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决定了它一经产生，必然走向大众化的历程。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就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大众”。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大众”与“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等多个历史范畴交替使用，甚至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是同义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1]（P9）既阐述了先进理论的革命性作用，又指明先进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关键——掌握实践的主体即最广大的、对社会起积极推动作用的人民群众，实现理论的大众化。在这篇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的作品中，马克思还首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解放全人类，从而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内在联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P15）“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1]（P16）。再次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要变成推翻私有制和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关键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表明了理论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就是“群众”，就是“素朴的人民”，“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P95）。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各国发展并不平衡，不少国家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封建势力依然存在，无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可以单独进行革命的程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掌握先进理论、承载革命力量的大众不局限于无产阶级，还包括各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农民和小资产者正处于不断分化并转入无产阶级队伍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必须把劳动人民中非无产阶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方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经以“国民大众”来指称农民和小资产者，认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P386）恩格斯也曾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2]（P325）他们一致认为：不论在反对封建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需要农民甚至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形成革命的“一种合唱”[1]（P699）才能取得胜利，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大起义、德国民主革命、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争得全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支持，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知识分子，“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3]（P435）。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P275）。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乃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培养“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3]（P435），同时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知识分子如“教师、医生、法学家和其他人”参加。展望未来，只要有知识分子“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4]（P595）

经典作家上述观点表明：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为主，其次为农民甚至小资产阶级都是他们力争进行科学理论和革命思想宣传的对象，显示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一开始就是多重多样的，其内涵会随着实践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正如马恩宣告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活动和思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P22）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1.宣传教育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要武装怎样的大众，而且指明了大众化的基本途径——对大众进行理论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为人民大众指明了求得解放的道路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充分地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但他们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理论，更何况他们出生后就接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教育、受民主派小资产者等花言巧语的蛊惑。他们认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5]（P606～607）“知识”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科学的理论，而不是单纯诉诸他们的感情和朴素阶级本能的宣传”[6]（P81～82）。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第二条规定：“参加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7]（P572）要求每个盟员在掌握并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应具有革命毅力和热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1]（P306）。同样，要改变“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3]（P497），必须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5]（P630）。1874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明确要求：“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5]（P636）面对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所谓“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的责难，他们一针见血地反驳：“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P290）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2月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利用广泛活跃的通讯相互沟通欧洲主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了解与批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错误思想，积极宣传与阐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做到使欧洲工人首先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1847年底，他们建立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侨居在此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他们还把正义者同盟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变成宣传教育工人的“大讲堂”，马克思甚至亲自给工人们做报告，对工人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论宣传教育，引导他们逐步走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还积极创办和利用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如在1847年通过自己的重要影响将具有民主倾向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被禁后，又先后创办了《新莱茵报》以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党报，在这些机关报上，他们及时发表或刊载自己的研究成果、观点学说；并全力指导帮助各种工人报刊，如英国宪章派报刊《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美国的工人报刊《革命》、《改革报》、《人民呼声》，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人民报》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策略地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刊，如美国《纽约每月论坛报》、德国《新奥得报》、奥地利《新闻报》、法国《改革报》等，坚持为它们撰稿，向它们灌输进步的思想。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3]（P197）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等途径，科学共产主义得到有效的传播，很大一部分群众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特别是阅读共产主义机关报和工人报刊，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和目的，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8]（P89）。

2.实践路径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掌握大众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每到一个地方，都和当地工人建立联系，深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一方面，了解工人阶级的愿望和斗争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用科学理论宣传、教育工人群众，亲自指导他们的斗争，努力实现科学理论和工人大众的结合。恩格斯曾回顾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3]（P197）对于他们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因此，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实践中应用、检验、发展、完善理论，借以宣传、引导、指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并被他们接受和掌握，用于改造旧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宣传科学理论和工人运动第一线的真正动因，而1848年至1871年，欧洲无产阶级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极佳的舞台。

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等工作，充分利用革命的有利时机加强对工人的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和教育，具体包括：（1）亲身参加1848年革命，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1848年3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一同从法国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德国革命，恩格斯甚至加入部队，参加了4次大的战斗；（2）分析革命形势和社会各阶级动向，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如制定《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千方百计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德国工人俱乐部的工人带着1000本《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回到德国，对德国的革命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对德国各个地区活动的共产主义者给予指导，他们克服诸多困难创办了《新莱茵报》，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直接向革命人民群众指明他们奋斗的目标和应走的道路，以这份报纸为中心，广泛地宣传和组织群众，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3）创建“国际工人协会”，拟定《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等文件，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各国工人中的广泛传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4）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经典文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曾宣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时期经过了两方面的考验：“第一，其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还是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第二，……事实已证明，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6]（P173～174）这一论断表明，尽管欧洲革命以失败告终，但科学社会主义在被第一次运用于大规模革命实践过程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在指导革命实践中运用、发展理论以及对革命群众的科学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取得了极大进展和成功。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谈到许多德国人纷纷转向信仰共产主义的情况时所说：“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发展……，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访问以来，我们的思想又占据了一些阵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在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9]（P593）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对策

