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学是当今社会的一门显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疑多了一份荣耀和自信。但是经济学不是一门容易掌握的知识，那些属于前沿的高深理论和复杂的数学模型让人望而生畏，自不待言，即使是属于常规性学科知识的部分对于数学基础不好的初学者来说也成为一个不低的门坎。

对于想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最困难的未必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成为职业的经济学家，当然必须要经过专门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只想尽可能准确而且迅速地接触到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那么除了认真学习教科书上的内容之外，选择性地阅读经济学大师们的经典乃是非常有效的途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许多今天已经成为大师的那些人的切身体会。

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教科书是无足轻重的，经典文献最重要。高水平教师的标志并不在于他在讲台上讲解理论的水平，而在于能否开出一份高水平的阅读书目。此话虽然有所偏颇，却有相当的道理。教科书固然重要，但它却不能代替原著。两者的功用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注重体系化的知识和成熟的知识，后者则体现着鲜活的思想。即便经典著作的“精髓”被成功吸收进了教科书，教科书仍然不能代替经典。因为，阅读经典，乃是与大师的对话，这是读教科书所不可能有的体验。成功的教科书不应该有知识上的歧义，而经典则可以作多种解读。

在我教书的20多年里，接触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真正对人生有所思考，在理论上有所成就的寥寥无几。真正出色的学生多半是那些不拘于教科书的内容，而到处出击寻访、阅读经典著作的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支持课外阅读的理由。我经常询问学生对教科书的态度，若学生感到书上内容尚且多到无法应付，哪来时间看别的东西，可以断定，这样回答我的学生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几乎不可能。那些完全不满足于使用教科书，要求教师提供其他阅读材料的学生，至少他对这门学科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我敢说，这类学生更有造就的可能。

我们读大学的时代，接受的经济学基本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拿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看，这种理论已经非常陈旧过时了，但是我们至今对于这门学科的印象非常深刻。原因当然不在于我们背教科书的功夫下得多深，而在于我们是通过《资本论》来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对于一个真正需要掌握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来说，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取代《资本论》。那时，我们不仅读《资本论》，还要阅读大量的马恩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虽然至今，我仍然未敢断言自己已经完全读懂，但与那些只背过《政治经济学南方本》、《政治经济学北方本》的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相比，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更加深入一些，对此我有充分的自信。大学的教育与中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区别，也许就在于中学是老师教学生“背”书，而大学是教人自己“读”书。作为大学教师如果仍然沿用中学老师的套路，轻则不敷学生的要求，重则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所以，我自己在上课时，虽然常常不把教科书放在眼里，但是决不忘记给学生开课外阅读的参考书。

二

问题是，经济学不仅是一门显学，更是一门大学问。这里的大，不独指其难与用，还指其门类多、范围广。经济学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即使不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这样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理论体系，仅就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来说，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的220多年里，已是几经革命和发展，新的理论、流派、分支层出不穷。如果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今天的经济学简直可以说已经成为郁郁苍苍的大森林。220年前，对于一名经济学初学者来说，《国富论》一册在手，经济学基本理论尽收眼底。100年前，初学者只要通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用他的经济学知识即可包打天下。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看了萨缪尔逊或斯蒂格里茨或曼昆的经济学，他还只是刚刚跨进了经济学的门坎，还不能说对经济学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精通了全部经济学。这不仅会使那些有学术上的雄心壮志的后生感到沮丧，也会让那些虽不想以此为业但有此爱好的人无所适从。在这个时间非常金贵的年代，我们要花去多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经济学的真谛呢？

好在，经济学有它的门径。在这个领域里，那些历经周折、迷途知返者无论如何要比那些得到过高人指点不费吹灰之力即大踏步登堂入室者，更清楚找到门径的重要性。这个门径就是读经典文献，读最少的但确实是最重要的文献。

我们这一代人在寻求经济学的智慧方面是吃过苦头、走过弯路的。我们不希望后来的人在我们曾经摔得很惨的地方再次摔倒，不希望他们因此而耽误前行赶路的时间。所以，早就有心要把自己关于经济学文献研读的心得通过一个合适的方式介绍给后来的学习者。编一个基本文献选读本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在浩若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挑选适合初学者研读的基本文献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对各个方面有所覆盖，也要突出主线，还要控制文献的份量，以便让初学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走上正确的路径。也许，我们不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好人选，但是，考虑那些有资格作这些事情的大家们，每日东奔西突，无暇顾及此类小事，而我们有感于此事的紧迫，自认为不应让其拖延下去，故决定勉力为之。

