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出转型陷阱
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中的问题大家都有切身感受，而且觉得会有一点越来越不对劲。如果放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走向和过去三十年整个的走向有一种明显的偏离。北大张维迎教授说过一句话，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说经济发展步履越来越沉重，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的精神状况和原来也大不一样。似乎整个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整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僵滞，社会中的活力与生机与原来相比也已经大不相同。
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现在有两种流行的解释。一种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收入大约三四千美元就会遇到一个坎儿，原来的动力会逐步丧失，原来的优势也不再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经济会陷入停滞状态，各种社会矛盾在增加。有的国家最终过了这个坎儿，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还有很多国家没能过这个坎儿，很长时间徘徊在这样的水平。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很多人也都在讲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现在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这个因素，表面上来看是有这个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会忽视造成这些问题的更深层的体制性原因。中国不是拉丁美洲，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明显不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这就出现了我们提出的第二种解释，即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体制上，是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是倒退的状态。其实这么说也不确切。因为这么说，就是假定中国存在两种重要的力量，一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一是阻止改革、反对改革，甚至是想将改革拉向倒退的力量，是这两种力量在较劲。但我们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可能比这个要更为复杂。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提出“转型陷阱”。所谓转型陷阱，就是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原来看做是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性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可能是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于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的话语中，往往将改革阻力看做是所谓主张反对改革的人，但是我们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是想提醒真正使我们陷入这样状况的并不是所谓反对改革的力量，相反，恰恰就是原来改革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它成为既得利益者，现在是他们要求不要往前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最好了。为什么停在这里最好呢？因为这样有利于它利益的最大化。
假如作为一个房地产商，最希望的状况是什么呢？最希望的可能就是能用行政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再到市场上将房子高价卖出去。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果往前走，走向完全的市场化，高价拿地、高价卖房，有现在好吗？没有。如果往后退，退到计划经济时，地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房子也卖不出去。有现在好吗？也没有现在好。廉价拿地、高价卖房，没有比现在更好了。有人要将改革引向倒退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威胁，对中国社会真正的威胁是要求不动，就停在今天这样一个状态。现实社会中的过渡现象、过渡制度，它要求定型下来，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和结构。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最担忧的是经济发展停滞，但在“转型陷阱”中一般并不会出现停滞，真正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会变得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问题会不断积累。这是转型陷阱给中国提出的真正问题。
现在我们提出“转型陷阱”这一概念，对于认识当前中国的状况及症结，是非常重要的。“转型陷阱”概念的提出，可能需要改变我们多少年关于改革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一些想法。比如，我们过去可能将改革看做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它在中间定型下来了。
改革的真正阻力，可能既不是来自于对改革的反对，同时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可能更要命的问题是由于改革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了改革、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讲改革，和十年前、二十年前讲改革已经很不一样，那时老百姓内心里有很高的认同，但是现在笼统地讲改革，很多老百姓内心里是心惊肉跳的，不知道要改什么，只要你改了，我不是这个地方吃亏就是那个地方吃亏，尤其这些年来改革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是这样。改革真正的困难，不仅仅是有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而是改革进入歧途之后，民众已经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
有了“转型陷阱”的概念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它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种警觉，在转型陷阱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谓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校正现在社会当中一些弊端的方法，都很可能会扭曲变形，到最后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很大程度上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有时更不行。我们要对这样一个困境保持一种警觉。
转型陷阱的形成，大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开始酝酿。在此之前，改变社会当中资源配置的制度，然后不同的社会力量开始发育起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还有其他各种的自由职业者、职业经理人等等。所以在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上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孕育和发育。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发育出来的最有力量的那些社会群体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于是反过来了，这时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样就使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这之前的改革大不一样，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走到今天。既得利益集团要将社会固定下来，一个是结构，一个就是制度，是双重固化。
