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伴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使命。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场域。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和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和标准。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农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为新时期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和充分的现实积淀。

一、重任在肩：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意义

“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仗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种意愿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认同和大众化。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是农民，在历史发展的许多关键时刻，天下治，始于农村；天下乱，亦始于农村”[2]，因而，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之意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3]农民凭借其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地位上的重要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众群体，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首先，从数量上看，农民是“大众”的主体，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至2005年11月1日零时，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4]由此可见，当前中国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国，农民是中国最具大众意义的大众群体，离开了农民群体就无所谓大众，而只能是小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成为空中楼阁，并最终流于形式，走向失败。其次，从质上看，农民是“大众”的核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中国的农民群体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主力军、同盟者，他们的发展还将决定着未来中国的走向。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农民是革命武装力量的主体,农民人心的向背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正是农民成就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的进步。“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6]要想维护农村稳定，就必须抓住农民。要想抓住农民，就需要掌握农民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意识，只有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农民的思想意识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才能实现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农民群体的重要性，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到农村中去，到农民中去，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达到大众化的目的。

（二）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解决农村和农民发展的现实需要

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解决农村现实问题的需要。我国农村正面临着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和过渡。社会转型，不仅造成农村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必将带来农村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其中尤以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最为突出。从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来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社会转型，给农村带来了喜人的变化，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正在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但是，与此同时，农民身上一些传统的东西逐步淡化，一些新的价值元素正在融入，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构成和意识形态正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交锋，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性也日益增强。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部分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信仰呈下降趋势，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新时期的农村，面临着落后文化、非马克思主义等多元文化的竞争和挑战。封建迷信活动猖獗，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农民集体主义观念淡化、理想信念淡漠、犯罪率增高、信仰宗教等现象的出现，说明当今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精神世界的天平出现倾斜之势。“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和优良的社会风尚不去占领，落后的错误思想和消极不良的社会风气就必然会去占领。”[7]此时，如果不在农村推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就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8]，在农村中大力宣传和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农民的头脑显得非常重要和异常紧迫。

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改造农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对农民的基本特征作过精确的分析，得出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具有动摇性和不稳定性的结论，因而，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使他们在反对压迫的自发斗争中具有政治自觉性。经典作家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农民阶级的分析。新时期的中国农民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严重制约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文明进步，并造成农民的政治认同弱化。“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多久。在当代世界的情况下，个人现代性素质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9]只有用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改造和去除其自身的种种局限性，提高其抵御错误思想侵袭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是当前中国主流价值形态，只有用此来教育农民、武装农民，才能改善农民的局限性，提高其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路多些平坦，少些崎岖。

二、知己知彼：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思维

（一）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有历史性思维

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是伴随着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而展开的，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农民、建设农村的宏伟巨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缩小马克思主义与农民心理的差距，从农民的实际状况出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历史阶段，始终围绕着土地问题，结合各个时期斗争的中心任务，对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长期实践，形成了内容丰富、方法灵活、针对性强、适应性高的农民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一直将其视为重塑社会意识形态、推进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途径。围绕着三大运动，对农民开展了以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教育等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逐渐转到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上，并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深入到农民中，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比较成功地对农民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保证了党在农村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从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2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离和失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走向偏离和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大众化的核心内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进入稳步发展的开拓创新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实现了新结合，是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新开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借鉴和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能够为当前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方法指导和历史支撑，是我们在新时期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历史资源，更是我们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和前提。

（二）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有问题意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任何时代的真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都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发展形势、思想文化传统、社会道德风尚、自然地理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有问题意识，要集中力量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当前，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和现代性观念的源源涌入，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难以回避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来自于农村特定场域和习惯的冲击与排斥，也有来自于作为一种新习惯的马克思主义在融入农村场域中的不当性。马克思主义在农村面对的上述场域挑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好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将会持续下去。而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农村发展、内化于农民的主观性情系统和心智结构，改造和取代农民的传统习惯，使其成为农民身上一种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这就必然会引起农村经济环境、农村权力系统、农村传统旧文化及农民思想和心理特质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和排斥，这既是难以避免的，但同时又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排除和消解。虽然当前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但面向农村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彻底性、宣传多样性、效果实用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是横亘在马克思主义与农民间的一道鸿沟，只有用彻底的理论吸引农民、畅通的渠道走进农民、切实的利益说服农民，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

三、上下求索：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如何提高农村环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度，最大限度地调配各种各类资源，实现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思考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再造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环境基础

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意识形态形塑，而且与农村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存在着强耦合，与它们的解构与再造存在着互动关系。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1]经济地位的特性必然决定精神生活的特性，因而，必须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来强化农民传统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的震荡与裂变，为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物质基础。那么，如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呢？我们认为“一个完善的市场”和“一个好的政府”是发展农村经济所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击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生存所必须的经济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入场。其次，要健全和完善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和规避市场风险，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良性发展，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为推进农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认同的感情积淀。

“土地改革是一场政治运动，运动之所以能推行开，不仅有合适的权力技术，成功的运动伦理，更在于拥有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12]当前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同样需要一个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的支撑。首先，要强化基层政权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导性，平衡乡镇与村级政权权力结构。其次，肯定农村精英和宗族势力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和调动其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正面效应和积极性。再次，要注重提升基层干部素质，化解干群矛盾。最后，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给予农民在农村权力场中的话语权。