经济科学的文献浩如烟海，哪怕只是其中一个领域，比如说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也是一个人穷一生之功无法读完的。我感到，关键是要有助于学生认识经济科学的基本精神，而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知识。让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基本背景、精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要比向他们灌输一大堆这样那样的具体理论更为重要。如果这样来挑选经济学的基本文献，那么，够得上候选资格的并不是很多的。

本书所收的19项文献，被归入五个模块之中，这五个模块分别是经济学的性质与方法、经济运行的一般机理、知识、信息和经济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边界及发展趋势展望。我们认为，这几个角度关系经济学演进的命脉，是所有想进一步学习的人必须了解的。按照这样五个模块来组织的19项文献应该说都是在经济学这个领域中必读的基本文献。基本文献当然不止是这些，但是肯定应该包括这些。为什么要选择它们而不是其他的，自有其中的道理。

把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打头的一篇，理由在于今日之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所遵循的研究规则和方法是这门学科赖以存活和发展的生命线。在经济学史上，在阐述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文献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意义和范围》、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等，但是它们的篇幅都不小，可以作为扩展读物。唯有弗里德曼这篇文章，在不长的篇幅里，对经济学方法作了出色的阐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来源于作者在20世纪经济科学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还在于它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单篇文献。关于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基本内容，王志毅在导读中作了很好的说明，兹不赘述。我只想强调，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不可动摇的基础部分。当然，不必否认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受到的非议很多，但是并没有遭到毁灭式的打击。

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尤其是传统的知识体系影响很深的文科学生，多半不太了解和理解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专业的也不例外。由于方法方面的底子太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感性的、随意的，甚至是纯粹个人知识的一种宣泄，不经过严格的研究程序，这种成果的可靠性、确定性、可检验性都很值得怀疑。大陆经济学界这么多年来生产了太多的文章和太少的知识，就与经济学研究中公认的研究方法的缺失有关。别说是学生，某些已经得到教授头衔的名人，其研究很难说是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文章很多，“创见”很多，可靠的太少。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对于西方经济学界来说，把这篇文章放进经济学史的纪念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于需要进行方法论补课的中国学生而言，这篇文章所讲的东西仍然是难以绕过去的。

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科斯的理论显而易见是不同于弗里德曼教授的。甚至可以说两者形成了一种方法论的对立面。遗憾的是科斯没有专门的方法论的作品，他的有关思想是融在自己的论文中的。可是我们又不可能把这些作品全部收进本文集，好在周其仁教授的一篇文章很集中地讨论了科斯的方法，我们把来作为弗里德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应。

秉承了科斯传统的周其仁一直大声疾呼要研究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这种呼吁乃是对经济学界过分发达的数理取向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的意义何在？在于他体现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弗里德曼的文章想要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经济学进行彻底改造的话，那么，周其仁以及在他背后矗立着的经济学大师——科斯，想要把经济学复归到真实的社会当中。如果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旨在将经济科学自然科学化，以便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求得确切的普适性的知识，那么周其仁所主张的则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经济学现象去把握各自的机理，通过对各个局部和个体的深入体察去接近经济现象的真谛。

那么这样两种方法论是否存在着矛盾呢？我认为这两者是既相矛盾又不矛盾。说这两者本质上并不矛盾，是因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归根到底建基于经济学的归纳方法，而个案的分析正是归纳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弗里德曼和科斯通过经济学的事实相互链接。但是两种的矛盾也许更加严重，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关于什么是事实，特别是什么构成经济学的事实，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在科斯看来，对经济理论研究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经济现象或者出现出来的事实，是真实的世界，如何经济研究必须关注事实本身，必须把一切理论悬置起来。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是不能有不真实的假设的，经济学只能按照现象自身及其变化的路径去发现，充其量经济理论只能去直面真实世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济学的科学性将难以保证。从科斯开始的经济学革新不仅强调研究假定的有效性，而且强调研究假定的真实性。周其仁接受了这样一个研究的理念，而且在他看来真实的假定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是居于首位的。经济研究不能为了追求研究的效率和表达方式的精致优美而牺牲掉真实世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获得的经济理论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很可能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就像世界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经济研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必然也是统一的。离开真实性的有效性是靠不住的。

