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以现代人物命名的街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此三人，均为捐躯抗日疆场的将领。

经历过抗战的人知道他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一届届中学生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不是听老辈子讲过的话，他们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没有出现这三个原本重要的名字，直到1986年和1992年。

1986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统编初中历史教材的“说明”中写道：对1982年版中的抗日战争部分作了修订。

1982年版教科书中，对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事描述相当简略：“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而在1986年版中，“1937年7月下旬日军全面进攻平津，中国军队顽强抵抗，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1986年版中，叙述同一时段史实的章节，从此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变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

其中，张自忠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出现：“1940年5月，日军以重兵进攻枣宜地区，国民政府军队进行狙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向日军侧后出击，威胁敌人后路。后来，他们被万余日军包围，大部分战士伤亡，张自忠也为国壮烈牺牲。”

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九年义务教育新学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写道：“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为了纪念他们，人们在北平将两条马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以外的著作中得知：1937年7月28日黎明，日军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对北平四周的29军阵地发动总攻，并集结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守军两千余人及投军抗日的爱国学生一千余人浴血奋战，二人均负伤，坚持战场指挥。下午，在奉命向大红门一带转移时，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附近转战时，胸部连中五弹，当场牺牲。1940年5月16日，第33集团军中将司令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他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人签发了烈士证书，作为“国民党将领”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其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正是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34年后，张自忠和佟麟阁进入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又6年，赵登禹进入。

随之进入的，关于抗日战争，还有另一些重要的变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版本中，1956年版和1978年版都没有出现对抗战的全面数据统计，1982年版首次出现。其中，“八年抗战，人民军队共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1986年版中，此项数据变为：“八年抗战，中国抗日军民共消灭日军130余万人（注释：其中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共消灭日军52万余人），伪军118万多人。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新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所编写的2001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讲授抗日战争的一课名为“血肉筑长城”，其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以“中国军队”的线索统摄全文，不再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的表述方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副总编辑兼历史组组长苏寿桐老先生感叹，编历史教材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我这几十年是天天在河边走路啊。有时候晚上突然接到上面的电话，让明天去开会。‘文革’前有一次，突然说是印度抗议我们教材里的地图，把历史上人家的地方划进中国了。总理很生气。于是有人通知我，我连夜搞清楚情况，才知道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这里。”

今年82岁的苏寿桐1953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他调入之后，听社里“传达”过一些情况。解放初，毛泽东曾问：“编教科书有没有专门的机构？”回答是“有，具体由‘人教社’抓”。毛又问社里有多少人，回答是“二三十人”。毛于是说：“那怎么够呢？二三百人都不多，一定要从大中小学优秀的老师中调人！”

苏寿桐说，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各自独立编写教科书。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思想教育阵地非常重要，课本要统一编写，“不能你高兴怎么编就怎么编”。“中央考虑到要抓课本这块阵地，当时成立出版总署，下面专门有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胡乔木、胡愈之、叶圣陶他们都在里面”。

据人教社社史记载：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筹建负责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社名。

苏寿桐回忆，当时的历史编辑室大概有八九个人，是除语文和数学外人最多的。“因为当时学苏联，苏联的历史课时多，特别重视历史”。“班子组起来了，关键是按什么思想编书。当时几乎天天讨论啊。肯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历史，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学术界有争论，我们都研究过，还登门拜访过郑天挺这样的老先生。还好，你讲透了，这些人其实不反对唯物史观。第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能只讲汉族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共产党编的历史，一定要是多民族的。第三，朝代要不要？我们认为还是要的，这毕竟是中国历史的特征。第四，农民起义的问题。毛主席说只有农民的这种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们以同情的观点来写农民起义，这和旧课本是不同的。第五，近代的划分问题。我们认为1840年是近代史的开端。”

这些讨论的产物是1956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共四册。其中第三册由苏寿桐独立编写。“当时由于对曾国藩、李鸿章否定，所以他们办洋务也是错的。我一直的观点是曾、李在办洋务上并没有错，所以就把洋务运动写得比较中性。”

这种“中性”的评价是这样的：“洋务运动的目的不是使中国富强，而是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巩固封建统治，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新式机器的应用，产业工人数量增多，无产阶级力量比以前壮大了。仅仅从这点来说，官办的军需工业还有一点进步作用。”

1978年版中，对洋务运动的定性是：“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82年版中，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后面又加了一句“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2001年版似乎可以理解为提供给中国中学生的最新评价，“洋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不难看出，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逐渐上升。但“基调”似乎变化不大，“客观上”仍旧是一顶摘不掉的“政治帽子”。在苏寿桐之后担任人教社副总编并主持历史组的王宏志女士告诉记者，多年前，她曾被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副主任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对洋务运动的负面评价不能变。”“文革”后期，邓小平恢复工作。苏寿桐向记者回忆了当时他听说的情况。邓小平说：“教材还是要一套的”，于是问起原来那个班子，别人告诉他人教社都解散了，人分到全国各地。邓小平说：“这支队伍建起来不容易，要调回来。”“邓小平有魄力啊！调人困难，他说，给你们156个名额，把人调回来。出版社的房子被铁道兵占了，他说，把西苑饭店拨一座楼给你们。我还记得，那是9号楼。我们提出需要外国教材和资料，他说，给你们10万美元，叫外交部通知各大使馆，注意买教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他点名，‘编教科书的同志全部要请’。”

据社史记载：197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要集中力量编印中小学教材的指示，教育部立即调回了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骨干力量，并从全国各地借调人员编写中小学教材。为贯彻邓小平关于“要引进国外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的指示精神，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中央拨给的10万美元专款，开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购进大中小学教材，供编写教材参考。9月25日，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教育、科学会议代表时，同时接见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成员。

苏寿桐说起自己和同事编的历史教材：“当时我们胆子大，敢提被批臭了的孔子。但用的标题是‘孔子的反动思想’，毕竟胆子还不够大。所以，四人帮被打倒后第一版历史教科书，黑字标题‘孔子’，但是是‘反动思想’。后来我每次出去讲座，说到这个问题，台下都会鼓掌。”

1978年3月第一版、6月第一次印刷的教材中，在“孔子的反动思想”标题下写道：“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而在仅仅9个月后，1978年12月第二版、1979年6月印刷的教材中，标题已变为“孔子的思想”，不过表述并没有变化：“孔子的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可以想见，1978年9月入学的学生和1979年9月入学的学生，其接受的历史信息，有着某种本质的区别。

1986年版中，在“孔子”的标题下，“精神工具”的提法也被取消，表述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2001年版中，标题变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表述为：“后来，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搞历史可悲就在这儿，跟着形势跑。”在谈话中，苏寿桐这样感叹。 （中国青年报）