外来学说要在异质文化中获得较好较快的传播，必须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存在一定的契合性，契合度越高，传播效果越好，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成功经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农村文化环境的契合度决定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农村大众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大众化。农村文化环境包含的概念是极为广泛而又难以具体量化的，为求研究的全面性，我们主要从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非正式制度——传统儒家文化、宗族及宗教等非马克思主义、封建迷信等反马克思主义来加以研究。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改造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非正式制度，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入场提供新的文化空间和接纳体系。首先，在扬弃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逐步消解和淡化宗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同时，要坚决遏制封建迷信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净化农村文化环境。

（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向农村大众的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的大众性就是“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在农村而言就是理论满足农村需要的程度。完善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建设，就是满足农村和农民的需要。首先，构建符合农村需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在整体上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的同时，做到理论内容的创新、理论形式的下移（通俗化）和理论成果的转换，以吸引农民、走进农民并取信于民，进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其次，组建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业队伍。组建一支理论功底深厚、业务素质高、道德素养好、熟悉农村农民实际的专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是当前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务之急。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对理论工作者自身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而且要求组建完善的队伍机制，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为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最后，明确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理论工作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从选拨机制、培养机制和保障机制三个层面来组建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业队伍，同时注重老、中、青相结合，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共同参与，年龄、职称、经验、学识搭配的合理性。

（三）确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互动式传播理念

传播学的观点告诉我们，接受主体在接受信息时有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主体对信息接受的程度如何主要受三种因素影响：一是接受主体对信息的理解能力；二是接受主体当时的情绪状态；三是信息传递双方之间的关系，即二者在心理上、感情上相互接近和融洽的程度。农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也同样与这三个要素密切相关，只有采取以农民为中心的互动式传播理念才能完善这三个要素。首先，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能力。在这种学习和认知行为的长期循环发展过程中，农民会积累众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养成一定的学习、认知能力和习惯，从而建构起自身独特的“学习偏好”、“认知体系”和“行为方式”，为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主体性的能动力。其次，要注重对农民的研究，把握农民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农民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在于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等层面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农民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推动力，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大众化的实效性。最后，给予农民话语权，增强农民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既包括行为上的互动又包括心理层面的互动，二者只有建立起双向互动的和谐关系，传播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只有在传播者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一个平等交流和相互沟通的桥梁和平台，强化农民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才能使农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口服”，而且心服，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四）采取分层传播的原则

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农民的层次性。农民的层次性是指他们具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身份、社会地位等的不同特性，在向其传播、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应该有所区别。在认真分析农民群体的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精细化的传播、普及，切忌一刀切和模式化，这是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分层传播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将农民分为普通农民、普通党员和村干部三大层次来具体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面向普通农民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采取寓教于乐、寓教于实的形式，间接地、潜移默化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面向普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采取专题学习的形式，直接地、循序渐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面向村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采取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的形式，重点加强对村两委“一把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分层传播的原则下，我们还应重点抓住普通党员和村干部两个关键群体，以此为基点和源头，来带动对普通农民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现马克思主义由点到面的全辐射。

（五）选择适当的传播路径

“新思想新文化并非完全不符合农民的需要，而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符合农民的心理。”[14]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始终贯穿一个思想，那就是切合农民的心理和习惯，只有准确把握和抓住农民的心理和习惯，多维度、多渠道地探索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

1.宣传教育。宣传教育是当前我们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路径。宣传路径所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集中报道和推介；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农村精英的宣传积极性；创新宣传理念，借助传统文化、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来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路径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大众化营造一定的声势和心理环境，从而培养农民对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感情和态度。教育路径主要是依托农村各种教育组织，开展专业化的灌输和引导，这是一种“组织比较严密、程序比较规范、影响比较持久的途径和组织方式，它更注重培养与发展人们的理论感、价值观与世界观”，是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路径。

2.政策保障。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让农民认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认知过程中，他们无疑要看党和国家制定的涉农政策，要听党和国家的涉农言论，即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外化为党和国家制定的涉农政策和涉农言论，只有当党和国家的政策、言论在维护、保障和代表农民利益时，农民才会自觉地认知和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在提供政策方面，要善于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良好的涉农政策。同时，还要建立政策执行机制和效果反馈机制，以保证良好的公共政策能够产生良好的执行效果，从而争取农民对马克思主义情感、行动和实践上的认同和支持。

3.利益引导。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有多么先进，而在于这一思想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看得见的实际利益”。[15]物质需要和利益的满足是农民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内动力，关系到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因而，利益引导是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路径。要发挥利益引导机制的作用，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要保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农民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其次，党和政府及其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积极为农民排忧解难，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困难，使他们能真切而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4.典型示范。树立先进典型，将真理人格化，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好方法。相对广大农民而言，基层党政干部是最重要的示范者，他们对农民的示范作用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因为农民往往是通过他们接触到的干部来看我们党的形象，来认同和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一定要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形象。

“大众化”不是理论的最终归宿，只是验证理论真理性的必经阶段，评价理论大众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取决于人民群众把它应用于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实践无终结，理论无终点。因而，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是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阶段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发展相伴始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探索。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8页。

[2]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6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9]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82页。

[12]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载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6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页。

[14][15] 李方祥《农民传统与马克思主义：1920—4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分析》，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7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