但是弗里德曼坚持，事实可以是完全经济学的，只要它合乎经济学逻辑推演的要求，这类事实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它不考虑自然界的事实，而是设定了真空这样一个纯粹的设想。这样做不仅无碍于经典力学反而是经典力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相反，如果在一个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全面考虑各种现实发生作用的因素，而不进行任何必要的抽象，那么，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对事物的规律作出简洁的说明。结果无非就是把这件事情描述一番而已。经济现象之繁杂，更在自然现象之上，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必要的抽象显然是不行的。当年马克思写作他的《资本论》时，就非常重视运用科学的抽象法，他指出这种抽象完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化学试剂或显微镜。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本质上讲的就是如何在经济研究中对事物进行合理的抽象，如何进行最合理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推演。没有好的假设就不会有好的经济学理论。对弗里德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断假设的好坏以及如何获得好的假设这样的问题上。在这个方面，弗里德曼是大胆的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在他看来，假设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真实，假设的真实性不是事先的要求，否则，任何研究工作将无法开展。任何假设都离开事实有一定的距离。要求假设符合事实无异于想要制作一份一比一的地图。既不可能也无意义。假设的合理性依存于它是否有助于进行逻辑推断，是否有助于得出可以验证的结论。如果一个研究的结论本身是可以解释现象而且是可以作出正确预测的，那么它所依据的假设就是好的，合意的，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个假设离开真实世界很远，那也无关紧要。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常被人称之为工具主义方法论，也即指这种方法强调研究结果与观察到的经济事实的契合，至于这种结果的推断所依赖的假定的真实性大小是无关紧要的。[1]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方法论又有着某种共性。弗里德曼的假设不能完全是无中生有，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断言，没有一门科学，它的假定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胡言乱语；科斯的真实也不是没有受到任何人类思维和观念影响的真实。所谓真实的世界和假设的世界之间的区分决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明显。拿科斯的方法来说，他提倡的研究真实世界，当然必须有方法论的基础准备，比如，挑选什么样的个案以及如何来处理个案以便抓住本质，这些都不是一个对经济学精神不甚了了的初学者所能够具备的。所以，个案何以可能，这在事先是已经被理论做过加工的。我们凭什么认为当下研究的个案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为什么不是随机抽取一个事件来研究，等等，这些至少在科斯这样研究个案的大师那里是已经清楚了的，或者即使事先不甚明了，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明了起来。他拿灯塔说事，把它作为纯粹公共产品供给的典范，他研究联邦通讯委员会，把它作为无形产权管制的典型机构……，这些无不体现着某种深刻的判断，是理论抽象的产物。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当不具备观察某些真实世界的条件时，我们如何真实世界的研究？如何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这个问题，弗里德曼从学理上作了回答，而科斯则用行动作了回答。弗里德曼的回答就是从不完全的事实中抽象出假定，而科斯则是从不完全的世界中寻求真实。抽象也好，寻求也好，都是离不开支援性的理论知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斯的真实世界未必会比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更加真实。因为，我们无从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使一个个案本身的真实性勿庸置疑，但这是否代表着普遍的真实则仍然不得而知。世界如此多样，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用来完全代替另外一件事情的，个案研究的本质缺陷就在与此。所以，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和科斯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不可调和。也许我们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得不接受必须以不真实的假定为基础展开经济学研究的痛苦事实。

弗里德曼和科斯都是在经济学行当的内部各执方法论一端的大家。他们有资格来为自己的方法作出有力辩护，因为，他们都能够把各自的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是真正的大师。这意味着方法论的争论对于一般得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不太重要的。只要你用得好，哪种方法都可以，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2]

那么，在经济学领域以外，是否有对这两个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评述呢？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个文献，那就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战后世界著名思想家、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教授所撰写的一篇题为“经济论述中的模型与现实”的长文章。顾名思义，这篇文章主要对经济学中的模型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评价。贝尔教授虽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但是以他的学力和悟性，完全能够胜任讨论这样一个主题的工作。文章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不必我来重复。贝尔的社会学训练也许会使得他给科斯那样的研究方法于较高的权重，而不太接受弗里德曼的方法。贝尔实际上把战后经济学的危机归因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缺陷。

