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讲的“苏联剧变”实际上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苏联作为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统一国家分裂、解体;二是社会主义道路在其首选地——苏联中断、夭折;三是作为执政时间最长、国际共运中影响最大的共产党——苏共解散、垮台;四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地位。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剧变本身仍环绕着不少谜团有待探究，发生剧变的原因及其后果仍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政治历史和思想理论遗产有待人们去思考、去挖掘。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1。一些成果明确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一些专家在分析总结上世纪末15年间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的一系列惨痛教训时强调，信仰、方向是灵魂，路线、道路是根本;以背弃、背叛为标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害死人，以西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坑死人。

一

22年前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短6年的之后，曾经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政治上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假民主、真背叛”、“民主是假、祸国殃民是真”。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表面华丽诱人的“带有人道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口号已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推卸责任的一块“遮羞布”，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变得一文不值，在实践和生活中也遭到俄罗斯民众的唾弃。

1988年前后，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他咒骂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主义”，要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它。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造和重建”运动中，一步步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丑化和攻击。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曾经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高度集中计划体制”、“行政命令式体制”等。不久，便过渡到使用“斯大林模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暴力的社会主义、毫无人性的制度、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后来干脆借用二战期间原本针对德国法西斯制度的“极权主义”概念来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写道，苏联是在暴力和专制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极权主义政权，“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2他自白道，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他的基础本身。3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4他决心要通过改革从质上更新社会，通过民主克服极权主义制度。5

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6他疯狂地反对斯大林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坦白，“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发起的“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7

在假改革、真背离的道路上，与戈尔巴乔夫一唱一和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左膀右臂，雅科夫列夫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身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肆无忌惮地发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8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言道：“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9

雅科夫列夫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乘势反戈一击，从内部给予苏共头脑以致命一击。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是一种“幻想”。只能完全打碎、彻底击垮官僚专政。10而彻底击垮苏联制度，只能靠“投机性地玩弄政治手腕”。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机智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11

为得到搞垮苏共、抛弃甚至消灭苏联社会主义的目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后不久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共产党“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将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12 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的确，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院士本人也认为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13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分裂苏共时声称：“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14他认为，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讲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历史，向苏联制度抹黑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出版物和大众传媒上出现。当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1989—1990年间，苏联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15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发达国家、西方文明世界”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1988年之后，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的时间，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摇摆不定，企图在不同的“道路”、“模式”和“路线”之间进行选择。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对外关系的新思维。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苏联社会中“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前缀也是徒劳。例如，戈尔巴乔夫崇信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学会会长塔?扎斯拉夫斯卡娅停止了她改变“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当时主管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副院长弗·库德里亚采夫院士的赞同。16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17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18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19苏联社会一些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声称：“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20

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已经表明，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显然，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此时的苏共不仅丧失的改革的主动权、失去了社会控制力，而且苏共本身离最后分裂和失败日子也不远了。

二

上世纪末，曾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是一度是作为苏共内部政治上反对派出现的。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叶利钦等人仍宣称忠于“社会主义”，不敢公开叫嚷使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他们也不时要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号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以“趋同论”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例如，叶利钦在1989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他与戈尔巴乔夫在发展道路的理解上没有分歧：“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革新我国社会的道路。”甚至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还强调信仰民主社会主义。21

但是，随着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逐渐掌握政治大权，他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叶利钦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 纯资本主义”。

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做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溶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22

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自由化”、“西方化”的倾向在俄罗斯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俄罗斯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23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言道，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三

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推行以“民主化、新思维”为旗号的修正路线，非但没有革新苏共、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戈尔巴乔夫民主化的改革引来了是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的倒退和“鲍利斯沙皇”专制的复辟。理论上诱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妖姬”，吞食和埋葬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得成果，换来了横蛮的“官僚和寡头的资本主义怪兽”，倒退到犯罪猖獗、黑势力猖獗的原始资本主义泥潭。

苏联剧变后不到两年的时间，经历了短暂的民主、自由之梦后，俄罗斯大多数百姓发现，民主派、自由派宣扬的“民主政治神话”已经破灭。盲目照搬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几乎将俄罗斯引入绝路。正如许多俄罗斯学者所言，苏共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制度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制度体系，表面上貌似民主的外壳，在实际政治运行层面则是完全相反：在“超级总统制”的形式下，实际上是大权旁落，家族势力和幕后政治盛行;财团寡头操纵媒体，要挟国家;地方势力乘机坐大，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拒合，公开对抗联盟中央。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权力机关分庭抗礼，秩序混乱，政令不一，令行不止，政局跌宕起伏，官场腐败丛生。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却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上述事实说明，俄罗斯宪政民主化进程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疗法”没有导致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

