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住所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隔壁住了一位同事，名叫张秉伦，安徽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当时是生物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
老张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肤色偏黑，烟瘾大，牙齿和手指薰得焦黄。他大学学生物学，在科学史所研究生物学史。七十年代末，老张突然对中国及日本的看相术发生兴趣，跑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有关看相、算命、摸骨的书籍通通复印下来，叠在桌上有一尺多高。经过一番研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别人看相。
科学史所没有食堂，我们单身职工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堂搭伙。晚餐后，社科院的职工经常找老张看相。有一次，食堂一位中年女工找他看相，他捏着女工的耳朵，一边观察，一边说：“我看看你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那位女工惊慌失措，急忙挣脱身子，跑进厨房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厨师说：“她嫁过三次人，跟每个丈夫都生过孩子，她现在的男人也不知道她究竟生了多少孩子。”
老张看相渐渐有了一点名气。晚上下班后，经常有人来宿舍找他看相。那时候，老张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商业意识，看相从不收费。来看相的人，顶多送他两盒香烟、一袋糖果之类小礼物。老张屋子里有一幅“相术大师”的横匾，大概是来看相者送给他的最贵重礼物，但他从不挂在墙上。
有天晚上，我在老张屋子里聊天，突然推门进来两位20多岁的姑娘，其中一位在社科院工作，是老张的熟人。另一位姑娘是她的朋友，长得很漂亮，但神色有些憔悴。老张看了漂亮姑娘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了一些生理方面的判断。但姑娘还要求老张说点别的东西。老张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正色地说：“你要我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反正这里没有外人。你做过两次人流（人工流产），现在与男友或丈夫的关系很不好，以后可能会分手。”与老张相识的那位姑娘连连点头，说：“张老师，你看得很准。她已经被男朋友甩了。”
老张对我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科学，也相信耳朵和手掌能反映人的生理、健康方面的信息，这不是封建迷信。但我不相信算命。因此，我一般只判断健康、疾病方面的内容，不谈恋爱婚姻、工作调动、加工资、升官发财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由社会因素决定。但说来也怪，我研究手相时，也看过不少算命书籍。找我看相的，有许多是青年女性，我推断了她们的一般生理状况之后，她们往往还要我说说恋爱、婚姻、工作、前途之类事情。我推辞不了，只好等其他人走后，照算命书的说法单独为她们算命。奇怪的是，很多人居然说我算得很准。”
除了为熟人朋友看相，老张还想搞点研究。他与北京某医院联系，在内科门诊室摆了一张桌子。病人走进来，先由西医大夫按照常规量体温、听心肺、查尿、验血、化验肝功能等，得出诊断意见。老张再用袖珍手电筒和放大镜，观察病人的手掌和耳朵，写出自己的推测，然后与大夫的诊断意见对比。老张说，对于大多数病人，大夫的诊断结果和他基本相同，但老张一般只能判断疾病发生的部位或器官，说不出疾病的名称，他毕竟不是学医的。
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他的母亲来医院看病，老太太的左腿疼痛多年，却从未受过任何伤害，表面也看不出任何病变迹象。她几乎走遍安徽、北京的所有大医院，找过无数著名的中西医大夫看病，一直找不到病因，也治不好腿疼的毛病。老太太一张口说话，老张就知道她是安徽老乡。他看看她的手之后说：“大娘，你年轻时候过的生活一定很苦。”老太太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她儿子忙说，他母亲二十多岁就守寡，一直没有改嫁，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和妹妹抚养成人。
内科大夫为老太太做了全身检查，找不出病因，就叫老张试一试。老张看了她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老太太腿疼的病因在胸腔隔膜，从正面看，位置偏左，但难以判断深浅。内科大夫半信半疑，说：“腿疼跟隔膜有什么关系？”老张说：“咱们先别争论这个问题，先给大娘拍个胸透，最好正面和侧面都拍。”
胸透拍片后，果然发现老太太隔膜上有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瘤，位置偏左，靠近胸前。老张对内科大夫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联系，大娘的身体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这颗小瘤子很可能就是导致她左腿无名疼痛的病因。”
老张说：“看手相和耳相，判断最准的是皮肤的外伤以及器官、组织的受伤，如开刀以后腹部留下的伤痕，长疮后留下的疮疤。对于不信看相的人，我经常首先说出他们身上某个隐秘部门有一道伤疤、一处疮疤或一颗痣，这些生理情况外人一般不易知道，使他们口服心服。”
那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是留学英国回来的老医生，听到医院的人说起老张的神奇本领，认为是天方夜谭，根本不信。有一天，一位医生强行把他拉到门诊室，老张看看他的手掌，又叫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说：“你的第五颈椎出过问题。”内科主任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确实厉害，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有一次打篮球，摔了一跤，把颈椎摔坏了，英国医生给我装了一个不锈钢颈椎，不过这事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医院一位主治大夫曾向老张提议，两人合作研究看相术，被老张借故推脱。他说，相术在科学史所会被视为歪门邪道，而其中蕴藏的秘密其实只有一层纸那么厚，一捅就破，医生的研究条件比他好得多，如搞合作，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他想把这个秘密保留给自己，想退休以后在街头摆摊看相，挣点香烟钱。