阿尔契安的“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学”一文也是谈经济学性质和基础的经典之作。该文的主要特色在于它不再是圄于经济学的领域探讨经济学本质和应该接受的研究范式。阿尔契安重点指出了经济学研究的生物学的基础，也就是，在人类行为中，进化的机制一直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化并不遵循最大化的原理，而是遵循比较优势原理。[3]其含义是个体只要做得比同类强，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以便让自己的基因存在下去。

文选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帮助大家认识经济活动的规律性。我们挑选了两篇文章，一是里德的“铅笔的故事”，另一篇是雷德福德的“战俘营的经济学”。“铅笔的故事”篇幅不长，但是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真理，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都是由供求机制来调节的，即使是铅笔这样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它的生产和交易都是一般均衡的过程。这篇文章深得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真谛，所以连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师也赞叹有加 。雷德福德的战俘营的经济学，也许大家比较陌生，但是这篇文章绝不是等闲之作。一来是因为作者自身的战俘经历成为本文的第一手资料，论据是非常可信的；二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道理非常深刻，它把战俘营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引进经济学，用以说明价格机制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场合都是适用的。由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萨缪尔森将其收进了他那本大名鼎鼎的《经济学》的阅读材料中。我相信，这两篇文章对于那些刚刚学过价格理论的学生来说是有帮助的。如果认真体会文章中的意思，收获不会小。

第三个模块，我们向大家推荐信息经济学与经济行为分析的经典著作。

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最近10年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研究如日中天。它们为微观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范式。交换现在被当作博弈过程来考察，博弈活动涉及的信息被认为是理解经济主体理性经济行为的关键。不论今天的文献如何丰富，信息经济学的先驱文献不会不包括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和斯蒂格勒的“信息经济学”。哈耶克是21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的社会影响日益超出学术界而进入政治界和商业界。但是哈耶克的思想的根源在于他的知识论。其中，收入本书的这篇发表于1945年《美国经济评论》的著名文章可以说是旨意高远，对后来的经济学进路影响巨大。哈氏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知识社会学的真谛。他早年发动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攻击，并不是他本人对社会主义怀有什么偏见，恰恰相反，他曾经拥护社会主义，并对其作了很深刻的思考。与大多数最后反叛社会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哈耶克不是因为实际上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损害而对产生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憎恨，他是通过学理层次的思考最后发现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合理性。这种思考的结果体现在他的名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文集中。哈耶克试图理清人们在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类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的误解。所依据的评判标准不是别的，正是他的知识论。哈耶克自从18岁放弃社会主义理念之后，一直到生命结束也未再改变他的观点，这一点让人惊叹不已。在时事多变、潮流频繁更替的20世纪，有几个学者敢于直言，对自己的理论和信仰极为自信，毫不动摇？与其说这是哈耶克的个性使然，不如说是哈耶克的学识使然。关于哈耶克的思想，我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去阅读原著以及汪丁丁、邓正来的解读。