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地俄罗斯民众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居民中承认“俄罗斯是民主社会”的比例越来越小。例如，到1995年底，相信俄罗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居民的比例由1991年的96%降到25%。1996年，有60%的俄罗斯人认为民主化在俄罗斯遭受了失败，50%的人拒绝将俄罗斯社会称为“民主社会”，同时一半以上的人不承认掌权者为“民主派” 。24 90年代中期的一项国际性的社会调查也表明，与西方社会通常50%的民主满意度相比，俄罗斯人对民主进程的满意度逐年下降。1991年11月对民主的满意度仅为15%，5年过去后，到1996年11月该项指标下降为8%，而不满意的比例超过80%。25

如今，60%—73%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政治制度并非民主制度;俄罗斯人民需要民主，但掌权者破坏了民主的声誉;当今的“民主政权”与维护多数劳动者权利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罗斯当权派篡夺，俄罗斯当权者“损害人权、压制民主”。26追随戈尔巴乔夫的一些社会民主势力认为，1993年之后俄罗斯的国家体制是“带有早期资本主义野蛮性的官僚污吏们的野蛮杂种。” 27苏共垮台后的当今俄罗斯政权保留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官僚体制”(特权体制)。当今的民主体制只是一种装饰和“总统独裁的‘遮羞布’”，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可以看作是一种半独裁体制。地方自治丧失了实际权限，独立司法制度仍然是远离现实的幻想。政府在犯罪化，一些被收买了的官僚和金融寡头们将国家权力“私有化了”。28

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混乱，尤其是1993年10月的炮击议会事件，打碎了俄罗斯人心中的民主之梦。俄罗斯民众发现，借助自由民主的旗号上台的政治精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比原苏共官员更大的权力，而且又从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中捞取了更大的经济好处，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并使其合法化。而俄罗斯社会中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普通居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居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

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波涛如潮起潮落、来去匆匆，政局变幻与社会动荡足以令世人反思与感叹。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选民很快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和“拒绝民主”。29 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所谓“自由民主政治”迅速感到厌倦。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选民之所以企望西方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常常将“民主与生活富足”联系起来，然而现实生活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俄罗斯人在苏共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30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环早已变得黯淡。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道：“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年—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31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政治蜕变同样也遭到了西方社会一些人士的强烈批判。1998年4月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俄罗斯社会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等组成的‘大杂烩’”。一时间，西方世界批判俄罗斯的文章比比皆是，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西方只有懒汉才不骂俄罗斯”。32

四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和价值追求。针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民主化”，普京曾在2002年1月中旬在对波兰和法国访问中指出，(俄罗斯)过去的那种“民主秩序”只是对极少数寡头有利……在经历了10多年激烈的变革，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33普京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的，34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在反思“民主化”的过程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将“民主化”当作政治夺权、推动民族分裂和搞垮苏共的工具和手段。如今多数俄罗斯政界和知识界代表人士开始反思，他们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35他们指出，当时的苏共异己分子和自由西化政治势力狂热地崇拜西方的民主样板，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造成国家分裂，民族冲突，至今后患难消。对于苏联的失败，俄罗斯政界主流人士强调，在这其中西方“战略家”罪责难逃。他们认为，上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其它国家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苏联的民主化，不如说是为了搞垮苏联。而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导致“民主、自由”泛滥，国家解体，人民丧失了尊严。如今，西方某些国家仍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压俄罗斯，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普京总统的政治助手多次强调，当今俄罗斯政治精英特别是州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一定要对上世纪末后15年的政治混乱和政治谎言有清醒的认识。36

在反思戈尔巴乔夫时期为盲目模仿西方民主而丧失自我、损害主权的同时，如今俄罗斯当局也极力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划清界限。俄罗斯政治学者亚·叶利谢耶夫写道，俄罗斯文化历史上缺少民主思想的浸淫，过去的“民主”常常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非叶利钦等“民主自由派”的理想和追求。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派表面上打着西方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民主、民族自决”等口号作为他们打败苏共的手段。苏共失败后，自由民主派曾期望使用“这种民主体制”能够比苏共模式更有效，但90年代近10年的政治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向往。37打垮了苏联、拆毁了苏共之后，俄罗斯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出现的是极少数人的“寡头式的民主”：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38