1.创造适合大众文化水平的理论文本和宣传教育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武装群众、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理论要面向实践，走进大众，就必须适应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因此，有别于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创造的纯粹思辨、抽象晦涩难懂的理论体系和文本风格，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文章时，尽量做到语言通俗易懂，使人民大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注意借用形象化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典故等阐发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正如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中所说，把文章写得尽可能简单通俗，使工人们易懂。他们还注重对工人大众进行革命理论宣传和政策教育时，充分了解、尊重工人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注意不长篇大论地高谈抽象的政治原理，而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透彻论证，引导工人。如，马克思“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不说一个无用多余的字；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6]（P97）。“提出论点时，尽量简短，接着就比较详细地加以解释。他讲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工人们不懂的话。然后他叫听众提问。如果没有人发问，他就开始考问。考问的技巧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是十分高明的，任何一处不懂或误解的地方，他都能够发现……讲授时他也借助黑板，在这上面写出各种公式，包括我们大家全都熟悉的《资本论》前几页的公式”[6]（P170）。恩格斯同样重视理论宣传时大众的承受能力问题。如在1887年，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如何进行理论宣传问题时，提到他曾建议威士涅茨基夫人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若干通俗小册子，而这“新的著作”更便于群众接受。马克思恩格斯都尽可能创造适合大众文化水平的理论文本、以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对其进行广泛的理论宣传普及和教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建立独立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和领导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政党，“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5]（P611）。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思想理论上的科学性、先进性，才能动员、组织、教育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用科学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公开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293）“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是）……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P285）。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对“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和武装，才能在理论思想上高于群众、宣传教育群众，从而组织、领导他们完成自身解放的历史使命。恩格斯于1874年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提出了工人政党只有为科学的理论所武装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必须包括彼此配合、相互联系的3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验方面，党的领导人必须努力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科学，彻底清除旧的世界观的传统影响，并以高度的热情把社会主义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为了用科学理论武装党，马克思恩格斯刻苦学习，坚持不懈地从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展开极为广阔的理论研究和批判，著书立说，努力创建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此“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10]（P143），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也翻不了身的打击。同时，通过领导创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将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个步骤建立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1864年，在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又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各国工人中去，加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支持了各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各国工人逐渐摆脱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到1889年7月第二国际创立时，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已得到广泛传播，陆续建立了群众性工人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地位。在领导创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过程中，他们先后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重要纲领和文献，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历史任务、纲领策略、组织原则等，不仅“推动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1]（P263），实现了哲学和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真正结合，也为组织上、思想上建党奠定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各国工人政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下不断成长的同时，将社会主义运动由西欧、北美扩展到东欧、拉美和东亚，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推动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助手”。

3.在同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往往给科学理论的宣传和工人阶级斗争带来很大的危害，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从来没有停止或放弃对形形色色非科学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可以说，“同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势力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神话的对抗和澄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本质区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主要写作动机”[11]（P25）。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著作、思想因此而产生、发展和完善，并在广大工人及其政党中广泛传播。

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同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改良主义等错误社会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思想和理论斗争。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就同传教士们所玩弄的一套空洞而无耻的把戏没有什么区别。为此，他们致力于科学理论的论证以及对先进工人的宣传教育，先后撰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到全面批判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第一次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对蒲鲁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和错误经济思想进行深刻批判、对科学共产主义进行经济和哲学的论证，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同时，揭穿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流行思潮的阶级本质，与之彻底划清了界限。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懈地对错误思潮进行理论批判，使工人大众逐步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的实质及其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联系，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日趋衰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实和传播，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日益紧密结合，在正确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失败，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受到严重限制，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如巴枯宁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杜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在工人运动中又重新泛滥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为反击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撰写了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论权威》、《政治冷淡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反对蒲鲁东主义的《论住宅问题》，清算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有力地批驳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深刻地剖析了他们以抽象的原则和主观的意志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极力把各种预先制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现成方案强加给工人运动的空想的特征”[12]（P157）。并在总结巴黎公社和整个工人运动经验基础上，深刻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革命及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及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原理，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和广泛传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科学性，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

4.在与各国的具体革命实际和文化相结合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推动其不断大众化的过程中，基于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价值目标和国际性视野，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一国延伸到多国，从欧洲拓展到美洲及世界各地。但是，各国工人及其政党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后，并不都能自觉地坚持和正确地运用科学的理论及其原则。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努力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多次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对各国工人政党提出了传播、宣传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要与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情况和文化相结合的要求。

马克思始终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P433）“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每个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照搬已有的结论，不能用它裁剪客观实际，必须与工人运动的实际相结合，根据各国革命运动的具体情况而去灵活运用。因而，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根据法国、德国、波兰、瑞士等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无产阶级确定了不同的任务。针对在德国和英美等国出现的各种教条主义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予以严厉的批评和纠正。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批评由大多数德国移民组成的美国社会劳工党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美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而是企图把自己也没弄懂的理论当作教条硬塞给美国工人，活动难以取得积极的成效。要求他们“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3]（P681）。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给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查苏利奇写信时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3]（P669）1884年2月，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政论家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提出了批评：“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3]（P659）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理论只有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确作用——指导实践走向成功，也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理解和掌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非常重视在传播、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与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认为“本土化”、“民族化”是理论大众化的基础。所以，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推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以各种语言文本出版，方便各国或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广大公众都能够直接阅读和学习，易于被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1877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谈到《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情况时说，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从1872年到1893年的12年里，就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写下了7篇序言来看，“本土化”、“民族化”语言文字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国际工人运动不断结合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告诫美国社会劳工党“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国人靠拢”[3]（P394）。既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与本国实际结合，又表明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民族文化相适应，穿起本民族文化的服装，这是掌握本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重要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版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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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1]王平，赵维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的重要性和时机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6）.

[12]刘佩弦.科学社会主义史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