如果说哈耶克是一个严谨、执着甚至有些古板的奥地利知识分子，那么斯蒂格勒则是一个志趣高雅、极富幽默感和知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他所关注的问题总是那样新鲜而重要，文笔生动幽默，旁征博引，读来引人入胜。我国曾经出版过他的多部论集，著名的有《知识分子与说教者》、《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知识分子与市场》以及《斯蒂格勒论文精粹》。我的一位不是经济学行内的朋友曾经对我大谈斯蒂格勒，谈如何喜欢他的文章和思想，可见斯蒂格勒的学术、思想、文章已经不局限于经济学界。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斯蒂格勒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教师。学生喜欢听他的课，所以教室常常爆满。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沙龙主持人，懂得如何进行沟通，如何推进大家的思考。斯蒂格勒的文章总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印象，一个在别人看来非常困难的论题，他轻而易举地娓娓道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让人佩服。常人往往容易产生斯蒂格勒不过是一个经济散文家的印象，其实，他更重要的贡献全是在严肃的学术问题上。本书收录的“信息经济学就是一个典范。在这篇不太长的论文中，他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一个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也就是交易活动的双方与信息的关系。这篇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论文，引发了经济学中的信息经济学革新，这一点也许他本人在事先没有预料到。斯蒂格勒与哈耶克之间地关系待考，不过从两人都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以及两人都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信徒这一点，可以推测，属于一个阵营。我本人读过哈耶克和斯蒂格勒的文献多项，对这两位思想界的巨人都是非常钦佩的。他们两人，一个庄重严肃、一个优雅风趣；一个横眉冷对，一个温文尔雅；各具特色。从他们的学问和人品上，我们能够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关于博弈论这样一个显赫的领域，一个被认为是重建了全部经济学基础的新领域，如果文献没有任何反映显然是不应该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的专门性质以及几乎全部文献需要较高程度的数学工具，这对于大学初年纪学生来说又难以达到。这是选择博弈论文献的基本困难所在。我们一开始定下来的名家经典的标准必须做一些调整。文献中收集的这篇《娱乐、博弈和经济学》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作者用简约的篇幅和易于理解的语言对博弈论与经济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至于做到什么程度，读者可自行判断。

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界来说，与萨缪尔森、哈耶克相比，杨格这个名字就要陌生得多，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杨格生前述而不作，没有多少作品传世，据说真正成文的不过是一篇他就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第二个原因则是杨格的工作并不在经济学主流上，不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似乎没有人怀疑杨格的经济学大师的资格。杨格的声望因为两件事而得以奠定，一是他指导了弗兰克.奈特的博士论文，二是就任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并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的著名演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杨格在被推举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之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他的那篇会长就职演讲稿也是他人整理后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他自己似乎对于发表论文没有兴趣。此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学论文面世。要说杨格是发表作品最少但是名气最大的经济学家，恐怕行内人不会有异议。这足以说明，杨格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他的这篇文章完全是创新之作，他对于亚当斯密以来被经济学忽视的收益递增问题进行了思考，把收益递增和近代经济成长联系在一起，把分工纳入收益递增的范畴内来思考和处理。这一考虑今天看来非常重要。

他的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后最初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后才被杨小凯和博兰德加以深入运用，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发表了多篇严肃的论文，今天已经有希望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也许可以说这是经济学中的长期动态分析中最有价值的进步。所以我们把杨格的文章也收入这篇文集。

第四个模块是目前中国经济学中人气最旺的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认的大师当然是科斯。他的两篇文章几乎改变了近代经济学的路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相隔30多年的论文被认为开创了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即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法经济学。一个人两篇文章，开创了经济学的两个领域，这在经济学领域中也属于罕见的现象。关于科斯，国内的介绍性的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去阅读张五常的一系列文章。

阿尔契安，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撰写的一篇重要经济学文章：“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界的宿儒，他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学者，东西不多但是十分严谨。张五常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对于这位导师有生动的描述。“产权”一文乃是阿尔契安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条目。虽然是一个词条，但是阿尔契安把它当作学术论文来写，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给出了产权的经典定义，并由此深入分析了产权的几种具体形式。如果你能够仔细读完整个词条，相信对于产权的基本问题会有确定的认识。虽然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的论述，但是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还需要阅读相关文献，除文末开出的链接文献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财产”、“私有制”等词条也是值得参阅的。

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是运用产权理论分析经济现象的经典之作。

罗伯特.塔洛克，这位和布坎南一起建立公共选择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原创性的贡献。除了60年代和布坎南合作写出著名的公共选择经典著作《一致的计算》外，他在新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作了很突出的贡献。收入本文集的这篇“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乃是90年代兴起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之作。安妮.克鲁格就是受此文的启发写出了“寻租的政治经济学”这篇影响巨大的论文。塔洛克的文章对于政府管制问题的研究是必读的。其实际影响早已经超越经济学领域而渗透到了政治学。

第五个模块的主要文章集中在对经济学的未来的发展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论题。这里我们收进了凯恩斯、兰格、贝克尔、赫什拉法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论文。凯恩斯的论文“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回答了人们关于经济学在未来社会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他的文笔流畅通达，简明透彻，不像“通论”那么晦涩难懂。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值得参考的。