从结构来说，固化下来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现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我最主要是讲了三个，后来根据汪玉凯教授的文章补充为四个：第一是权贵集团，掌握着权力的以及他们的家族，或和他们有裙带关系的集团；第二是国有垄断集团，国有垄断集团这些年不断壮大，从某种意义来说有的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王国；第三种是金融-虚拟经济集团，最近十年中发展起来，尤其是最近三五年的时间发展得非常快；第四是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再从体制方面看，定型下来的是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混合型体制。权力和市场这么紧密、这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一种体制。过去有很多分析社会体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市场和权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往往是此消彼长、你强我弱，但是现在在中国，权力和市场非常紧密、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受原来认识框架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曾打过一个比方，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就有一点像是在生活当中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家认为，谁和谁都能够结婚，就是他们两个结不了婚，因为这两个太不对劲了。现在在中国社会当中，大家认为最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小日子还就他们过得最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的左与右的争论。一边说你们家那丈夫真是一个好丈夫，那老婆是一个坏老婆。这是一边。另外一边说不对，他家的老婆真是好老婆，丈夫是一个王八蛋。两边就为这个现在打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的日子现在过得最好，这是谁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权力通过改革孕育了市场，然后将市场的因素打碎，再和权力融为一体重组起来，我认为是这个体制最精妙的地方。这样一种新的体制，甚至比改革前的权力体制还要强大，因为改革前的权力体制只有权力这一种机制，但是现在它不仅有权力的机制，同时还有市场机制，也就是权力本身有了两种机制，能用权力时运用权力的机制，权力机制起不了作用时就用市场机制。现在很多事情不完全是权力的机制，而是权力和市场的机制交替，甚至是混合在一起来使用，这样就使权力要变得空前强大。现在社会控制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跟原来都已经很不一样了。原来的奖励或者是惩罚只有一个权力的机制，给一个名誉或是奖状，现在提供一个市场机会，可以有一个亿赚。这个力量和原来一样吗？政治和市场的奖励、惩罚结合在一起，通过政治上的表现，获得市场机会。
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觉得就是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举国体制和特有的动员机制，最后形成所谓“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发展模式。这对于理解现在社会当中的种种现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转型陷阱的表现和症状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担心的是经济停滞、经济放缓，但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如果是转型陷阱，中国经济不是放缓或者是停滞，而是有可能日益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
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和转型陷阱中形成的逻辑密切关系，和既得利益格局遇到的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有一个词大家非常熟悉，“保8”。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保8”？开始是就业的解释，说没有8就业的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实际上现在就业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远。我个人的看法，“保8”和既得利益格局有关，我们算一笔账就大体知道为什么要保8了。去年中国G D P是50万亿，政府财政拿走的比例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最高有说到25万亿，拿走一半，我觉得有一点过分了，我个人的估计是大约1/3，我们就算是18万亿。今年G D P要增长4万亿才是保8.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必须是在20%到30%之间，否则既得利益格局就保障不了。去年财政收入18万亿，就算增长25%，是4.5万亿。也就是说，只有G D P保持8%的增长，才能保证在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不至于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有25%左右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到不了8%，那就要么出现企业利润绝对下降，要么就出现居民收入的绝对下降。
为了既得利益格局需求的满足需要有这样的增长，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转型陷阱中，最大问题是人们对转型陷阱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越来越不满，它的合法性越来越脆弱，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
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将过去完全是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呢？就是因为现在唯一的合法性就在这里。在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谁的利益都动不了，民生问题又很突出，只能做大蛋糕，用这部分来解决民生的问题。这就是转型陷阱中的“增量依赖症”。
第二，在这样的转型陷阱中，社会结构越来越趋于定型化，而且固化为断裂社会。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已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21世纪初，我就提出了社会结构定型化的概念。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当时贫富的问题就开始凸现，但那时的贫富老在改变，不是固定的。而现在要变就不太容易了。为什么这几年老说二代现象，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这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再生产。这样一个再生产的过程、这样一个结构固化的过程，导致了很多新的问题，也使得过去很多问题具有了新的特点。
上世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那时的社会有活力、有动力，当然也有不满。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每个群体都有满意的地方，也都有不满意的地方。现在完全不同了，过去普遍的不平衡感已经被另外的心态所取代，那就是一部分阶层的绝望感。如农民工、城市的底层，这是和社会结构的定型有关系的。