老张还与公安部指纹研究所合作，研究人的指纹、掌纹和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指纹研究所一位副所长从东北调来两千多名刑事犯的指纹和掌纹资料，老张把其中的一百多名杀人犯一个不差地辨认出来。后来我发现指纹研究所编写的《指纹学》教材，其中关于指纹学发展史的那一章，作者就是老张。
有次我问老张，他看相有没有失过手，他承认有过一次。那是他为社科院诊所的一位女大夫看相，老张指认这位终身未婚的女大夫曾经怀孕。但女大夫坚决否认此事。老张就用一面镜子作反光镜，指着她右耳上一粒极小的暗色斑点说，这就是她怀孕的证据。女大夫解释说，那是她织毛衣时不小心，右耳被织衣铁针戳破皮而留下的。老张说，他尽管采用小手电和放大镜观察耳朵，还难以区分耳朵上这类伤痕和反映生理状况的斑点。
1983年初，我刚从重庆探亲返回北京，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恰好我在2月要去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就向所里借了差旅费，买好火车票，准备赶回重庆过春节，然后再到昆明开会。临行前那天晚上，老张来我宿舍聊天。我就请他给我看看手相。哪知道他一口回绝道：“我从来不给熟人朋友看相。看对了，对方会说是因为我太了解。”
我说：“我不要你看别的，只要你看三件事。”
他问：“哪三件事？”
我说：“第一，看我从小到大，生过什么严重疾病；第二，看我的大脑功能和状况；第三，看我身体有无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隐患。我小时候的病史，不要说你，连我老婆也不大清楚。”
他说：“那好，我今天就破个例，给朋友看相。”
他仔细观察了我的手掌和耳朵之后说：“如果不算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从小到大，很少生病。你只生过一场重病。我说得对不对？”
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不错。你能看出那次重病发生在哪一年吗？”
老张拿起小手电，又认真观察我的手掌，然后说：“大概在12至14岁。我目前推断水平只能达到两三年的精确度。”
我点点头，说：“讲的不错。那么，你能不能推断出我那场大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个系统？”
他说：“消化系统。”
我又问：“消化系统的哪个器官？口腔、咽喉、食道、胃、肝、胆、十二指肠、小肠、大肠，还是直肠、肛门？”
他说：“应该是在小肠。”
我点头一笑，说：“老张，你还真有两刷子。我13岁那年，刚刚进初中，就得了一场伤寒病，上吐下泻，高烧近40度，我停学一周，又打针又吃药，才慢慢痊愈。而伤寒的病变部位主要就是小肠。你说对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
老张说：“你智商不错，由于我对你比较了解，这个就不算数。你最近的用脑量为70-80%之间。但我发现，几天之前，最多一周，你的大脑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情绪波动。”（“用脑量”是老张发明的术语，用以衡量大脑思维活动的强度）
我挠了挠脑袋，突然想起数天前我坐火车离开重庆，在火车站为一件小事与妻子大吵了一架，我当时非常生气，以至于火车开动之后，一度产生与妻子离婚的念头。但返回北京后，我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掐指一算，那次吵架发生于六天之前。
我对老张说：“第二件事，你大致也说对了。现在你说说第三件事，我有没有癌症、肝炎之类的重大隐患？”
他说：“你没有任何重大隐患，不会得癌症，也没有急性慢性肝炎，但你的呼吸系统不正常。”
我嘿嘿一笑，说：“老张，这件事你可没说对。我的身体，只有呼吸系统最好。我平时极少伤风感冒，很少咳嗽吐痰。小时候，隔壁邻居是个肺结核老病号，母亲怕我受传染，多次带我去医院照X光，以后读中学，升大学，参加工作，多次照X光，肺部连个钙化斑点也没发现。去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体检照光，也没发现问题。”
老张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拿起小手电，把我的耳朵又仔细检视一番，摇摇头，说：“老戴，你的呼吸系统真的不正常，我不骗你。”
我说：“老张，三件事，你说对了两件，准确率达66.67%，还算不错。”
两天以后，我回到重庆的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我托火车站的熟人买了一张卧铺票，准备在家里过了年，初五乘火车去贵阳，然后去昆明。哪知在初四晚上的半夜里，我突然发高烧，全身冒虚汗，妻子急忙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值班医生检查之后，说我患急性肺炎，需立即住院。我住了三天医院，光是吊葡萄糖盐水，粒米未进。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两天，然后乘火车去贵阳和昆明。还好，没有耽误开会。
数年后，我发现老张看相中的一起遗漏。我二十多岁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时，曾得过肾结石，尽管吃中药化除，但老张给我看相时没有看出此事。此外，老张还推断科学史所一位同事的儿子生有杀人犯的手纹，长大后可能会恶性犯罪。此事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当年老张的妻子、孩子在安徽农村，调不进北京。为了解决全家团聚问题，他申请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科学史的教授。
（后记：此文初稿于2001年9月，曾在互联网上张贴，友人打印出来交给老张看。老张表示，其中叙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符事实；另外，原文称公安部指纹研究所副所长调来“一百多名”刑事犯的资料，应为“两千多名”，他辨认出的杀人犯人数不是“二十多名”而是“一百多名”。现予以删除和更正。为保护个人隐私，原文把老张名字改为“方丙仁”。现在老张已患咽喉癌去世，故恢复其真名，以表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