在现代经济科学中，经济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断言马克思的理论不应该当作经济学来评价，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也有的经济学家高度推崇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贡献。前者如庞巴维克、哈耶克、萨缪尔逊等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最近，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篇题为“最蠢不过马克思”的杂文中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全盘加以否定达到了反马克思经济学观点的顶峰。而熊彼特、兰格、罗宾逊夫人、里昂节夫、斯拉法等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在价值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何认识经济科学内部的这种分歧，我个人认为，奥斯卡.兰格撰写的这篇“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论文，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作为一名对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有深入研究和重大建树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的分析总的来说非常到位，评价很公允。对于马克思的拥护者和批评者应该都有启发。

经济科学的前进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加速的趋势，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学不断将其分析范式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领域。这种现象被形象地形容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贝克尔1977年在法国巴黎发表了一次讲话，指出经济学的分析就其对象而言有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分析物质形态的商品阶段；第二个人阶段是分析劳务这种无形商品的阶段，第三就是研究非经济领域的一般人类行为阶段。他认为经济学目前已经全面进入第三阶段。毫无疑问，贝克尔本人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旗手。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扩展到对人类一般行为的研究。把婚姻、生育、进化、犯罪等社会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进行分析。在这方面他勿庸置疑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的在世的经济学家。1992年，他因这个方面的重要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序言，在这个序言的不长的篇幅里，贝克尔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其他领域的可行性和具体领域都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学生若对此文章的内容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还可以参阅贝克尔的其他作品。

赫什拉法，这个在张五常的文章中频频出现的名字，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也许是陌生的。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经济学基础领域的多个方面进行探索，其中关于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张的可行性以及限度所作的分析有相当的影响。他于1985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扩张中的经济学领域”是这个方面的经典之作。在这篇文章中，赫什拉法对原有的经济学扩张的机理及其所遇到的限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指出了这种扩张在下一阶段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赫什拉法并不否定经济学向其他领域扩张其研究方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他不认为按照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扩张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为此，他建议在对理性人假说做一些修改和调整，把理性的个人不是看作是一个统一的人，而是由至少两个相互差异的理性人结合而成的混合体。他试图以此来解释理性人的后悔和矛盾的行为。这种建议与单纯的原始的经济人模型相比，离开现实形态要近一些。总之，赫什拉法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改造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

至此，我们全部五个模块的内容全部推荐给了大家。

目前，已经有不少的学校注意选编类似的文献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我们参阅了几种，但是自认为自己的这本还是有特色和有存在的价值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关于全部文献的选择都是本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精神的认识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我们还考虑了经济科学发展的一些背景和前景。所以重点放在对经济学一般问题和基本理念的介绍上。至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宏观经济学或者是微观经济学因为有很好的教科书来供学生使用，本文集基本不再考虑。同时，全体选编者都认为，这本文集只是经济科学的基本读物之一，它不能代替更加专门的文集。如果有可能，将来我们还愿意在经济科学的各个具体领域选编专门的文集。

我们一度打算全部采用英语文本，但是考虑到低年级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我们还是尽量收集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论文，少数几篇至今未有中译本的论文，我们一仍其旧，专此予以说明。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果。从挑选文献到文章的导读都是我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除少数出色的本科生以外都是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生）一起完成的，特别是泽思社的全体成员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具体来说，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生如下（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峰、王志毅、叶敏、叶建亮、朱希伟、李华芳、钱滔、赖普清、潘思远。杭州商学院许彬副教授和浙江社会科学的董希望先生也自始至终参与了工作。每个参与者的姓名都会出现在他所承担部分的相应位置。每个人对他所担当工作的质量承担责任，而我则对整个工作承担责任。

对于这项工作，汪丁丁、叶航等诸位师友给予了很大的精神支持，我们曾经就文献选目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在此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非常仓卒，又因是首次着手这样的事情，当然主要因为选编者的水平所限，我们的这个东西必然存在很多不足。衷心希望使用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改进。

罗卫东

2002年3月于北京西山杏林山庄

[1]典型的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论。阿尔契安在他的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学中从进化论的角度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可以对照起来阅读。

[2]在这个方面，听听张五常的意见还是有益的。弗里德曼和科斯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和知音。

[3] 完美主义是不可能的，它否定了比较优势，完美主义必然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