第三，在社会转型的陷阱中，社会溃败日益明显。社会如果比喻为肌体，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很大程度上它不是健康的，而是有病的。去年年底一些媒体要我盘点去年，我用了两个词，一个是烂，一个是乱。政府老想提醒我们是乱的问题，说中国社会有很多矛盾，处理不好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大家要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但是我想这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乱就像是一拳将你打倒了，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但可能别人还没有打你，自己先烂掉了。2009年初时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就是这个意思，乱和烂可是两回事。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老实说社会溃败，或者说烂，已是中国社会非常突出的问题。
所有事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这些年人心在变，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在流失。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沈阳大火，烧掉一个商场，而且可能是私营的，很多人围观，但很多人眼睛里默默流泪，觉得痛心，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他们对社会有认同。但2009年初央视一场大火烧掉几十个亿，网上发帖的我就没看到一个痛心的，就两个字：高兴。有一个帖子说：“我旗帜鲜明地幸灾乐祸。”为什么？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如果一个社会用体制固化了一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如果一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利益结构时，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能做出积极而明确的回应，如果一个社会对于现状不能提出一种在道义上能够服人的理由和解释，如果一个社会要用很不体面的方式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惜与人类的核心价值相对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的溃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我们现在迫切要走出转型陷阱，怎么走出来呢？我觉得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形成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新共识，实现改革的再出发。
我强调新共识和再出发，就是我们要重启改革，但不是过去改革简单的延续。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需要有一场新的改革。在2005年底时，我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因为改革已经走样、变形，甚至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使得普通人对改革失去了共识。
现在改革的共识又在开始重新凝聚，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部文章，说“宁要微辞不要危机”，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我看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实际上这背后就是社会当中改革的热情在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充满新的期望。这次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实际上主要是基于对这些年现状的不满，包括对改革本身造成弊端的不满，也包括对不改革的不满。我们不能仅仅将现在改革共识重新凝聚看做是对过去改革的重新呼唤。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形成改革新共识。我强调的是新，不是简单地说深化改革，而是改革有一个再出发，是对过去三十年改革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的再出发。
现在中国面临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需要进行慎重选择的情形。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抉择是，向前进一步推动改革还是向后倒退，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比那个时候要复杂，至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往前走，进一步改革，一种是所谓往后退，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现实中更有力量的，就是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
如果往后退的话，差不多就是那一条道路，比较简单，但如果要往前走，可能又有不同的可能性，是延续过去老的改革模式往前走，还是在反思过去改革的基础上，按照和过去改革的思路有一定区别的新的改革方式往前走？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至少有四条路。
第一种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这条路我希望人们不要简单地对其漫画化，因为它实际上是有社会基础的，这些年改革的受损者，尤其是社会的下层。而且在这种主张当中也有一些是很有见识的人，甚至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有深刻理解的人。这条路在实践中的代表，就是所谓重庆模式。2月15日我在微博上写了我对重庆事件的两点看法：既不要因为重庆出事就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要因为重庆模式当中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我们要看到重庆模式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些年社会当中两极分化，人们在民生上遇到的困扰和因此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加剧。但是问题在于，这并不能成为肯定重庆模式的理由。任何模式都是针对具体问题去的，都能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希特勒那样的模式也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当时的德国失业问题严重，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它也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你能根据这个来肯定希特勒模式吗？你肯定或是否定一种模式，关键看这个模式本身的逻辑，以及这个逻辑可能导致的结果。
我肯定广东，是说将民众的权利问题解决了，要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的问题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我关于中国社会思路的一种主张。
第二种思路，延续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模式深化改革。这种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将中国至少从经济上带向繁荣，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种改革推崇优胜劣汰，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在这个思路当中，对一些人类非常有价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现在来看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和这些问题也是有关系的。就拿上世纪90年代初期重启的这次改革来说，我觉得也是需要认真地进行反思。现在人们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没有搞，言外之意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不错的。我个人的看法，这两个方面都应当进行反思。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政治条件和法律条件缺乏，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我觉得也是有严重的问题。政治体制越是不能改，就越是鼓励经济改革上大胆地试，不要害怕失败。鼓励改革的勇气是对的，但是改革到了后期的阶段，应当有更加精致的设计。苏东，尤其是东欧，是通过全民辩论，然后用立法来推动私有化，这个私有化大体相对来说比较公平。而中国是所有体制的东西不变，然后悄悄地去干，这边还没有说能搞呢，那边国企就已经弄光了。
