、（二），缪天绶编纂《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9月六十五版，41-43页〕。与前述今日教科书不同的是，当时课本乃记铁达尼遇难本事。第一课记撞击冰山前的故事，第二课则分别记述船长、乐队、船员在沉没前的行为举止：
是役也，船员无不以死守职，秩序井然。旅客之舍身救人者，不可胜数。妇女亦镇定，罕闻啜泣声，间有依恋其夫，誓不愿行者，船员亦听之，不相强也。〔《铁达尼邮船遇险记》（二），《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43页〕
前引《少年》杂志有段落即云：“此时妇女们亦有依恋丈夫，愿与同命而不肯先上小船者，船员亦听之。”（同上引《少年》第十一册，6页）对比文字内容与所载铁达尼遇难图片可知，前者乃藉由后者加工而来，也一如既往地强调秩序井然与乘客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在与之配套《新国文教授法》中也可以看到，编者将两课授课目的分别写成“述铁达尼之规模宏敞”与“述遇险后之情形，使学生知临难时之处置”，并尤其让教师提示学生：
男子退后，妇孺登艇，死生存亡在呼吸间，而能穆然退让，不违船长之命令，欧人守法，可见一斑。
以及“不肯苟且偷生”、“舍身尽职”云云。（谭廉编纂《高小新国文教授法》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17-19页）
《申报》还能报道关于船上秩序“莫衷一是”的说法，教科书则于秩序混乱全然不提。所谓“欧人守法”，正被引为国人道德的新标杆。而一旦这种道德价值被树立起来，则秩序混乱乃至中国乘客的坏形象将不堪入目。
在美国，铁达尼的各种故事也不断被人们讲述。美国《纽约时报》的编辑、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获得者汉森（Hanson Weightman Baldwin，1903-1991）就是一个例子。他撰写的《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是铁达尼灾难后较早而全面介绍此事的文章。无法确定他是否直接抄袭了过去的新闻报道，但汉森却不忘在文中提到四位中国乘客的事：
Aft, the frightened immigrants mill and jostle and rush for a boat. An officer's fist flies out; three shots are fired in the air, and the panic is quelled ... Four Chinese sneak unseen into a boat and hide in the bottom.[Baildwin, Hanson W.，“R. M. S. Titanic”，Harper's Monthly Magazine，vol. 168, no. 1 （Jan. 1934），p.174]
从句意、标点符号到杂志名称可以确知，这篇文章正是前述《铁达尼上的国耻》一文的直接来源。用“鬼鬼祟祟”翻译sneak并没有在词意上夸张，这也正是洪鹄在文中直呼“奇耻大辱”的原因。而《铁达尼上的国耻》一文发表在《西风》杂志“冷眼旁观”栏目中，丝毫不足为奇。这份刊物由林语堂等人发起，希望从译介西方杂志文字中“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林语堂《西风发刊词》，《宇宙风》第二十四期，1936年9月1日，583页）。这个认识过程，几乎无法避免中西文化差异的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判断与对中国“事实”的落差带来的紧张。而《铁达尼上的国耻》仅是其中一个点罢了。
或是为了让学生体验历史的现场感，汉森的文章被编入美国文学教科书中，其所在课程单元名称就是“在那里”（Bing There）（由于教科书不断再版，这里仅举一个版本。 Robert E. Probst; Holt Rinehart & Winston, Elements of Literature: Grade 10, Austi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2000, pp.388-406）。无法确知真假交织的铁达尼叙事会带来何种影响。当今日中国人基本遗忘铁达尼上的中国乘客时，《铁达尼上的国耻》那种情绪却不见得完全消逝。有两位出生在香港的人都对铁达尼上的中国乘客感兴趣，Hydie Cheung声称出生以来就对遭遇灾难的中国乘客有一种“特别的感觉”（special feeling）（Hydie Cheung，Any info regarding to the 8 Chinese passengers??, July 1, 2003. http://www.encyclopedia-titanica.org/discus/messages/5811/69126.html，2012年2月22日上网）；而另一位叫Nancykwan的话恰可为这种特别的感觉作注，他对八位中国乘客六位生还的高获救率感到奇怪，“我猜他们出于生存的本能而设法登上救生艇。我跟我父亲讲了，他表示同意，并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It's just part of our culture）’”（Nancykwan, Chinese Passengers, Dec. 26, 2009. http://titanichistoricalsociety.net/forum/viewtopic.php?f=97&t=517，2012年2月22日上网）。
现有材料无法还原六名中国乘客得以生还的过程。事实上，事后目击者并不严谨的口述、经过中外文献层层过滤后生产的国耻以及仅关心影片的国人都表明，事情的“真相”已不重要。
这些演绎，情节不尽一致，但其结构却基本不变：都凸显着秩序中的例外，都触动着价值差异的神经，甚至是建构着价值差异。演绎的取材不必尽合真实，但演绎本身却成为真实，并产生着微妙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