在反思过去15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俄罗斯越来越多的意见提出，苏联时期不是什么“历史的黑洞”，苏联也不是邪恶帝国。俄罗斯要保持思想和道德的继承性，历史的不间断性。39

2005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14周年。在2005年的10月份，俄罗斯一家著名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分别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57%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66%的人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76%的居民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原有的国家政治制度，而且意味着丧失了一系列历史信仰。与此同时，俄罗斯另一民意调查机构“巴什基罗娃及伙伴”发表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72%和80%的俄罗斯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调查中目前只有1%的俄罗斯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

五

以上材料和论述表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之后叶利钦宣称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不仅没能行得通，反而将苏联、俄罗斯先后引向一条绝路和迷途。近几年，许多俄罗斯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上世纪最后10多年是俄罗斯近百年、甚至两三百年中最差的历史时期。这10多年中，俄罗斯经历了制度性崩溃和体制性的危机，经受了国家分裂、生活和道德水平下降，社会和百姓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何吸取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中能否得出今后发展的结论?俄罗斯社会对此仍未有统一的认识，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仍在争论“怎么办”的问题。经历了10多年的左右摇摆和反复，俄罗斯社会逐渐认识到：一是社会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二是借鉴他人经验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全盘照搬，有些东西对于他人是美酒，但对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叶利钦式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在政治上都是致命的，在政治路线上是极其有害的。结合1985年以后15年间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正确结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注释：

1.如：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周新城：《对世纪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2.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19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3.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71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4.参见《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3期，第9—10页;转引自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第3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参见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39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20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7.以上言词均可参见上文，第7页。

8.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86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9.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339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0.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75—176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1.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75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2.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82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3.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462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4.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33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5.参见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第95—96页，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

16.应当指出的是，分别作为法学家、社会学家库德里亚采夫和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便开始反思，他们分别对剧变之后的社会犯罪猖獗和社会严重分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17.弗·索戈林：《现代俄罗斯政治史》，第55页，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

18.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9.《社会与经济变动：社会舆论调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通报1993年第6期。

20.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7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1.弗·索戈林：《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第二次降临》，[俄]《国内历史》杂志，1997年第1期。

22.[苏]《真理报》，1991年7月9日。

23.“叶利钦总统的讲话”，[苏]《消息报》，1991年11月28日。

24.弗·瓦·拉普金、弗·伊·潘金：《当代俄罗斯政治定向和政治制度：相互演化的问题》，[俄]《政治学研究》杂志，1999年第6期。

25.Central and eastern Euro barometer (January 1992, February 1993, Autumn 1994, March 1997).

26.参见 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47、第66、99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27.转引自：《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政治宣言》，载于[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1996年第10期。

28.《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国内的形势和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于Е. Н.帕申采夫编：《当代俄罗斯的反对派政党和运动》，第155页，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

29. 近年来有大量俄罗斯舆论调查材料表明，俄罗斯人对民主表示失望，渴望秩序，甚至为恢复秩序不惜任何代价。一项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拒绝民主(参见鲍·尼·卡什尼科夫：《作为俄罗斯困难命运的民主》，载[俄]《社会科学与现时代》杂志1996年第2期)。

30. 列·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第36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31. 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第73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32. 阿·弗·卢金：《民主化还是帮派化?——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变革观点的演化》，[俄]《政治学研究》杂志，2000年第3期。

33. 参见俄罗斯国家新闻网站www.nns.ru/archive/center/2002/01/16。

34. 在2000年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招待会上，普京说到“我们政治开端的偏激性和我们民主的年幼性都已成为过去”，参见《普京文集》，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35. 参见维·沃洛金：《俄罗斯有比西方更多的民主》，http://www.edinros.ru , 2006年9月13日;德·梅德维杰夫访谈，http://www.strana.ru/stories/02/03/19/2607/, 2006年9月15日。

36. 弗·苏尔科夫：《主权民主的构想依靠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尊严》，http://www/edinros.ru , 2006年9月8日。

37. 亚·叶利谢耶夫：《“主权民主”成为“民族的”》，http:// www.prognosis.ru，2006年9月5日。

38. 安·科列斯尼科夫：《主权民主对抗民主》，http://www.gazeta.ru, 2006年9月8日。

39. 维·特列齐亚科夫：《主权民主》，http:// www.archipelag.ru , 2006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