第三种思路是定型现有体制，前面已经说过。要看到，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能将许多真正改革的举动化之无形。有时你仿佛真的看到了希望，几个回合下来，一切归于平静。
第四种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方向，将公平正义与普世价值融合起来，实现改革的再出发。
我们要重启改革，第二种和第四种思路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第二种思路是政治上左、经济社会政策上右的思路，就是我们过去改革三十多年原有的改革思路。而第四种改革的思路，可以称为政右经左，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要大胆地向前迈出一步，要大力推进改革更向世界的主流文明靠近，同时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要避免过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价值，而更多地关照社会公平。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要将公平正义、普世价值融合起来，而且将公平正义和社会价值融合起来。这里的公平正义，我主要是从价值的角度强调的。而普世价值，我强调的则是其中的制度因素，要用普世价值体现的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这样的思路，更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的弊端，尤其是转型陷阱当中形成的这些弊端。这样的思路，也有利于凝聚改革的共识，因为如果按照第二条路走下去，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对改革抱有戒备的心理，而且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到时候如果改革共识再次失去，要想再重新凝聚可就难了。将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新目标、新共识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可以凝聚民众对于变革的要求。这样的思路，还有利于超越左右共识，因为对于公平正义，左右都不会反对。当然具体的内容、如何实施的途径和方式会有分歧，但是我觉得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能够有利于超越现在左右的对立与分歧。
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在陷入转型陷阱的今天，在有可能重启改革的今天，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重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至少可以考虑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最近这些年，权力过度的膨胀是整个社会当中的共识，解决权力制约的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膨胀了的权力不仅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乱象，而且造成了内部的失控。现在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第二，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现在社会当中的议论很多，人们的怨气也很大。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对既得利益集团打土豪、分田地？我想也不现实。最关键的问题，在现实中，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无论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正当利益集团，都要在同一个平台上活动，要遵守公正的规则，什么集团无所谓。有一个好的平台，既得利益集团也要遵守这个规则，没有好的平台，正当的利益集团也会变坏，也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第三，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现在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建设社会的法治基础应当是势在必行了。
第四，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逐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
在新一轮的改革，当然会涉及到经济，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在权力的层面、政治体制层面痛下决心，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将来的改革就哪怕是重启，二十年之后还会走到今天。
重启改革难在何处？
走出转型陷阱是很难的，即使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改革，但是我仍然要说非常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现在已经在转型陷阱当中，已经陷入一种转型逻辑，我就说一点，“走远了，想回头都难”。在分析乌坎事件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纠错困境。其实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体会到，假如想纠正一个错误，对这个体制来说很难。现在老百姓有各种正当的要求，政府不做出回应，为什么？你得有体会，体制也是有它自己的难处的。老百姓要求是错的，不能解决，老百姓要求如果是对的，实际上更不能解决。就是我说的，已经走远了，想回头都难。因为解决一个问题，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马上就有10个问题提出来，解决10个，100个就要提出来，就是所谓的连锁反应，怎么办？
乌坎事情的解决是有一个幸运之处的：有争议的400多亩土地，开发商拿去几年还没有开发，如果开发了，大家想想会怎么办？事情的转折点是承认村民的要求是正当的，那就要承认原来的土地转让协议是无效的。问题是无效合同认定了之后，怎么办？法律上讲的解决办法是两个，一是恢复原样，二是恢复不了进行赔偿。如果土地上已经盖了二三十层的楼，怎么办？还原不了，只有赔偿，接着问题就来了，谁来赔偿？赔偿有没有法理依据？赔不起怎么办？就算用钱摆平一个村没有问题，但问题接着来了，这是什么钱？这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赔偿一个市场当中的无效合同，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更进一步说，这个村子过去已经转让了三千多亩土地，这次争议最大的是那400多亩地，村民如果接着要问那2000多亩怎么办？全国这么多地，有几个手续是齐全的？如果都究起来，怎么办？真正的难处是在这里。一个体制要纠错是有多么的困难！我们走上法治的轨道，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切割，切割之后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但是这种切割需要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我前几天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执政者有向前的决心，民众有理解的宽容”，我觉得中国非常需要这两句话以及这两句话所形成的氛围，而且执政者要意识到现在某种条件还在残存着，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些条件都不见得能够存在了。现在哪怕政府做错了事情，你说真认个错，道个歉，老百姓还能泪水涟涟的，过一段时间，他不泪水涟涟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改革要有一种紧迫感，现在来看还有空间和时机，因此，要真正痛下决心重启实质性的改革，如果再贻误这次时机，将来可能更难办了。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时机真的不多了，要痛下决心启动中国新一轮改革，而这个改革不应当是简单的改革的深化，而是改革的再出发，核心价值应当是实现公平正义。
（周筱赟整理，经孙立平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